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贫困惩罚
布鲁克·卑尔根（Brooke Bergen）口袋里揣着60美元。
那是2018年11月，这笔钱她次日出庭要用。她希望早上听证会之前自己能设法再凑齐40美元。她问我够不够。
“三位数在我看来是一笔巨款，”她说，“我吓坏了。我真怕她把我再弄回牢里去。”卑尔根口中的“她”是密苏里州登特县（Dent County）巡回法院普通法官（Associate Circuit Court Judge）(1)布兰迪·贝尔德（Brandi Baird）。(2)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法定权力收取被告人在其被羁押于看守所或监狱期间产生的费用。(3)有些司法辖区会为那些拿不出这笔钱的人提供津贴，但也有很多地方不会这么做。卑尔根在登特县看守所蹲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为此她要支付15 900美元。这笔账她一辈子都没法摆脱。她没什么具体的还债计划，被安排每个月面见法官一次，尽其所能还钱。照每月100美元来算，她要分159次、耗时超过13年才能彻底还清。
然而最坏的情况，还不是欠债还钱这么简单。这当然是一大笔钱，比她一年挣的还多。与此同时，法院要求她每个月都要到庭一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后果，这才是最糟心的。换句话说，每隔四个星期，卑尔根就不得不在审判室耗上半天，回答法官提问，答应一点一点偿还她那笔债务。她要是不出现，就会有逮捕令下来抓她。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密苏里中部罗拉（Rolla）大学城一家咖啡馆里，距离塞勒姆市（Salem）以南约半小时车程。卑尔根因为在沃尔玛偷了一支8美元的睫毛膏而被收押。没错，因为一桩盗窃轻罪，卑尔根在破败不堪的县看守所里待了一年。那地方水泥墙壁上直淌水，潮湿的角落四周布满黑色霉菌。就因为“有幸”在那儿待过，她欠下了县政府五位数的费用。对于一个挣的钱从未超过最低工资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一座债务大山，重重地压在她身上。
我们当时身处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还挺应景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正是困扰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一大棘手问题：大城市和小城镇都无从幸免的贫困与刑事司法之间的矛盾。卑尔根是个白人，也是个穷人，她的一生都是如此。她有一头乌黑长发，高高的颧骨，一笑便露出好多颗牙齿。她背负着时下风行的影视剧中扣人心弦的幕后故事。母亲过世后，她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欧扎克斯山区（the Ozarks）中部。她从未见过父亲，年纪轻轻就嫁为人妇为的是逃离那个寄养体系，但后来又离了婚。3年前，因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她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在一个人人熟知彼此那点事儿的镇上，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她背后说闲话。她觉得有些人把宝宝的死怪在了她头上。
这是个甲基苯丙胺(4)、阿片类镇痛药和海洛因泛滥成灾的区域。在阿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这地方人均止痛药消费量高于密苏里州大多数县(5)。塞勒姆位于柏拉图（Plato）以东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柏拉图被公布为全美人口分布中心点，取代了埃德加斯普林斯市（Edgar Springs）的位置，向东和向北推进了一些。(6)想象所有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站在一块硕大无比的平面上，下方的支撑轴摇摇欲坠。这个中心点正好是整个平面取得平衡之处。
作为《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的专栏作家，我从2017年年底开始写像卑尔根这样的人，他/她们生活在像塞勒姆这样遍布密苏里州的小城镇。这些人因为无力支付法院施加的各类罚金及诉讼费而被投入监牢。
“且慢，”圣路易斯经验丰富的律师们会问我，“在密苏里乡下，被告人坐完牢还要交钱？”没错，而且要是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往往还要回到牢里去。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面，即便那些本就吃这碗饭的人，比如律师，都不曾意识到，或者说至少不曾予以深思。可一旦我们拿到台面上说，大多数律师都觉得这种做法很荒唐。我和他们看法一致，于是选择继续把这个州上上下下身陷这种困境的人们的故事写下来。
这些故事不是你在典型的《法律与秩序》节目中所看到的那种。这类节目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描述和刻画或许在加强公众理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都聚焦于重大刑事犯罪及其起诉过程。“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人们通常由独立但具有同等分量的两方来代理，”节目一开始，解说员通常会这么说，“一方是警察，他们负责查案；另一方是地方检察官，他们负责起诉罪犯。”然而，刑事司法系统还有另一面，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其症结在于施加给穷人的经济负担。穷人们深陷重重罚金及诉讼费之网无从脱身。
像强奸和谋杀这样的暴力犯罪往往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而80%经由法庭审理的案件实际上属于轻罪，每年超过1 300万宗。这些轻罪包括入店行窃、持有毒品、超速驾驶、酒后驾车和轻微人身攻击等。这类案件绝大部分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费用或与当事人有关的诉讼费。同卑尔根的情况很相似，一旦定罪，当事人必须缴付这笔钱才能完全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7)这些罚金及诉讼费通常在逮捕时即产生，一直持续到刑满释放，甚至在此之后仍未告结束。事实上，很多被告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欠了法院多少钱，像卑尔根便是如此。要等到他们认罪，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直到服刑期满才会知晓。
