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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好了，老夫人，”我喊道，“请上桌吧。”
她什么也没说，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我走了过去，搀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桌边，让她坐了下来。她只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我进了厨房，端来她的菜盘，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却碰都不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伸长了脖子。这时我才想起来，赶紧拿出她的围兜，系在她那大大的耳朵下面。
“今晚你又做了些什么饭？”她问道，“说说看，你又胡乱做了些什么？”
“橄榄油烧茄子，”我回答道，“您昨天不是点了这道菜吗！”
“是中午的吗？”
我把盘子推到她跟前。她拿起叉子，自言自语着搅了搅茄子，稍微弄碎后开始吃起来。
“老夫人，您的沙拉也在这儿。”说完我就进了厨房。我给自己也端了一盘茄子，坐下来，开始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盐，雷吉普，盐在哪儿？”
我站了起来，进了厨房，再出来一看，就在她手里拿着呢。
“那不就是您要的盐吗？”
“我也是刚看到，”她说，“我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厨房去了？”
我没回答。
“明天他们不来吗？”
“来，老夫人，他们来！”我说，“您不撒盐吗？”
“你别管！”她说，“他们来吗？”
“明天中午，”我说，“他们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你还做了些别的什么菜？”
我把她吃剩的半个茄子端回厨房，往干净的盘子里盛上豆角，端了出来。看到她又开始厌恶地搅和起豆角来，我便进了厨房，坐下来吃我的饭。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这次要的是胡椒，可我装作没听见。接着她又要水果，我把水果盘放在她的面前。她那瘦骨嶙峋的手就像只疲惫的蜘蛛一样，在桃子上慢慢爬着，最后停了下来。
“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透了。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果蔬店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更多地压在了我身上。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也哗啦啦地响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梅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梅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什么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梅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什么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易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我看了会儿电视，新闻就快播完了。之后我看了看出的牌，看了看正在看玩牌的奈夫扎特，我等他们打完这一局。这一局结束了，可他们没和我说话，而是相互间交谈着，笑着。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又沉浸在了牌局中，又结束了一局。当又开始发牌的时候，为了说些什么，我说道：
“奈夫扎特，今早你给的奶很好。”
他点了点头，眼睛都没离开牌。
“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特别好。”
他又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九点。接着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我太专注于电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那两个年轻人在咯咯地笑。看到他们手里的报纸，我害怕地想道：天啊，我的主，难道又有照片了吗？因为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报纸，丑恶地笑着。别生气，雷吉普！但后来我又想：报纸上有时会登照片；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还会在照片下面登荒谬的文章，就像他们在登裸女和动物园里正在生崽的熊的照片时写的文章一样。我突然转向奈夫扎特，想也没想就说道：
“你好吗？”
