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标好了价格的命运馈赠
1968年，我刚从商学院毕业，就下定决心不参加越南战争。在那之前，我刚和安（Ann）成婚。她也反对战争，而且愿意冒险跟着我一起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
当年，我们抵达了厄瓜多尔的基多。那时我 23 岁，是被派遣到亚马孙雨林深处的聚居区开发信贷和储蓄业务的志愿者，安则负责给土著妇女传授卫生常识和育儿知识。
之前，安去过欧洲，但我是第一次远离美国。我们将飞往一个世界上海拔最高、最贫穷的国家首都。我希望这次旅行能够见识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们从迈阿密搭乘飞机前往基多。当飞机抵达基多时，简陋的跑道让我感到震惊。我倾身靠近坐在中间的安，指着窗外，向坐在靠近过道的厄瓜多尔商人提出疑问：“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吗？”
“我们的国家非常穷。”他表情严肃地点头答道。
我们乘坐公共汽车进城，看到的沿途景象更加糟糕：衣衫褴褛的乞丐拄着自制拐杖，蹒跚地沿街翻动着垃圾；儿童腆着严重肿胀的肚子；骨瘦如柴的狗四处乱窜；人们居住在硬纸板搭成的棚户区里。公交车将我们带到了基多的五星级酒店——洲际酒店。在这个贫穷的国度，洲际酒店就是奢华的代表，我与和平队的其他 30名志愿者将在这里参加为期数日的本地情况介绍会。
听完第一次讲座，我们才知道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封建制欧洲和荒凉的美国西部的结合体。老师提醒我们要为所有潜在危险做好准备：毒蛇、疟疾、水蟒、寄生虫和带着敌意的部落勇士。不过，好消息是，德士古（Texaco）公司在我们驻扎的雨林不远处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我们深信，那些石油将会让厄瓜多尔从贫穷的深渊中跃出，变成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某天下午，我在酒店大堂等电梯时，和一名有着得克萨斯口音的金发男子聊了起来。他是一名地震学家，在德士古公司担任顾问。当他得知我和安是将在雨林里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时，就执意邀请我们到酒店顶楼的豪华餐厅共进晚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我曾看过那家餐厅的菜单，那里一餐饭的费用抵得上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补助。
那天晚上，我喝着玛格丽特鸡尾酒，望着窗外的皮钦查—一座位于厄瓜多尔首都上游的巨大火山。我开始羡慕这个男人，向往他的生活。
他说自己有时会乘坐公务机直接从休斯敦飞到丛林中的简易机场。“我们不需要忍受任何入境和海关的麻烦，”他说道，“厄瓜多尔政府赋予了我们许多特权。”此外，他还曾在雨林中驾驶带空调的房车，就着香槟享用装在精美瓷盘里的菲力牛排。他笑了笑说：“不过，我猜你应该体会不到这些。”
接着，他提到他正在写的《丛林下的石油之海》（A Vast Sea of Oil Beneath the Jungle）。他说，这份报告将向世界银行证明，为这个国家提供巨额贷款的理由很充足，并用来说服华尔街投资德士古等将在此次石油带来的繁荣中受益的企业。
听罢，我非常惊讶，事情的进展怎么可能会如此迅速。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道：“商学院都教了你什么？”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回答他。
“听着，”他说道，“这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我在亚洲、中东和非洲都目睹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轮到这个国家了。地震学报告，加上一个刚刚被发现的巨大油田……”他停顿了一下，接着笑了笑，“一个新兴城市就要诞生了！”
安开始幻想石油将给厄瓜多尔人带来的繁荣景象。
“只有足够聪明的人才能玩这个游戏。”他说。
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长大，这个小镇是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1849年，大批人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这个人靠着向这些淘金者出售铁锹和毯子发家了。随后，他就在俯瞰整个小镇的山顶建造了一栋房子。“商人，”我说，“企业家和银行家。”
“说的没错。如今就是大公司，”他往后斜靠着椅子，“我们掌控了这个国家。不经过海关批准直接入境，只不过是我们享有的诸多特权中微不足道的一项。”
“比如说？”
“那你要了解的可就多了，”他举起手中的马天尼，对着这个城市说道，“首先，我们控制了军队，给他们支付薪水，为他们购买装备。那些印第安人不愿意有人在自己土地上建设钻井平台。当他们攻击我们时，军队就会出面保护我们。在拉丁美洲，控制了军队就意味着控制了总统和法院。我们可以改写法律，制定石油泄漏的惩罚方法、劳务工资，以及所有其他跟我们相关的法律。”
“所有费用都由德士古公司埋单？”安问道。
“也不全是……”他把手伸到桌子对面，轻轻拍了拍安的胳膊。“你也会支付一部分，令尊也一样，美国所有纳税人都在为它埋单。钱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但是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朝着窗外的城市挥了挥手，“都以为是德士古公司承担了所有费用。别忘了，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政变。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当领导人不按我们的规则玩游戏时，这个国家会有事发生。”
