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文版序 被禁忌的，被抹除的
用我的挚友、本书人物之一的话来说，《她是幸存者》是为我母亲举办的一场“文学葬礼”。直至朋友说出这番话，我才完全意识到，在母亲六十六岁时突然不明不白地去世十三年后，我写作这本书，是在回应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这伤痛不仅源于失去了母亲，还源于因未能恰当悼念她而产生的整体性挫败。是否该将母亲的一生公之于众呢，家人和我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需要为她举办葬礼，”一位家人说，“因为没人认识她。”的确，在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母亲几乎不曾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有过交流。而在那之前，她的人生真相也曾被其他许多方式遮盖。她过去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对我来说，这就更有理由让她的生命重见天日。
在母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本书记叙过的一些场景涌上了我的心头——在我的童年，母亲是个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人，这都是我们的生活被母亲的疾病彻底改变之前的记忆。悲痛之中，我开始记录这些记忆，以寻回那位我早已失去的母亲的一些往事。将零碎记忆整理成回忆录的过程，是公开悼念她的未竟事业，也是对“没人认识她”这种论断的一种回应。
从某种意义来说，《她是幸存者》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始于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它的创作历经了三十年岁月。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母亲过去未曾言说的创痛早已悄然渗入我的现在，但也有一些时刻，过去会迸入此时此地，标记出其他有可能的开端，以及我写作中悼念的其他死亡。
这样的时刻一次是在1986年，我的少女时代，当时母亲的病症已变得明显，这也象征着我儿时所了解的那位母亲的死亡。另一次是在1994年，当时我开始应对一个家庭秘密的显露，也即我母亲曾在国家支持的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系统中工作。这一刻，关于我父母如何相识的家庭虚构故事终结了，我的纯真年代结束了。这些死亡催生了全新的探索和知识。
二十三岁时，我开始了一项计划，试图将母亲的生命经历作为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的背景进行了解，这痛苦主宰她的人生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如此之久。不久后，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为了给母亲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她一直梦想着有个孩子能拿到哈佛学位。在哈佛，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1]的作品。她在论文《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的开篇写道：“我之所以会选择理论，是因为我很痛苦——我内心的痛苦太强烈，甚至到了我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我在绝望中选择了求助于理论，希望能够理解——弄懂我周围及内心所发生的事……”读到这些字句的那一瞬间，我的研究开始呈现全新的意义。
也是在《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这门课上，我接到了一项写政治自传的作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写作母亲在美军营地的工作历史，以及我这个韩美混血儿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韩国出生的身世。调查她在韩国生活时期的社会状况，是我理解自身痛苦的一种途径。
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困惑，开始摸索她的历史与我的心理如何交织，这样的过程，加上阅读胡克斯作品的经历，的确构成了一种解放实践。借助理论（以及研究和写作）来理解我自身的状况，是我摆脱家庭耻辱桎梏的第一步，也让我明白：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我成了贝尔·胡克斯的狂热读者，并且在一年后搬到纽约，拜她为师。在她的世界里，我接受了深刻的教育，不仅看清“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了解到写作可以成为抵抗这种父权制的一件武器。她鼓励我深入探索我的家族历史，成为一名作家，勇敢生活。
她还在另一篇题为《选择将边缘作为激进开放性的空间》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构想替代方案的能力，这类方案往往是临时构想出来的。从审美和批判性角度将这种经验进行理论化，是激进文化实践的一项议程。对我来说，这个激进开放性的空间是一个边缘地带——一个影响极大的边缘。将自身定位在这个地带，虽困难却必要。这里并非“安全”地带。人总是处于危险中……边缘性也是激进可能性的发生之地，是一个抵抗的空间。
这些观点使得我能够将自身的痛苦及疏离经历视作可能性，而不是缺陷，从而将之转化。在边缘寻找可替代的归属空间，并将其改造得更适宜居住，这成了我作为学者与作家的核心实践。
两年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不仅再次让母亲感到开心，也为我做家族历史研究提供了结构性框架。我的好奇心受愤怒、悲伤和被背叛感驱动，我将情感上的不适视作我的智性向导。一些教师对我的研究所呈现的私人化和“过于情绪化”的特质表示怀疑或不屑，但我拒绝服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客观”准则。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这个特殊的边缘地带让我备感孤独，直至我在另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即帕特丽夏·克拉夫的课堂上找到一个激进开放性空间。她向学生们介绍了自传式民族志这一方法，说，其“目的在于对观察者进行个人描绘，这在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写作中通常是不被认可的……这样做是为了将民族志作者作为观察的主体—客体，从民族志作者的生活内部来探索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写我自身的家庭创伤，不仅是正当的社会科学研究，还能够使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去殖民化。
