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出庭

第一章
逮捕

俄克拉何马州诺曼市2009年4月

肯迪·基尔曼从后视镜中看到警察的时候，距离她在俄克拉何马州诺曼市的公寓大约有4英里。男友史蒂文（Steven）坐在副驾驶，父亲坐在车后座。大家都累了。过去这两天，他们去了趟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市（Springdale）的医院探望突然病倒的祖母，来回差不多开了480英里。整趟旅程到了最后阶段，她开着车，身上还穿着睡衣。

2009年4月17日，父亲接到电话，听到祖母进了医院，诊断结果并不乐观。基尔曼自己有辆车，用来跑杂货店和送继子女布巴（Bubba）及布里塔妮（Brittany）上学倒没什么问题，可跨州跑长途，那是扛不住的。绝望之下，她给肯尼（Kenny）打了电话，他是她前夫和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有辆1996年的蓝色雪佛兰鲁米那。车有点儿老旧，不过他说400美元就可以让她开走。基尔曼给了钱，把登记证书塞进储物箱，然后动身去接男友和父亲。去阿肯色州的路并不复杂：从35号州际公路往北，上了44号州际公路后再往东朝塔尔萨（Tulsa）方向开，之后沿412号公路一直开到斯普林代尔。

在医院短暂探望后，基尔曼一行人当晚在祖母家过夜。他们18日又回了趟医院，祖母的病情有所好转。父亲和男友周一还得上班，于是他们打道回诺曼市。回程路上多了位乘客：祖母养的狗。祖母还在医院躺着，父亲不想把这条狗孤零零丢在家里。

往回开的路上，基尔曼提早下了35号州际公路。她通常不会那么干，但收音机里刚播的新闻提醒前方离俄克拉何马市不远的公路上因一起事故出现交通拥堵。看到警察那会儿，她正在苏讷路上往南开。基尔曼没有超速，她心里清楚。

“我当时并不担心。”她后来告诉我。

一开始，警车追上来，同她并排行驶。然后在他们离家大约3英里时，警察放慢车速落在后面，打开了红蓝光闪烁的警灯。基尔曼靠边停车。警察缓步走到她车前，命令她下车。

她下了车，警察告诉她说车开得有点儿偏左，不过他不是因为这个让她靠边停车。在他们行驶过程中，他注意到挡风玻璃有些异样，以为是条裂缝。的确，那里之前是裂过，不过已经修好了，不至于有什么隐患。他凑近看了就知道没有问题。这位警官用右脚跟支着转过身，问基尔曼能否搜查这辆车。这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操作，不过至少在理论上，警察该有合理的依据才能进行搜查。比如说，他们怀疑车上携带大麻，或者目击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左右乱窜。这位警官并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一项，而基尔曼也没有要求。

连开了几个小时车的基尔曼穿着一身睡衣站在路边疲惫不堪，内心迫切地想要见到同她母亲待在一起的布巴和布里塔妮。她同意警察搜车。她根本没想起这一茬：这辆车到自己手上还不到两天，她是从前夫那里买来的，而自己当初离开他，部分原因是他吸毒。

就在警察和他的搭档车里车外地检查时，他们三个人——基尔曼、父亲以及男友——就在路边坐着。在车的后备厢垫子底下，其中一位警察发现了一些东西，他拿出来搁在车顶。那是一支用来吸食大麻的烟斗。

“这是谁的？”那警察问。车上没有毒品，只有这支烟斗，上面有使用过的痕迹，斗钵里还有残渣。基尔曼解释说，这辆车是她上周五刚买的，专门为了跑一趟阿肯色州。请注意，她没有犯罪记录。她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虽然酒精和毒品是她生活中的常客，但她离它们远远的，这些玩意儿对自己爱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她切身见识过。警察不为所动。基尔曼被拷上手铐，塞进警用巡逻车后座。他们打电话叫了辆拖车把雪佛兰拖走。父亲、史蒂文和祖母的狗被撇在路边。此时将近午饭时间。

“我平生第一次被弄到看守所。”她说。

在克利夫兰县（Cleveland County），看守所位于法院的地下一层。从中午到晚上7点，整整7个小时，基尔曼被拷在长椅上，警察在一旁填表和处理证据。最后，他们给她签了张出庭的传票，放她回家了。她身无分文，也没有车，一路走着回去，大约1英里的路程，从法院向东南方向一直走到棉白杨岭楼群后侧的自家公寓。她被要求下周一出庭面见法官。

*

肯迪1969年5月7日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巴特尔斯维尔市（Bartlesville），父亲肯德尔·基尔曼（Kendall Killman），母亲黛博拉·加勒特（Deborah Garrett）。她的名字全称为肯德丽亚（Kendallia），源自父亲的名字，人们通常称她“肯迪”。父母生她时还很年轻。肯德尔是一名建筑工人，那时候19岁；黛博拉18岁，是一名服务员。巴特尔斯维尔市是一座依靠石油而起的新兴城市，是菲利普斯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 Company）本部所在地。你若是受雇于这家公司，那就好得很，它是全市最大的雇主；若不是，就没什么好处了。(1)该市很少有其他雇主给得起石油行业的待遇。

基尔曼的中间名叫温妮特（Wynette），灵感来自母亲崇拜的美国乡村歌手塔米·温妮特（Tammy Wynette）。被誉为“乡村音乐第一夫人”的温妮特是最早在乡村音乐领域取得商业成功的女性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她先后有20首歌在乡村音乐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她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悲伤的歌曲，唱出了基尔曼的部分人生境遇：《在你男人身边》《直到我能自己来》《离婚》《我难以捉摸的梦》。(2)