有些罚金你可能比较熟悉，像超速驾驶罚100美元、乱丢垃圾罚50美元等。诸如此类乃是作为威慑手段，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交通事故和保持街道整洁。而还有一些费用，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可能就不清楚了。本书要做的，就是对后一类费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此类收费有着不同的目的：这些钱被立法者们特别划定为一种变相税款。有些是给刑事司法系统内部的，如付给书记员和公设辩护人的薪金；有些充当县治安官和法官们的退休基金；还有一些用来解决地方、县、州各级形形色色的开销需要。最后这部分涉及内容包括与以下事项有关的各种开支：虐童罪案调查、脑损伤基金、法律图书馆或法院大楼翻修等。在大多数司法辖区，此类罚金的最大头是因羁押而起：蹲一回看守所或者监狱就好像住了一年酒店。这就是卑尔根的遭遇，她也因此被司法系统牢牢地拴了好些年。
这些费用中，有一些听上去无伤大雅。谁会不愿意支持县治安官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或者为虐童罪案调查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对这种费用的主要收取对象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重负。几乎总是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如卑尔根这样已然处于财务崩溃边缘的人来承担这类开支。这笔债成了一剂催化剂，无力偿还则意味着更长的服刑期和与刑事司法系统持久地打交道，后者让人感觉更像是炼狱，而非一个由公正和法治来定义的机构。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这样一项法令，通常被称作“膳宿费”或者“住宿费”。依照该法令，服刑人员会被收取一定的费用(8)。在密苏里州和俄克拉何马州，还有沿海和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这些“住宿费”的产生最开始是被告人由于某些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而被捕，如小偷小摸或者疏于履行抚育子女义务等(9)。这些被告人中的近80%生活在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是单身，年收入少于12 880美元；如果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少于21 960美元。(10)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要么在当地的小商店里领着最低工资勉强度日；要么在龙卷风季过后充当临时建筑工为别人修缮屋顶；要么像卑尔根这样无业，既无法摆脱毒品罪的阴影，也无从逃离如影随形的刑事司法系统。有些地方羁押期间收费少，如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城（Rapid City）仅需6美元一天(11)；有些则收得多些，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赛德县（Riverside County）高达142美元一天(12)。对那些本就捉襟见肘的人来说，这些法庭债是他们逃不开又无法置之不理的沉重枷锁。(13)“这的确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前法官、非营利性组织“罚金与诉讼费司法中心”（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联合负责人丽莎·福斯特（Lisa Foster）说，(14)“这种情况无处不在。五十个州无一幸免。”(15)
这一现象确乎存在，粉饰太平反倒并非易事，它就是“贫困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整个过程开始于一记猛击——美国宪法保证的公民正当程序权利遭到践踏；接下来就是瞅准时机一记右勾拳，把被告人彻底击倒在地，一记录着法庭种种开销的账单随之将他们埋葬在债务中。好几股力量交互冲撞，造成了美国今天的这一现实，对此，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彼得·埃德尔曼（Peter Edelman）在著作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规模监禁的小兄弟”。(16)
联邦政府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毒品战争”，先是打击墨西哥来的大麻，后是扼住海洛因和“快克”可卡因的崛起势头，助推了这个国家随后在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各项政策。彼时的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奋力告诫年轻人要对毒品“大胆说不”，而她的丈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则把那些对此项建议充耳不闻的人塞满各地监狱。
“短短20年时间，从1980年至2000年，”法学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新吉姆·克劳种族主义》（The New Jim Crow）中写道：“我们国家的监狱服刑人员从大约30万猛增至200多万。截至2007年年底，超过700万美国人，或者说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在押、缓刑或假释状态。”(17)亚历山大把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加剧——尤其针对非裔美国人——与上文提及的“毒品战争”和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也导致法院罚金及诉讼费急剧增长。