“你是说德士古公司会推翻政府吗？”我问道。
他大笑着回答：“我们只会说，如果政府不合作的话，将会被视为苏联的傀儡。它们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民主。中情局可不喜欢这样的政府。”
那个晚上，这名地震学家开启了我对经济杀手系统的认知大门。
接下来几个月，我和安都待在亚马孙雨林里。然后，我们被转移到安第斯山脉。我被分配到砖厂，帮助制砖工人；安则负责培训残障人士，让他们能够胜任当地其他工作。
有人告诉我，砖厂需要提高陈旧砖窑烧制砖块的效率。可是，这些工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来跟我埋怨那些开卡车、在城里拥有房产的人。
厄瓜多尔是个社会流动性很低的国家。瑞卡斯家族（The Ricos）等一小部分富裕家庭掌控了这里的一切，包括商业和政治。他们的代理人以极低价格从砖厂买下砖块，然后以 10 倍的价格卖出去。一个制砖工人曾去找市长抱怨，几天之后，这个制砖工人就被卡车撞死了。
恐惧笼罩了整个社区。人们都跟我打包票说，那个人一定是被谋杀的。我一直都在怀疑其真实性。可是后来，警察局局长宣布这个死者参与了古巴企图将厄瓜多尔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阴谋。他还暗示，所有造成麻烦的制砖工人都会被当成叛乱分子逮捕。
制砖工人恳请我去找瑞卡斯家族。为了平息自己的恐惧，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如果他们让步，瑞卡斯家族就一定会保护他们。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与市长谈判的筹码，而且一个年仅25 岁的外国人试图干预的话，只可能让事态变得更糟糕。除了倾听和同情，我别无他法。
后来我意识到，自西班牙征服此地以来，历任统治者都试图用恐惧统治安第斯人民。瑞卡斯家族只是整个战略的一部分。我很遗憾看到这一切，但我无法为这个社区做任何事情。他们需要学习直面恐惧；他们需要承认自己压抑的愤怒；他们需要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采取行动。他们不应该来找我，让我解决问题。他们需要站起来反抗瑞卡斯家族。
一天傍晚，我和制砖工人谈话时告诉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哪怕冒着被杀害的危险，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过上繁荣、安宁的生活。
意识到如何鼓舞这个社群的过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开始明白，人们本身就是这个阴谋的合谋者，说服他们采取反抗行动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的确起作用了。
砖厂组建了一个合作社。每个家庭都捐赠了砖块，然后合作社用出售这些砖块的收入到市里租了一辆卡车和一间仓库。瑞卡斯家族一直抵制合作社，直到来自挪威的路德会与合作社合作，向其订购了一批砖块用于建造学校。路德会给合作社的价格是瑞卡斯家族的5 倍，但是只有瑞卡斯家族给路德会报价的 50％。绕过瑞卡斯家族，路德会和合作社都获益了。从那之后，合作社逐渐发展起来。
不到一年时间，安和我完成了和平队的任务。那年，我 26 岁，已经不符合征兵要求。后来，我成了一名经济杀手。
在入行时我告诉自己：你在做正确的事情。当时南越败给北越，我接收到的信息是：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苏联的威胁。商学院教授曾教导我，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为了将发展中国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专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当我发现这些都是谎言时，我已经深深地陷入这个系统里。我小时候读的是新罕布什尔寄宿学校。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感觉自己很贫穷。但一夜之间，我赚了很多钱，坐头等舱飞往任何我想去的国家，住最豪华的酒店，在最奢侈的餐馆吃饭，与各国元首会晤。我好不容易做到这些，怎么会想要走出来呢？
然后，梦魇开始了。
我在黑漆漆的酒店房间里醒来，浑身冒着冷汗。我总是会想起自己曾看到过的景象：失去双腿的麻风病人趴在带有轮子的木箱子上，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滑过；男男女女在黏稠的绿色运河里洗澡，旁边的人在河里排便；一具尸体被丢在垃圾堆上，上面爬满了蛆虫和苍蝇；孩子们睡在纸板盒里，与流浪狗争夺残羹冷炙。我意识到，自己在感情上有意识地和这些事情划上了界限。就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没有把这些人当成人类，而是把他们当成“乞丐”“怪人”“他们”。
有一天，我乘坐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的豪华轿车，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一个麻风病人突然把一条血淋淋的手臂残肢伸到车窗前。我的司机大声训斥了他。麻风病人咧嘴笑了笑，没有牙齿的嘴让这个笑容显得很诡异。然后，他便走开了。
这个麻风病人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仿佛他是特地来找我的。他那条血淋淋的手臂像是一种警告，而他的微笑就是信号，仿佛在说：“改革！忏悔！”