基尔曼有两个手足，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她5岁那年，2岁的妹妹去世了。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全家人正聚在一起为她的舅舅庆祝生日。男人们在姥爷的卡车上忙活。这辆皮卡车一侧支着千斤顶，这样姥爷就能干活了。几个孩子在拖斗里一块儿玩耍。

孩子们玩着玩着，卡车另一侧承载过重，渐渐滑离了千斤顶，朝街那一头溜过去。基尔曼、弟弟和堂弟都跳了出去。还有两个星期就到3岁生日的嘉丽·阿蕾妮·加勒特（Carrie Alaine Garrett）向后摔倒，跌出了车外。卡车从她身上碾过，把她轧扁了。后来她被送到医院，确认身亡。

“我们的生活从此不复从前，”基尔曼说，“我那时候才5岁，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她再也没有回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父母提出离婚（虽然后来两人又复婚），在基尔曼的记忆里，夫妻俩靠喝酒来忘却伤痛。他们不停地搬家，居无定所：基尔曼上过两家幼儿园，一年级去了另一所学校，二年级又换了两所。这种状态贯穿着她整个小学教育阶段。他们搬来巴特尔斯维尔市，又搬去郊区，然后去了杰特市（Jet），得克萨斯州的斯奈德市（Snyder）也待过，最后又搬回巴特尔斯维尔，在市里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上了初中以后，他们搬去了杜威市（Dewey），沿75号公路往巴特尔斯维尔市北边去的一座城市，位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东北部。这座人口约有3 400的小镇就坐落在欧塞奇印第安人居留地的西边。(3)在杜威市的家里，基尔曼有自己的房间，这还是第一次。诸如此类都是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可如果你碰巧在贫寒中长大，把个人空间看成稀罕物，你便不会这么觉得了。拥有自己的房间是一种具体的迹象，表明“我们过得还不错”。

不停地搬家，是加勒特一家的常态，很多美国工薪家庭都是如此。他们随工作调动或者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举家搬迁，最终不得不在廉价的公寓里安顿下来，因为住不起更好的房子，抑或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租约导致陷入信用危机。(4)然而比起拥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和稳定职业的家庭，四处漂泊对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含义。穷人的漂泊往往并非出于自愿。那不是一种自主选择，更多的是被驱逐的结果。

基尔曼从小到大并不认为自己家很穷。她的父母一直都有工作。他们一家有安身之地。“我这一辈子都靠薪水过活，”她告诉我，“如果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穷是什么？它就是一条细细的线。我确实是有地方安身的，我没有流落街头。但我仍然需要食品券，这样才能确保家里人每个月都能填饱肚子。”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希普勒（David K. Shipler）在2004年出版的《穷忙》（The Working Poor）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美国人的穷困的：

事实上，对于几乎每个家庭来说，贫穷的成因都有一部分经济原因，一部分心理因素；一部分个人因素，一部分社会原因；一部分过去的影响，一部分现在的情况。每个问题都令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加大，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极其紧密，乃至一个逆转就能产生连锁反应，令结果与最初的起因遥遥难相及。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会令孩子哮喘加重，为此家长就要叫救护车，接着他们会付不起医药费，于是信用记录就有了污点，然后他们的汽车贷款利率就要大幅提高，只好买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因此这位母亲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因而受到限制，于是她只好窝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5)

这是个一旦陷入便可能无法全身而退的循环，尤其当刑事司法系统处心积虑地想让你一直穷下去时，处境更是如此。

*

星期天一整天，基尔曼都在为第二天出庭的事坐立不安。一切都只能凭想象，她此前从未去过那里。克利夫兰县法院是一幢古典复兴风格的3层建筑，20世纪30年代末由美国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出资建造。(6)它位于南琼斯大街和东尤法拉街的交汇拐角处，对面是遗址步道公园（Legacy Trail Park）。县法院出自建筑师沃尔特·瓦尔格特（Walter T. Vahlgert）之手，是诺曼市第三家有着如此造型的法院，第一家已在1904年遭焚毁。

星期一早上到达时，法院已经拥挤不堪。这在全美国的市县级法院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很多司法辖区称这一天为“法定还款日”（law day）。法官当天会审核一连串名单，这些人因为违反条例或者犯轻罪而被逮捕：被开交通罚单、酒后驾驶、噪音扰民、入店行窃、小偷小摸、酒吧斗殴以及情节轻微的言行失检等。就是这些案件把美国的法院堵得水泄不通。几名辩护律师在公诉人旁边的一张桌子周围斟酌案件，有时也会闲适地坐在空荡荡的陪审团席上，听候工作人员叫他们委托人的名字。

这是一项牧民清点牲口似的流水作业。像这样的待审积案，在全美各地的交通法庭、驱逐案件以及刑事传讯中随处可见。程序通常是这样的：法官叫你的名字，确认你本人已到场。你会被问及是否请律师。然后等着公布你下一次出庭的日期，确定该日审判或进行认罪答辩/无罪抗辩。你在这样的审判室坐着等候，通常要耗去半天或者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短短几分钟的机会与法官说上话。有时候可能会有几名囚犯被带进来，戴着镣铐，身穿橙色连体囚服，这是重罪嫌疑人被传讯到庭或者进行抗辩。但在美国的大多数审判室，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都是轻罪。(7)

刑事司法系统在处理此类轻罪待审积案方面力有不逮，《无罪之罚》一书对此有研究，作者兼法学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写道：“由于轻罪案件的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其诉讼进程会倾向于加速办理，这便为它‘赢得了’一些颇不中听的绰号，例如‘放牛式司法’‘流水线正义’‘随到随认律师’‘徒有其名的法官’等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担心，数量如此巨大的轻罪案件‘会让人滋生一种快速结案的执迷心态，而罔顾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实际上，这种量大速决的做法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和尊严经常遭到践踏。”(8)