我为与博士论文做的研究，后来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也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将重点放在“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上，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经常被译为“美国佬的妓女”，这群人成了萦绕在散居海外的韩国人心头的幽灵。这个形象在韩国可谓过分可见[2]，但由于性工作所关联的羞耻感，或者由于其存在有损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抹除，或者被推入阴影中。无论是讨论朝鲜战争及其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还是与移民及美国韩裔相关的社会学论述，都抹除了她的存在，尽管她在其中意义重大。她往往是家人移民美国的第一环，因此也是美国韩裔的中坚力量。可即便是在这些没有她就不可能存在的社区中，她也是人们躲避的对象。美国韩裔家庭通常将这些女性称为“可耻的家庭秘密”。事实上，家庭正是抹除这些女性的最大力量之一。
我认为，这个人物形象会被阴影笼罩，是由层层叠叠的集体幻想导致，但她所代表的，是从194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美国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约一百万真实存在的韩国女性，还有嫁给美国男人并且移居美国的十万万韩国女性。作为这一系列抹除动作的对象，“洋公主”的形象，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女性被压制的历史，留下的幽灵般的踪迹将会潜伏于下一代心中。
我的第一本书用了亚伯拉罕与托洛克[3]作品中的一个概念，即跨代困扰，作为理论框架。这两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学家曾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进行研究，此概念指出，一代人无法言说的创伤，会变成幽灵留存在下一代的潜意识中。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统治整个家族历史的话语”禁忌，给养了幽灵。
亚伯拉罕和托洛克认为，驱除幽灵的最佳方式是“将禁忌搬上舞台”。说出这些禁忌话语，并将其从能对一个家庭的潜意识造成严重破坏的秘密地窖，搬到公共舞台上进行表演，由此秘密的重量就会被分散给所有观众，这样一来，不管是经历过初始创伤的父母一辈的意识，还是继承了这些无法言说的秘密的子女一辈的潜意识，都能够卸下重担。幽灵也便丧失了伤害的能力。通过写作，我相当于在举行个人的驱魔仪式。
这份工作解放了我，最终也解放了母亲。在我开始向母亲分享第一本书的那一刻，母亲也开始表达将书拿去出版的愿望。也就是说，她表达了她想卸下自己长久以来蒙受的沉重耻辱，减轻自己承受的秘密负担的愿望。但对于那样一种自由，我的家人并没有都做好迎接的准备。
我希望用出版作品的方式，来“将禁忌搬上舞台”演出，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和那些想继续掩埋过去，尤其是我母亲的过去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还希望继续隐瞒我母亲当下的秘密，也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症。2005年前后，在我写作第一本书之时，某位家人向我保证，如果以后他们的孩子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亲的真相，他们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变态，是骗子，是神经病”。我若是想出版，那他家就不再欢迎我，我也不能再和他家孩子有任何联系。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沉默，要么断亲。我选择的是断亲，甚至改掉名字，进一步与他们拉开距离，退到离原生家庭更远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母亲是唯一支持我书写的人。我最重视的，也是她的意见。
虽然写作的后果为我带来了终生痛苦，但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不困难。羞愧与耻辱已经主宰了我家族中如此多的人，但我不会再为其所困了，坚定地说出并感受到这一点，赋予我极大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也不会再被那些要求我粉饰母亲生活的人挟持。
将近二十年前反对我出版第一本书的家人，现在又继续否认这本书所依据的最基本、最容易核实的事实：我母亲在韩国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父亲曾是一名美国商船船员，母亲被确诊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为她做过韩国菜。也正是这些家人，希望不要为我母亲举办葬礼。我们早已被分隔在鸿沟的两岸，该如何纪念母亲，真相该揭露到何种程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永远存在分歧，但我不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这本书，以及我以学者身份出版的前作，都是我个人探索的一部分：我想要剥开包裹家族历史的层层幻想，纪念母亲，她比加诸她身上的矮化标签伟大得多。这本书是我将痛苦理论化的毕生结晶，这里的痛苦，不只是个体经历，也是深陷其中的个体与世代、地缘政治暴力与系统性压迫的历史残留。
曾经，我只能孤军奋战，但《她是幸存者》在美国与韩国出版后，母亲在韩国的一些亲人读到了我的作品，都站到了我这一边。这让我有机会和一些人建立起联系，他们对我母亲的了解是我从未有过的，而这本书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搭建了一个仍在不断扩大的网络，读者们现在能够将我母亲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来认识，从她身上看到自己、他们所爱之人，或者他们自身所处的更为壮阔的历史图景。我希望你也能从这个故事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也能和我一起，认识、缅怀和悼念那些社会认为不值得为之流泪的人。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