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历史趋势、发展逻辑和现实条件出发，中国已经具备迈向高收入阶段、建设工业强国的坚实基础和综合实力。当然，也要看到，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产业高质量发展遭遇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发展信心偏弱等困难和障碍，这些风险和挑战既有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方向偏差、落地实施效果不理想等原因，并指向中国工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失衡问题似乎始终存在，且在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有着不同反映。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供需失衡是发展性障碍造成的，主要表现在技术供给不足、过度进入、市场培养有限等方面；而传统产业则更多地受限于制度性缺陷，导致落后产能过剩、品牌效应不足等问题。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国际比较看，结构调整唯有在持之以恒的创新中寻找答案。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要素、行业、地区、市场主体、投资与消费、各种政策工具之间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凸显出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围绕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目标，针对不同产业面临的问题，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多样化的政策措施，在创新产业政策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工业高质量发展、维护产业自主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中部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既有知识更新不到位、调查研究不深入、情况掌握不全面、问题抓取不准确导致政策设计不科学、工具选用不合理的原因，也存在投放时机不恰当、落实执行效率不高、政策协同性不足等偏差。尤其是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由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自我迭代节奏快，传统监管方式跟不上技术更新和场景拓展的要求，部分行业和领域政策“超前”与“滞后”并存的问题突出。一方面，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出现了法律盲点和监管死角；另一方面，游戏、内容等产业以及数据资产确权、数据要素定价、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治理逻辑尚未充分显现，产业政策和监管制度难免带有盲目性，一些论证不扎实、协同性不足、匆忙出台的政策偏离了制定初衷，引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带效应，与全球竞争局势、国家战略导向以及行业发展规律、市场主体诉求的贴合度有待提高。

再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安全问题泛化不断强化国家层面前瞻性布局与政策应对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主要经济体纷纷将产业政策作为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结构变革、增强经济韧性、防范安全风险，甚至遏制竞争对手的核心政策工具，政府干预和联盟制衡的触角逐步伸向前沿科技、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与清洁能源转型和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关键矿产等高战略性领域，以更大力度的补贴加快基础设施更新和未来产业发展。面对国际竞争格局嬗变与激烈的全球创新比拼，“优惠+威胁”模式强化了以产业政策应对大国竞争的政策逻辑，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紧密结合、深度捆绑的特征进一步增强，但也由此带来了产业政策应用泛化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国竞争下趋于泛化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基于安全导向和防御性动机，出现了一类与贸易政策相配合，以“封锁打压—反制—再反制”为手段的产业政策，此类产业政策可以称为“对峙型”产业政策，“封锁打压—反制”的反复深度博弈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工具的交互运用渗透到产业链前端的资源环节及各个细分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对分工交换、效率公平等市场化政策目标的偏移。需要认识到，“自损八百”甚至完全不惜代价的“对峙型”产业政策绝非丧失理性之举，相反，这恰恰是世界大变局下产业政策演进的矛盾特征之一。产业政策泛化及对抗性增强的危害不容忽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突破涉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各国长期投入和共同努力，现阶段国际科技合作机制却在很多领域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安全和韧性偏好凸显给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了高昂成本，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秩序的冲击逐步显现。

应该看到，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引发国际关系变轨与全球产业格局重塑，风险重叠并向危机化发展渐成各国面临的“新常态”。直面大变局带来的多重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义凸显，大国需储备更具协同性、更丰富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现阶段中国应对外部风险的政策工具箱仍不够充实，迫切需要在战略层面加强极往知来的顶层设计，而在战术层面则要“长短并重”，有针对性地推出抢先发力的“先手棋”和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作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的根本取向，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科学系统的政策设计以及高效有序的执行实施协同配合，不断克服和战胜各种尖锐矛盾、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工业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