正如基尔曼在向我描述她第一次出庭受审经历时说的：“没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出了什么事，彼此都很清楚。”她最终落得一次次造访同一间审判室的下场。几年下来，她渐渐地也能认出几张熟面孔。他们都是美国贫困的面孔，被拴在一套以指控为由谋取案件被告人钱财的系统之中。

终于，轮到她了。“肯德丽亚·基尔曼到了吗？”

她站起身，对法官说她没有请律师，也请不起。“好吧，”他说，“填张表，申请公设辩护律师，填好后拿回来交40美元。”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确保联邦刑事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即便他们请不起。(9)原文如下：“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享受下列权利：要求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在州和地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的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罪名的性质和理由；要求与原告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程序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然而，刑事案件被告人享有的这一诉讼权利，是直到196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作出判决后，才确立其适用于所有各州，而不仅限于联邦法院。(10)1961年，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因涉嫌从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Panama City）一家台球厅的自动售货机中盗取钱币而遭到指控。他告诉法官，自己请不起律师，要求法庭免费为他提供一位律师，但遭到法官拒绝，于是只好自我辩护。被定罪后，吉迪恩向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重获自由，因为他认为宪法赋予他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被剥夺了。但吉迪恩遭到州最高法院拒绝，后来他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申诉。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申诉，并在裁决中明确表示，第六修正案同样适用于各州受到重罪指控的被告。吉迪恩最终获得法庭指定的免费辩护律师，出狱重新受审。他赢了官司，最后的判决结论是无罪释放。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将律师帮助权扩大到所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案件被告人。

从那以后，美国各州都建立起某种公设辩护人制度，虽然在运作方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彼此大相径庭。(11)例如，有26个州由州承担运行费用，如拨给检察官、法官和执法部门的各项经费，均由州税收保障。而其他州大都采用混合式的州资助与合同制，在后一种方式中，私人律师按统一标准收费，为贫困的委托人辩护。这些律师并非仅仅依赖于此类合同，他们同时也接受其他报酬丰厚的私人案件委托。

俄克拉何马州是采用混合制的州之一。该州人口最多的两个县——俄克拉何马县和塔尔萨县——拥有自己的公设辩护人系统，由县税收承担运行费用。(12)其他75个县，包括克利夫兰县在内，采用俄克拉何马贫困辩护系统（Oklahoma Indigent Defense System），他们聘请私人律师，根据合同收取定额服务费。然而，这两套系统都严重经费不足，使得这些律师承担的为穷人辩护的业务量过于繁重，同时也在经济方面刺激他们快速处理案件，而这常常是以牺牲有效辩护为代价的。(13)

“长期经费不足已经造成检察官与辩护人之间资源分配极其不均，这动摇了我们刑事法律制度的根基。”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在2019年一份名为《公平之战：实现贫困辩护资源平等》（A Fair Fight： Achieving Indigent Defense Resource Parity）的报告中明确指出。(14)该报告发现，2008年至2012年间，在法庭支出增加的同时，有26个州的公设辩护预算却在减少。有17个州为公设辩护人提供的只有县级经费支持，造成诉讼和辩护方面的巨大差距。何以至此？因为检察官办公室获得的经费数额远在辩护人之上。我们不妨把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想象成数学方程式的两边：等号左右两侧的数值理应相等，然而等式出现失衡，向力求把人投入监狱的一方倾斜，而不利于试图保护被告人宪法所赋权利的一方。

在某些州，如路易斯安那州，公设辩护预算实际上来自诉讼费，这就造成对穷人进行双重征税的局面，因为只有穷人才需要申请公设辩护律师，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申请。(15)这就使得经费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付不起保释金的贫困被告人长时间陷于牢狱之中。他们要等人手不足的公设辩护律师们挤出时间来处理他们的案子。在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一位典型的公设辩护律师每年要处理的案件一度多达19 000宗，这意味着他/她分配给每一位委托人的时间大约为7分钟。密苏里州的情况与之类似。2017年，该州370名公设辩护律师处理的案件总量为82 000宗，每宗案件耗时约9小时，大约只有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推荐时长的五分之一。(16)

“如果宣称支持司法制度公平公正、拥护自由且热爱宪法的立法者都赞成将各类资源分配给为确保公平正义和维护自由而对抗政府的公设律师们，哪怕只有五分钱给其中的每一位，我们也会拥有十分充足的资金支持。”曾在2015年至2019年间担任密苏里州公设辩护人系统负责人的迈克尔·巴瑞特（Michael Barrett）说。2016年，巴瑞特对密苏里州资金缺口极大、业务量极其繁重的公设辩护人系统深感愤懑，于是给时任州长的杰伊·尼克松（Jay Nixon）分派了一宗案件。(17)鉴于巴瑞特是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委员会所雇用的公职人员，他这么做着实令人震惊。但巴瑞特也是孤注一掷。虽然在他的努力之下取得些许进展，说服了密苏里州议会为公设辩护预算增加450万美元，(18)但巴瑞特认为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实际上需要的经费超过2 000万美元，450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然而，有着全美数一数二低税率的密苏里州，自身也面临财政困难。为了平衡预算，原本说好增加的450万美元被尼克松扣留了350万。比起克扣学龄儿童的经费，拿走刑事被告人的钱从政治层面来讲总是更容易些。(19)密苏里州的法律赋予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负责人一项权利，即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把需要公设辩护律师来处理的案件分派给“密苏里州律师协会的任何一位成员”。结果发现，州长本人也是律师，因此具备辩护资格。