由此开始，我更加关注身边的世界和我自己。我渐渐地认识到，尽管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我还是十分痛苦。每天晚上，我都会吃安定药，摄入大量酒精。早上起床后，我又会强迫自己喝咖啡、吃药丸，摇摇晃晃地去谈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
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我相信了那些故事，靠债务支撑我的生活方式。我被恐惧支配了，害怕失败、害怕失去工作。我担心当别人跟我说我需要拥有哪些东西的时候，我却没有。
一天晚上，我惊醒过来，清楚地记得自己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
我走进一个领导人的办公室，他的国家刚刚发现了大量石油。我告诉他：“我们的建筑公司打算从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那里租借设备。我们支付了两倍于市场的价格，然后你就可以和它共享这笔收益了。”
我还向他解释，我们与他那些拥有可口可乐瓶装工厂、经营食品和饮料行业、做劳务承包的朋友做过类似交易。他只需要签署世界银行的贷款协议，雇用美国企业来他所在的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即可。
接着，我看似不经意地提到，如果他拒绝的话，恐怕就要面对“豺狼”了。我用略带嘲讽的口气说了一串名字，如伊朗的摩萨台（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edegh，伊朗民选首相），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 ，危地马拉的民选总统），智利的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Allende Gossens），刚果的卢蒙巴（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以及越南的吴延琰（Ngô Dình Diem）等。
“所有这些人都被推翻了，或者被……”我用一根手指划过脖子，继续说道，“都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我们定下的游戏规则。”
我躺在床上，再次冒出一身冷汗。这个梦就是现实的折射，梦里的一切我都做过。
对我来说，向政府官员开出种种诱人的条件，让他们能向民众证明这些贷款的正当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手下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十分擅长建立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证明用于建设电力系统、公路、港口、机场和工业园区的投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多年来，我也用这些计量经济模型说服自己，让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益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那些基础设施建成后确实增加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这些数据是有偏向的，那些掌握了工业、银行、超市、商场、酒店的家庭获得了大量财富，那些受益于基础设施的企业也蓬勃发展。可是，他们繁荣了，其他所有人却在饱尝辛酸。
原本用于卫生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资金被用来支付贷款利息。最后，本金未能被偿还，该国就此被债务绑架。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杀手”就会出面，要求该国政府低价出售油田或其他资源，再将电力、供水和其他公用事业私有化，卖给公司王国。如此一来，大公司便成了最大赢家。
每次提供此类贷款时，我们提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这些国家将基础设施建设交给我们的工程企业和建筑公司。最后，大部分钱其实都没有离开过美国，它们只是从华盛顿的银行办事处转到了纽约、休斯敦或旧金山的工程办公室而已。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也会确保这些国家向我们的公司购买飞机、药品、拖拉机、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
这笔钱几乎是立即回到了公司王国的成员手中，但借款国必须全额偿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如果经济杀手足够成功，他就能让贷款额变得巨大无比，使借款国在几年后无力偿还贷款。借款国一旦违约，我们的经济杀手就会像黑手党一样，提出苛刻的要求，通常包括以下一条或多条要求：交出联合国投票的控制权、允许美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提供包括石油在内的珍稀资源等。当然，借款国依然需要偿还这笔钱。就这样，又一个国家被纳入全球帝国的体系之中。
这些噩梦让我明白，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开始意识到，就像安第斯砖厂的制砖工人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一样，我也必须为自己负责，为曾经对那些国家的人所做过的事情负责。但在我理解这些内心的涌动有何深意之前，我必须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乡下的、曾经乖巧善良的孩子，究竟是如何卷入如此勾当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