他嘟囔些什么，突然转向了我，但我脑子里还在想着照片，因而找不到要说的话，错过了谈话的机会，以至于接下来我觉得无所事事而又望向那两个年轻人。当我对住他们的目光时，他们笑得更加不怀好意了。我扭过头。桌上掉下了一张K。玩牌的人们互相骂着，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之后新的一局又开始了，牌和情绪在不断变换。有照片吗？我突然想到。
“杰米尔！”我叫道，“来杯茶！”
就这样，我找到了消遣的事情来忘记刚才的事，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脑子又想到了年轻人相视而笑着看的报纸。当我再次扭头看时，他们把报纸给了杰米尔，他也在看着他们指的那部分。后来，杰米尔看到我在不安地看着他，感到很不舒服，突然以一种训斥的口气冲年轻人吼道：
“没教养！”
就这样，箭离弦了。我不能再装作没注意到了。我早就应该站起来离开这儿了。那几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杰米尔？”我问道，“那报纸上有什么？”
“没什么！”他说，“太奇怪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了。我努力克制自己，但克制不住。我就像中了邪似的下了凳子，从不出声了的年轻人身边缓缓地走向杰米尔。
“把那报纸给我看看！”
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报纸藏起来的动作。接着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太奇怪了！”他说，“这种事情可能吗？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幕？”然后转向年轻人说道，“没教养！”最后，感谢老天，他把报纸递给了我。
我就像饿狼似的从他手里夺过报纸，翻了开来，心怦怦直跳。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看着他所指的地方。但没有，没有照片。
“在哪儿？”
“这儿！”杰米尔说，他担心地用指尖指了指。
我飞快地看了看他指的地方：
历史专栏……《于斯屈达尔的历史宝库》……《诗人叶海亚·凯末尔和于斯屈达尔》……小一级的标题：《穆罕默德清真寺》……《艾哈迈德清真寺和饮水池》……《谢姆西帕夏清真寺和图书馆》……然后，随着杰米尔的手指下移，我看到了：
《于斯屈达尔侏儒们的家！》
我满脸通红，一口气读完了它：
除此之外，于斯屈达尔曾经有过侏儒们的家。这房子不是为一般人建的，而是为侏儒们建的。这房子完美无缺，只是房间、门窗、楼梯的大小是按照侏儒们的尺寸设计的，普通人必须弯下腰才能进门。根据我们艺术史老师苏黑尔·恩维尔教授的研究，这房子是穆罕默德三世苏丹的妻子、艾哈迈德一世苏丹的母亲韩丹皇后令人建造的，她非常喜爱侏儒。这个女人对侏儒极度偏爱，这是我们的后宫史上的重要记载。韩丹皇后为了让她这些可爱的朋友在她死后能够免受打扰，宁静地生活在一起，派出了皇宫的首席木匠拉马赞师傅。有人说，精湛的木工活把这房子变成了一个微型的杰作。但我们必须说明，由于同一时代游览于斯屈达尔的埃弗利亚·切莱比(1)在书中没有提及，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栋奇怪而又有趣的房子。即使真的有，这奇怪的房子也必定已在1642年吞噬于斯屈达尔的那场著名的大火中消失了。
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腿哆嗦着，汗流浃背。
“算了，雷吉普！”杰米尔说，“你跟这些没教养的人生什么气呀？”
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再看一遍报纸，但我做不到。我像是喘不过气来了。报纸从我手里滑落到了地上。
“来，坐下，”杰米尔说，“这样舒服一点儿。你生气了，伤心了。”接着，他转向年轻人，再一次骂道，“没教养的东西！”
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的地步。”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便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停止出汗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梅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伊斯梅尔等人中间。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梅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梅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我一下子全忘了。
当我快步穿过大道时，我看到了他们——瑟特克先生，他长大成人了，结了婚，身边跟着他的妻子，甚至还有他那个头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停了下来。
“你好，雷吉普先生，”他说，“你好吗？”
我总是等别人先说话。
“你好，瑟特克先生，”我回答道，“谢谢关心。”
我们握了握手。不是和他妻子。他的孩子又害怕又好奇地看着。
“亲爱的，雷吉普先生是天堂堡垒最老的人之一。”
他妻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我高兴极了，身为这里最老的人，我感到很骄傲。
“奶奶好吗？”
“就那样，”我说，“老夫人总是牢骚满腹！”
“已经多少年了！”他说，“法鲁克在哪儿？”
“他们明天来。”我回答说。