尼克松拒绝接受指派，法院站在了他那一边，他因而不必承担替人辩护的责任，不过巴瑞特已经赢得了他想要的全美各大新闻媒体头条。(20)尼克松州长当时已在第二个任期，不能竞选连任，可能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想象一下，如果州长本人代理生活贫困且需要一场有力辩护的委托人出现在法庭上，会引发公众对这个案子多大的关注度。然而尼克松这位主张严厉打击犯罪的前检察官与这个大好机会失之交臂了。

而你又是否了解，在大多数州，符合条件要求州政府指派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实际上可以申请免除相关费用。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也就没有申请。基尔曼自然也没有。这就是最根本的矛盾之处。为了避免因罚金及诉讼费而起的毁灭性债务，被告人需要律师代理；然而聘请律师又需要支付律师费，之后又有各项诉讼费，最终竟要耗费被告人数千美元，而这一切的开端只是一项类似交通罚单这样的轻微罪行。基尔曼第一次站在审判室的时候，只知道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那辆400美元的车了，这才使她陷入如今这般境地，此后还有无尽的麻烦。她怎么也拿不出那40美元律师费，对法官也照实这么说了。

“他看着我，就好像我在扯谎，他让我在陪审团席那边坐着，”基尔曼说，“就这样，我坐在那儿，心想这下要坐牢了。”她在那儿等了4个小时。终于法官再次传唤她了，告诉她那40美元已经被免除，并且有位律师会联系她。6月9日她得再回法庭来。

*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2016年8月

26岁的萨莎·达尔比也请不起律师。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需要请律师。那时候，达尔比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地标公寓，与几位室友同住。她在米其林轮胎公司当叉车司机，时薪10美元。挣得不算太多，但活儿不错，比她一年前干的那份工作要好。

这就是美国贫困问题的真实情况：穷是相对的。非裔美国人加上单身母亲的身份令达尔比的生活日渐艰难。达尔比早年随父母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市（New Bedford）搬来哥伦比亚，前者是首府波士顿（Boston）外围的一座城市，达尔比从小在那儿长大。在新贝德福德，她有资格申请州政府提供的各种援助，如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食品券和医疗补助计划等。如今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挣的比最低工资高，但总的来说，她过去一年的工资稍稍低于17 000美元，仍处于联邦政府为单身母亲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她负担不起请人在家照顾3岁的儿子，好在母亲尚且能帮着带，那时候生活还算过得去。可后来母亲生病了。达尔比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把儿子送到马萨诸塞州的爷爷奶奶家。与此同时，她也会寄钱回去供儿子开销，并且省吃俭用留出路费去看儿子。

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数据显示，在南卡罗来纳州，雇用专人照顾一名4岁幼儿的平均费用每月超过500美元。在美国各州，对于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这笔育儿开支所占的收入百分比已经超过了联邦政府所界定的“可负担得起”这一范畴了。(21)

对达尔比来说，生活尚能应付——不太美好，但不至于糟糕——虽然她很想儿子，但整体而言还过得去。然而好景不长，合租公寓里有些事情变复杂了：她和室友起了冲突，因为钱的事爆发争吵，又因为她俩都在米其林轮胎公司工作，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于是达尔比决定另找住处。但就在正式搬家之前，她和室友又吵起来了，这次演变成肢体碰撞。对达尔比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她小时候被虐待和侵犯过，后来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一开始我们只是讨论，”达尔比说，但后来升级了，“我以为她要动手打我。于是我打了她。”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尽管当时并不觉得。室友报了警，达尔比在门廊里等警察来。警察到了之后，达尔比解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警察给她开了张企图伤害轻罪传票，在她收拾东西时站在一旁等着。她在姐姐家的沙发上凑合了一段时期，直到找着新的住处。

这之后的星期一，达尔比不得不到地方法官丽贝卡·亚当斯（Rebecca Adams）跟前去。她走进审判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为她指派律师的权利。(22)在人家递给她的那张信息表里，有一栏要确认是否需要公设辩护人，费用是40美元。

“我没有40美元。”达尔比说。谁又能责怪她勾选了那个不涉及任何费用的小方框？像达尔比这样的被告人，当她们第一次走进审判室，焦虑不安又身无分文，大半心思只想着如何才能免于坐牢，在这样的情形下勾了错误的选项，这种事情太常发生了。达尔比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告诉她的是，法官有权限免除这笔费用。

达尔比站在亚当斯面前时，心里很没底。她从未进过看守所，也从未到过法院。她不明白眼前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像律师那样替她辩护。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聘请律师。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亚当斯说，“你被控企图伤害罪。你是否明白你被指控的罪名？你是否明白你拥有的权利？”

“明白，法官大人。”

“你想如何答辩？”

“无罪答辩。”

“你选择法官审判还是陪审团审判？”

“法官审判。”

“你是否准备好开庭？”

“准备好了，法官大人。”

“公诉人是否已经准备好？”

“准备好了。”公诉人说。事情就是这样。整个审判过程会持续11分钟，达尔比将亲口给自己定罪。

她把之前对警察说过的话又对法官说了一遍。没错，她是打了室友，可她当时很害怕，便照着心里想的做了。辩护律师会把这种行为定性为正当防卫，如此一来，至少能降低指控。然而，达尔比没有请律师，当她开始争辩时，亚当斯打断了她。

“你确实有打她，对吗？”亚当斯问，“我们进行这场审判，为的什么？”

“我不清楚，”达尔比说，她茫然不解，“我并不熟悉法律用语。”

结案很快。

“经由你本人承认，我判处你有罪，”亚当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为什么要那样打她？简直太愚蠢了。”

“你有工作吗？”亚当斯问。

“有的，法官大人，我有工作。”

“所以你能支付我的罚金咯？还是你宁愿去坐牢？”

