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演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变迁

引言

人们在成长期间对生存安全或不安全程度的感知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本书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理论的修正版本，即演化的现代化理论。它认为，经济和人身的不安全会导致排外主义、强有力的内部团结、威权主义政治以及对共同体传统文化规范的严格遵守。反之，安全的条件会带来对外部共同体更多的宽容、对待新观念更为开放的态度以及更加平等的社会规范。本书分析了涵盖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的调研数据，展示了在最近几十年，经济和人身安全水平的变化在以何种方式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动机，并改变着国家。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生存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人口增长需要充分的食物供给，而饥饿、疾病和暴力却使人口大体保持不变。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强调强有力的共同体内部团结，遵守共同体内部规范，反对外部共同体，以及服从强势领导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排外是很现实的选择：假如一个部落所拥有的土地仅能满足自身所需，当另一个部落试图主张对该地的所有权时，生存就变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零和斗争。在这些条件下，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是整个部落紧密地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形成反对外来者的紧密同盟。这种生存策略可以被称为“威权主义反弹”。相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为更大程度的个人自主和更为开放地对待多样化、变迁及新观念开辟了道路。

将顺从权威与排外主义及其他形式的不宽容联系在一起的观念，首次出现在经典的《权威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1一书中。此书认为，权威主义人格是由严苛的育儿行为造成的个性特征。从一开始，权威主义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2围绕这一议题产生了大量文献。它的原始理论基础和用以检验它的工具大部分都已经被取代，但在过去70年中，许多研究都已证明，服从权威与排外主义、不宽容及遵守共同体规范有关。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对生存不安全的深层反应。对来自调查、实验和统计数据的大量证据进行的回顾总结认为，威权种族主义（authoritarian racism）与政治的和道德的不宽容现象的联系是存在的，它是由个人天生的不宽容倾向造成的，并与社会威胁程度的变化相互作用。3笔者自己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在低水平的生存安全条件下被抚育成人的，他们就往往具有较多的权威主义倾向，反之则反。

在20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使工人阶层被动员起来，参与和支持了工会和左派政党。他们选出了执行再分配政策的政府，这种政府为民众提供了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长期和平的局势给发达工业国家民众带了空前的生存安全感。年轻的社会成员在生存不再成为问题的环境中长大，这带来了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他们从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加强调自由选择、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和宽容同性恋。这又引发了诸如1990年前后的民主化浪潮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重大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