他转向他妻子，开始说起法鲁克是他童年时代的伙伴。后来我们分手了，没有握手，只是点了点头。现在他大概是在跟他妻子谈他的童年，谈我，谈小时候我是如何把他们带到井边让他们看我是怎么抓鲻鱼的，然后孩子还会问：爸爸，那个人个头为什么那么小？以前我经常会说，那是因为他母亲没结婚就把他生下来了。瑟特克结了婚，法鲁克也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而母亲因为没结婚就生下了我，所以老夫人便让人把母亲和我们送到了乡下。送我们走之前，她先是用言语，后是用她的拐杖逼迫我母亲和我们，那时我母亲哀求道，老夫人，别这样，孩子们有什么罪？我想有时我耳边还能听到那些话，还能感受到可怕的那一天……
走进电影院所在的那条街，我听到了音乐，这是他们在放电影前播放的。这里灯火通明。我看了看海报：《让我们到天堂相会》。这是一部老片子，海报中，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埃迪兹·洪先是拥抱在了一起，然后是埃迪兹在监狱里，再后来是胡莉娅在唱歌，但在看完影片之前谁也弄不明白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把海报张贴在了外面。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去了售票口，请给我来一张，他撕下票递给我，谢谢，我问道：
“电影好看吗？”
他说他没看过。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有这么一种冲动，想要这么与人交谈。我走进影院，坐到了我的座位上，等着。不一会儿，电影开始了。
先是他们认识了，女孩是个歌手，并不喜欢他，但有一天，男孩把她从他们手里救了出来，女孩便喜欢上了他，她也明白自己爱上了他，但她父亲反对这门婚事。之后男孩进了监狱。中场休息了，我没有随人群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会儿，电影又开始了，女孩与夜总会的老板结了婚，但没有孩子，他们也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丈夫迷恋上了一个坏女人，而埃迪兹也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们便在海峡大桥附近一栋房子里见了面，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唱了歌。听着那首歌我感到有点奇怪。最后，当他要帮她摆脱她那坏丈夫时，她那丈夫却已自食其果，他俩也明白，现在他们可以结婚了。她父亲在他们身后高兴地看着他们，他俩手挽手在路上走着，走着，人影越来越小，电影便结束了。
灯亮了，我们走出电影院，人人都在小声谈论着电影。我也想和人谈谈电影。已经十一点十分了，老夫人肯定还在等我，但我却不想回家。
我径直走向坡上的海滨浴场。也许药店老板凯末尔先生正值着夜班呢，也许他还没有睡意。我会去打扰他，我们会聊一聊，我会跟他讲，他也会看着对面小卖部的灯光下叫喊着赛车的年轻人静静地听我说。看到药店的灯还亮着，我很高兴，他们还没睡。我推开门，风铃响了。哎呀，天哪，不是凯末尔先生，是他老婆。
“你好，”我说，顿了一下，“我要阿司匹林。”
“是一盒，还是一片？”她问道。
“两片。我头疼。还有点郁闷……凯末尔先生……”我说道，可她根本就没在听。她拿了把剪刀，剪了两片阿司匹林，递给了我。我付钱时问道：
“凯末尔先生已经去钓鱼了吗？”
“凯末尔在上面睡觉。”
我看了看阁楼，两拃厚的阁楼上面，他在那儿睡觉。他要是醒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说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教养的年轻人他会说些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说，就那样若有所思，专注地看着外面，而我会说说，我们可以说说话。我拿起了他老婆白皙的小手放下的找头，环顾四周，看见柜台上面放着一本人人都可以翻看的连环画。真是个不错的女人！晚安，我说，没再打扰她，便出了门。风铃又响了响。街上已经空无一人，玩捉迷藏的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没办法，我也回家了。
掩上院子的门，我从百叶窗看到老夫人房里的灯还亮着——我没躺下之前她是不会睡着的。我从厨房门走了进去，锁上门，转了一圈，慢慢地上了楼梯，这时我想：位于于斯屈达尔的房子真的有楼梯吗？那是什么报纸来着？明天到小卖部去要要看，我会问，你这儿有《代言人》报吗？我会说是我们家法鲁克先生要，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专栏很感兴趣……到了楼上，我进了她的房间，她在床上躺着。
“我回来了，老夫人。”我说。
“真了不起！”她说，“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没办法，电影结束得太晚了。”
“门都关好了吗？”
“关好了，”我说，“您有什么想要的吗？我要睡了，别一会儿又把我叫醒。”
“他们明天来，对吗？”
“是的，”我说，“床我已经铺好了，房间也都准备好了。”
“好吧，”她说，“把我的门关好。”
我关上门出去了。我要马上躺下睡觉。我下了楼梯。
(1) 埃弗利亚·切莱比（Evliya Çelebi，1611—1682），土耳其旅行家，他用四十余年时间游历了奥斯曼帝国及周边地区。——中译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