最后这两句话透露出有关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现状的很多信息。这位地方法官说的是“我的”，这样的措辞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大有文章。罚金不是私自而为，是由州法律规定的举措。从理论上来讲，罚金乃是用来惩罚违反法律的人或阻止此类行为发生的手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很多法官并不这么认为，而且这不是偶然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美州法院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一个由州法院官员（如法官、法庭书记员等）构成的组织，为其成员出版了一部《收费问题及解决方案手册》（Handbook of Collection Issues and Solutions）。这本类似培训手册的出版物，产生于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系列名为“交通案件中各项罚金与费用收取”的研讨会。这种培训，丽莎·福斯特说，和法官理不理解法律的更精深之处、如何发挥他们保护民权的作用等方面几乎都没什么关系。其主旨就是为了确保法官们应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要求，在收取由穷人支付的变相税款时能够得心应手。美国有太多的法官非但不会为司法独立的丧失感到被冒犯，反而在为他人收取费用没能成功时耿耿于怀，把这当成私事来处理。

例如，1999年，内华达州设立全州特别工作组，目的是“改进法庭施加的罚金及诉讼费收取、财产没收和行政评估”(23)，因为全美国太多市县的法官工作都是由此来界定的。

另一个就是监狱问题。

有几个州，如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对那些还不起服刑期间债务的被告人专门处以监禁。(24)亚当斯当时给达尔比提供了一个入狱的“机会”，而不是让她交罚金，这其实是与魔鬼的交易，只有贫穷的被告人才不得不考虑是否这么做。

“我宁愿交罚金。”达尔比说。

“那好吧，你被判处30天监禁，缓期执行，并缴纳罚金1 000美元。”

达尔比当天写了张支票，付了200美元的首笔罚金。她不确定这张支票能否兑现——这也是为何她之前拒绝支付40美元聘请公设辩护律师——可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达尔比离开法院时，同意今后每月支付175美元，直到欠法院的这笔债全部还清。她知道这其实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

整件事让人莫名惊诧。“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请律师这个选项，”她说，“我不知道当时说审判就审判了。我原先怎么也没料到会要1 000美元。我同意，是因为她是法官、她说了算啊，而且我不想惹麻烦。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笔钱还掉。”

*

密苏里州塞勒姆市2016年4月

如果你想找一处典型图景来定义美国乡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塞勒姆是绝佳之选。当地将近30%的人口用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该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还多。(25)这意味着他们用于生计的年收入少于12 760美元；或者如果你是育有一孩的单身母亲，年收入少于17 420美元。(26)在小镇东边的树林里，偎依着马克·吐温国家林地连绵山峦的，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暂且容身的营地残迹。这些帐篷来来去去，成为塞勒姆随处可见的贫困标志。(27)

曾经有段时期，塞勒姆的工厂可以提供好工作，瓶装厂或者制鞋厂，不过那些日子大多一去不复返。如今沃尔玛成了最大的雇主，其次是当地医院和各级公务员岗位。(28)有些人驱车往北半小时前往罗拉大学城，就为了一份工作。

依傍着松树林，山脚有一条尘土飞杨的马路，沿途散落着曾经充当制毒工场的简易棚屋和拖车式活动房屋，那是在法律限制销售速达菲（Sudafed）、强制停工之前，如今已经被废弃了。现在的冰毒大部分来自墨西哥(29)，速达菲也被阿片类镇痛药，如奥施康定（Oxycontin）和维柯丁（Vicodin），取代，后两者常常是通往海洛因的门户。(30)

有证据表明，沃尔玛大型超市的存在，实际上恰恰会加剧像塞勒姆这种小城镇的贫困程度，因为它使家庭经营的小零售店无以为继：开给雇员的工资低到他们仍然有资格申请食品券，同时又以低于勉强维持的传统店铺的价格出售各类商品。2006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斯特凡·戈茨（Stephan J. Goetz）和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Women）的赫玛·斯瓦米纳坦（Hema Swaminathan）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沃尔玛的存在常常也会使社区的贫困程度加重；或者说，至少在经济繁盛时期，它会使社区脱贫的难度加大。(31)

布鲁克·卑尔根那天去的就是沃尔玛，事后方知那是不幸的开始。当天凌晨3点她还非常清醒，怎么也睡不着，便觉得自己该出门走走。塞勒姆的一头有几家一元店，城乡杂货店则在另一头。但如果你在凌晨3点还毫无睡意，沃尔玛是唯一可去的地方。

9个月前，卑尔根4个月大的女儿阿玛雅·珍尼（Amaya Jaine）在睡梦中死亡。她的生活彻底乱了套。失去孩子时，她才27岁，然而为亲人的离世悲伤难过，对仍涉世未深的她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她已经失去了母亲和一个弟弟。她因为滥用阿片类药物而蹲过一段时间监狱，就在出狱后暗自开心以为自己战胜了药物成瘾，准备开始新生活的节骨眼上，女儿猝然离世。这让她无法承受。

“我当时疯了。”

*

近乎空无一人的超市里，她从一条过道逛到另一条过道。她在购物车里堆满了食物和家居用品，还有一些化妆品。她停在批量商品的货架旁，拿了一盒8.74美元的睫毛膏。往收银台那边去时，睫毛膏从包装盒里掉了出来，她有点恼火，于是漫不经心地把它塞进口袋，丢了包装盒。(32)之后她忘了这茬，在收银台付款时，没有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睫毛膏。将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超市员工拦下了她，问起她口袋里的化妆品。卑尔根一下子慌了。

“我吓坏了，”她说，“我试图逃跑。我知道这很蠢。”

与基尔曼和达尔比不同，这不是卑尔根第一次轻微触犯法律。她当时生活在密苏里州，但艰难的日子从佛罗里达州就开始了，她在那儿长大。“我们那时候很穷。”卑尔根告诉我。她母亲大多数时候都靠各种州援助过活，包括食品券。一家人住在亨利·柯克兰花园公寓，这是巴拿马城埃弗里特大街（Everitt Avenue）上的公共住房建设项目。(33)这片区域，当地人称之为米尔维尔（Millville），始建于19世纪头10年晚期，此前是一片早已关闭的木料场。

弟弟去世时，她才12岁。他那时候只有8岁，在外头玩耍，一辆横冲直撞的卡车越过路边石冲过去轧死了他。卑尔根刚升入中学。她对生父没有概念，那个人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青春期之前司空见惯的焦虑，因为早早经历这么多创伤而被按了加速键。“我当时好愤怒，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卑尔根记得。

13岁那年，她愤怒到在中学里同另一个女生打架，把人打成重伤。那是她第一次惹麻烦，结果被送到一家专收女孩子的青少年管教机构，就是臭名昭著的格林维尔希尔斯学院（Greenville Hills Academy）。那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位于90号公路线上塔拉哈西市（Tallahassee）东边一个老旧铁路小镇上的格林维尔希尔斯学院，距离卑尔根从小生活的狭长城市仅几小时车程，那时候看上去处处洋溢着田园风情，尽管它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一幢幢盖着蓝色金属屋顶的砖混砌块建筑在几百英亩的地面上蔓延开去。然而，2003年至2004年卑尔根在此度过的那段时期，我们很难轻飘飘地将它描述成一所正儿八经的“学院”。她离开之后仅仅过了数年，格林维尔希尔斯学院就因涉嫌虐待和危害其收容的青少年人身安全而被多家州政府机构调查。州里的一条反虐待热线在2年时间内接到200多个举报电话，其中包括多次投诉管教人员使用可能导致骨折的身体禁锢手段。(34)卑尔根本人就见识过。她当时在门的另一侧，听见新人训练营那边有几名管教正在钳制另一名女生。“我听到的尽是她的哭喊声，痛苦的尖叫声，”卑尔根说，“然后我听见骨头折断的声音，我想是她的手臂。

“那是我听过最瘆人的声音。”

对于美国南部许多年轻人来说，少管所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作家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在他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镍币男孩》（The Nickel Boys）一书中描述过这种极其可怖的情形，其选材便是基于佛罗里达州玛丽安娜地区（Marianna）多齐尔男校（Dozier School for Boys）的真实虐童事件。这所少年惩教学校就位于卑尔根被送去的少管所西北边。(35)美国司法部2011年公布了一份记录着多年虐待、暴力和死亡的报告，多齐尔男校罪证确凿，之后便被勒令关闭。(36)

卑尔根走出那所学院后，一切都变了。她在少管所的新生训练营里亲眼所见、亲耳听闻过一些事，这将永远改变她。那是4月27日，她8岁的弟弟去世两周年忌日。她在里面的时候，母亲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原来那个单薄的家，只剩她孑然一身。当时有个她几乎不认识的亲戚，住在密苏里州的罗卡韦海滩（Rockaway Beach），那是位于布兰森（Branson）东北部塔尼科莫湖（Lake Taneycomo）的一个小镇。她搬了家，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会一直待在那边，直到高中毕业。

年龄一到，她便迫不及待找了份工作。卑尔根说，收留她的这个亲戚酗酒，可能会虐待她。工作能让她得到片刻的喘息。一开始她在福赛斯镇（Forsyth）的索尼克汽车餐厅打工，就在罗卡韦海滩的东边。高中时期，她在布兰森镇坦吉尔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的“老海军”服装店打工。这座小镇是密苏里西南部居民全家出游和娱乐的绝佳去处。“我不停地打工，除了打工还是打工，”她说，“从始至终都是这样。”17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卑尔根搬去与男友同住。1年后两人结了婚，搬到了塞勒姆。

她药物上瘾这件事，是一点一点酿成的。起初是一处关节痛。然后为了缓解牙痛，服了片维柯丁。没过多久，阿片类药物成瘾令她欲罢不能。她这种情况并不特殊。2012年至2017年间，在全国性的药物成瘾危机高峰期，美国最大的三家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在密苏里州售出了超过16亿片止痛药。(37)随着危机逐步扩散，全美所有的州——唯独密苏里州除外——都推出了处方药监测计划，医生和执法机关据此可以对阿片类药物滥用进行追踪。这些数据库旨在减少人们去“药物作坊”买药的次数。药物滥用者可能先后去好几处这种地方，找不同医生或药房开药，以满足其麻醉性镇痛药的剂量。密苏里州因为州参议院的几个共和党人阻挠，没能建起这种数据库，导致州内药物滥用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最大的阿片类药物制造商曾经一度在登特县的销售量分摊到每人每年超过60片之多，是密苏里州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38)

当镇痛药很难买到或者价格太高时，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往往会升级演变成海洛因成瘾。(39)卑尔根就是这种情形。

2009年，卑尔根被控犯下持有毒品罪，在州立监狱服刑120天。1年以后，她仍没能让自己走出毒品控制，并多次违反缓刑规定。她再次进了监狱，又被关了120天。密苏里州的监狱里满是像卑尔根这样的人：先是因为非暴力毒品犯罪被关进来，然后因为违反缓刑规定或假释条例被二次监禁。截至2018年，密苏里州各监狱关押的男女服刑人员中，有54%属于第二种情况，与亚利桑那州同时跻身全美前列（爱达荷州位列榜首）。(40)

12月，卑尔根对盗窃轻罪指控作了认罪答辩。这项指控涉及的是她入店行窃那支8.74美元的睫毛膏。(41)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倘若她在缓刑考验期遵纪守法，这1年监禁将暂缓执行。这是密苏里乡村地区司法的双刃剑。乡村地区的法官们量刑听上去很重，这很常见，例如入店行窃判处有期徒刑1年，然后又缓期执行。其本意乃在于，倘若被告没有惹麻烦，他们根本也不用坐牢。这种刑罚听上去挺严重，但同时又挺人性化。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现实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密苏里州及其他地方，轻罪与州重罪指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缓刑由具有营利动机的私营企业监督。(42)这些企业是各州议会削减州缓刑部门，把问题转手县级政府，而后又抛给私营部门之后纷纷涌现出来的。就这样，原本由纳税人承担的开支转移到了被告人自身。塞勒姆的缓刑监管公司MPPS，那时候的负责人是丽莎·布莱克威尔（Lisa Blackwell）。此人是布兰迪·贝尔德法官的多年好友，而这位法官就是卑尔根第一次被指控持有毒品罪时的公诉人。(43)

当时的登特县法院里，布莱克威尔在公诉人旁边有自己的专属座位。这很不可思议。此人未经选举，也不在州政府部门任职，却荣升至此而手握大权，俨然是司法系统名正言顺的一分子。而事实上，她管理着一家私营企业，当审判室里的人们重新回到监狱、继续留在缓刑系统时，她的公司就有利可图。贝尔德法官传唤被告出席付款审查听证会时，会转向布莱克威尔，后者简单出个声、大拇指朝上或向下，就能决定某人是否将再次回到监狱。

卑尔根不知道这回事。被判刑那会儿，她坐牢和还债的循环才刚起了个头。基尔曼和达尔比的遭遇也如出一辙。实际上，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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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uglas Martin， “The Town That Oil Buil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1981， https：//www.nytimes.com/1981/02/22/business/the-town-that-oil-built.html.

(2)　“Tammy Wynette： The ‘Tragic Country Queen，’” NPR， March 14，2010，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4540180.

(3)　“Dewey City， Oklahoma，” U.S. Census Bureau， accessed October 9，2020，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Dewey%20city，%20Oklahoma&tid=ACSDP5Y2018.DP05.

(4)　“Poverty， Housing Insecurity and Student Transiency in Rural Areas，” Penn State College of Education， Center on R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ies， accessed October 9，2020， https：//ed.psu.edu//crec/research/poverty.

(5)　David K. Shipler， 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11.（可参见中译本：戴维·希普勒著，陈丽丽译，《穷忙》，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译者）

(6)　Kevin Latham， “Cleveland County Courthouse，” Exploring Oklahoma History， accessed October 8，2020， http：//blogoklahoma.us/place.aspx?id=732.

(7)　Alexandra Natapoff， Punishment Without Cr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2.

(8)　Natapoff， Punishment Without Crime， 3-4.

(9)　U.S. Const. amend. VI.

(10)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339-340（1963）.

(11)　Bryan Furst， A Fair Fight： Achieving Indigent Defense Resource Parity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September 9，2019），5，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9/Report_A%20Fair%20Fight.pdf； Depar-tment of Jus 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State Public Defender Programs， 2007， September 2010，3，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spdp07.pdf.

(12)　Ryan Gentzler， The Cost Trap： How Excessive Fees Lock Oklahomans In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ithout Boosting State Revenue （Tulsa： Oklahoma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2017），5， https：//okpolicy.org/wp-content/uploads/The-Cost-Trap-How-Excessive-Fees-Lock-Oklahomans-Into-the-Criminal-Justice-System-without-Boosting-State-Revenue-updated.pdf?x35308.

(13)　Ryan Gentzler， “The Indigent Defense System Needs $1.5 million to Avoid Another Constitutional Crisis，” Oklahoma Policy Institute， April 19，2017， https：//okpolicy.org/indigent-defense-system-needs-1-5-million-avoid-another-con-stitutional-crisis/； “Oklahoma Indigent Defense System” （presentation， 2018）accessed October 9，2020， https：//ok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agencies_documents/OIDS_FY19BPR_Presentation.pdf.

(14)　Bryan Furst， A Fair Fight： Achieving Indigent Defense Resource Parity （Bren nan Center for Justice， September 9，2019），13，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9/Report_A%20Fair%20Fight.pdf.

(15)　Furst， A Fair Fight， 6-7.

(16)　Tony Messenger， “New Report Highlights Failure of Missouri， Other States， to Fund Public Defenders，” St.Louis Post-Dispatch， September 9，2019，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new-report-highlights-failure-of-missouri-other-states-to-fund-public-defenders/article_ea9fa7ac-9fdf-5f8c-8697-65d942e0a0f1.html.

(17)　Messenger， “New Report Highlights Failure of Missouri.”

(18)　Margaret Stafford， “Missouri Sued over Low Funding for Public Defender System，” Springfield News-Leader， March 9，2017， https：//www.news-leader.com/story/news/local/missouri/2017/03/09/missouri-sued-low-funding-public-defender-system/98963436/.

(19)　Stafford， “Missouri Sued over Low Funding for Public Defender System.”

(20)　Matt Ford， “A Governor Ordered to Serve as a Public Defender，” Atlantic， August 4，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8/when-the-governor-is-your-lawyer/494453/； Alex Johnson， “Missouri Governor， Who Vetoed Relief for Public Defenders， Appointed as Public Defender，” NBC News， August 4，2016，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missouri-governor-who-vetoed-relief-public-defenders-appointed-public-defender-n623326； Elise Sch-melzer， “Missouri Public Defender， Fed Up with Meager Funding， Appoints Governor to Defend Assault Suspec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6/08/04/mo-public-defender-blames-governor-for-huge-caseload-problem-appoints-him-to-defend-assault-suspect/； Katie Reilly， “Missouri's Governor Cut Funding to the State's Public Defenders. So They Assigned Him a Case，” Time， August 4，2016， https：//time.com/4439083/missouri-public-defender-governor-jay-nixon/.

(21)　“The Cost of Child Care in South Carolina，”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ccessed October 27，2020， https：//www.epi.org/child-care-costs-in-the-united-states/#/SC.

(22)　Joseph Cranney， “These SC Judges Can Have Less Training Than Barbers but Still Decide Thousands of Cases Each Year，” Post and Courier， September 14，2020， https：//www.postandcourier.com/news/these-sc-judges-can-have-less-training-than-barbers-but-still-decide-thousands-of-cases/article_deeac12e-eb6f-11e9-927b-5735a3edbaf1.html.

(23)　Karin D. Martin， “Monetary Myopia：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Revenue from Monetary Sanctions for Misdemeanors，”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 29， Nos. 6-7 （May 10，2018）：630-662.

(24)　Anne Wolfe and Michelle Liu， “Think Debtors Prisons Are a Thing of the Past? Not in Mississippi，” The Marshal Project， January 9，2020，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20/01/09/think-debtors-prisons-are-a-thing-of-the-past-not-in-mississippi； Cranney， “These SC Judges Can Have Less Training Than Barbers.”

(25)　“Salem， Missouri Population 2020，”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Jessica Semega， Melissa Kollar， Emily A. Shrider， and John Creame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9，” U.S. Census Bureau， September 15，2020，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20/demo/p60-270.html#：~：text=The%20official%20poverty%20rate%20in， and%20Table%20B%2D5）.

(26)　“Poverty Guidelin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January 8，2020，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27)　Andrew Sheeley， “Struggling with Poverty： In Dent County and the Ozarks， Another World Exists，” Salem News， February 10，2015， https：//www.thesalemnewsonline.com/news/article_f023a66e-b130-11e4-89a6-e730be7ec6de.html.

(28)　“Dent County，” Meramec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accessed No vember 3，2020， https：//www.meramecregion.org/counties/dent-county/.

(29)　Leah Thorsen， “Missouri Is No Longer the Meth Capital of the U.S.，” St.Louis Post-Dispatch， March 31，2014，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rime-and-courts/missouri-is-no-longer-the-meth-capital-of-the-u-s/article_358b8c90-29ba-5c8f-acba-2bdaf5d6523f.html.

(30)　Camille Phillips， “Prescription Painkiller Abuse Cases on the Rise in Mis-souri Hospitals，” St.Louis Public Radio， October 12，2015， https：//news.stlpublicradio.org/health-science-environment/2015-10-12/prescription-painkiller-abuse-cases-on-the-rise-in-missouri-hospitals.

(31)　Stephan J. Goetz and Hema Swaminathan， Wal-Mart and County-Wide Povert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7， no.2 （June 2006）：220， https：//aese.psu.edu/nercrd/economic-development/for-researchers/poverty-issues/big-boxes/wal-mart-and-poverty/article-wal-mart-and-county-wide-poverty.

(32)　Tony Messenger， “Poor Defendants in Dent， Caldwell Counties Join Not-So-Exclusive $10，000 Club，” St.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16，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poor-defen-dants-in-dent-caldwell-counties-join-not-so/article_aef8e1bf-96c6-56a5-9c82-10fe-ff656721.html.

(33)　“Henry T. Kirkland Apartments，” Panama City Housing Authority， accessed November 3，2020， https：//panamacityhousing.org/henry-t-kirkland-apartments/.

(34)　Carol Marbin Miller and Marc Caputo， “New Claims of Abuse at Boys Camp， October 14，2006，” Miami Herald， October 12，2007， https：//www.miamiherald.com/latest-news/article1928434.html.

(35)　Colson Whitehead， The Nickel Boys （New York： Doubleday， 2019）.

(36)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leases Investigative Findings on the Arthur G. Dozier School for Boys and the Jackson Juvenile Offender Center in Flor-ida，”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2011，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epartment-justice-releases-investigative-findings-arthur-g-dozier-sch-ool-boys-and-jackson.

(37)　Fueling an Epidemic： Report Three： A Flood of 1.6 Billion Doses of Opioids into Missouri and the Need for Stronger DEA Enforcement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Homeland Security & Governmental Affairs Committee， Ranking Member's Office， July 2018），1， https：//www.hsgac.senate.gov/imo/media/doc/REPORT-Fueling%20an%20Epidemic-A%20Flood%20of%201.6%20Billion%20Doses%20of%20Opioids%20into%20Missouri%20and%20the%20Need%20for%20Stronger%20DEA%20Enforcement.pdf.

(38)　Andrew Sheeley， “Dent County Listed Among Regional Leaders for Opioids，” Salem News， August 7，2019， https：//www.thesalemnewsonline.com/article_267f8506-b2db-11e9-8997-8fb43e0700b5.html.

(39)　Phillips， “Prescription Painkiller Abuse Cases on the Rise in Missouri Hospitals.”

(40)　“Confined and Costly： How Supervision Violations Are Filling Prisons and Burdening Budgets，” Justice Center，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June 18，2019， https：//csgjusticecenter.org/publications/confined-costly/.

(41)　Tony Messenger， “Judge Tries to Block Access to Debtors' Prison Hearings in Dent County，” St.Louis Post-Dispatch， November 5，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judge-tries-to-blo-ck-access-to-debtors-prison-hearings/article_ec6a9526-e652-5819-88b0-b5e8fd3b28dc.html.

(42)　Peter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7），30.

(43)　Messenger， “Judge Tries to Block 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