随着“毒品战争”打响，州法院系统的开销开始大幅增长，真实反映出监狱人口的增加。从1980年至2013年，各州惩教开支从大约60亿美元激增至超过800亿美元。(18)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帮派活动、谋杀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的比率在美国各个城市急剧攀升。从1987年至1991年，美国凶杀案的发生率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19)
由此引发的后果，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当时的参议员乔·拜登（Joe Biden）的支持下，于1994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反犯罪法案(20)。克林顿提交的法案意在增加对警察部门的经费支持、采取更严厉的刑罚措施以及出资兴建更多的监狱；其中，联邦政府针对累犯实行延长刑期的“三振出局”原则，使整套措施备受瞩目。(21)这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名曰《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下于1994年签署通过。(22)
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另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颇具争议的福利改革法案。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可能导致整整一代美国人陷入贫困。(23)该法案最糟糕的部分出自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政治宣言，重提“老大党”（即共和党）有关美国城市里“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24)滥用联邦政府补助项目、领食品券换取毒品、宁愿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也不愿找工作自力更生的种种陈词滥调。其结果就是，联邦政府的补助条件将怀孕的少女们拒之门外，而且强制增加了严格的工作要求。(25)新法案被称为《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那些被判犯毒品罪的人因此不可能获得食品券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补助。(26)相应地，它也常常使单身母亲陷入两难境地：即便想与孩子的父亲共同生活，她们也没法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就会被取消资格，拿不到赖以维持生活的补助。(27)
很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每日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写过一系列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Columbia）一对住在政府廉租房的夫妇。夫妻二人拥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而且都有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也升了职。然而，晋升却造成了难题：大多数公共援助项目都没有采用浮动费率制，只设有一个生硬的分界点。升职之后，二人合起来的家庭总收入超过了援助的临界点，不能再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失去育儿津贴。讽刺的是，如果不升职，这一家人的生活反倒更优裕，而薪水稍稍上涨就会彻底打乱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做出妥协：夫妻俩有一方决定不升职，刻意使家庭总收入保持在更低水平。穷人常会面对这样极其艰难的选择：买纸尿裤还是付煤气费、钱花在子女抚养上还是诉讼上等等，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他们的困境往往还因为政策制定者们所做的决定而雪上加霜。
随着惩教开支在20世纪末上涨，立法者便想方设法从他们原本弃如敝履的人身上搜刮补偿。那些额外的费用把穷人推向更加贫困的深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偿还能力。在过去这40年，这一恶性循环已经完全渗入刑事司法系统。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针对反犯罪法案的利弊及其对大规模监禁有何影响的争论再一次浮出水面，至少有几位此前支持这些措施的知名民主党人愿意对他们原先所持的立场提出质疑。“我确实认为需要重新讨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些事情。”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大选前夕告诉我(28)。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初期到中期，又有一些别的势力发挥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不良公共政策，使广泛存在于美国各地法院的收取罚金及诉讼费做法变本加厉。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大衰退彻底摧毁了全美各州的预算。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俄克拉何马州政府整体税收收入减少了约21%，直到2019年第二季度才完全恢复。(29)州政府金库大幅缩水，压力继而转嫁给各县市镇。密苏里州也面临着类似的衰退：2010年整体税收收入下降14%，直到2016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就全国来说，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年底美国各州税收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2%，直到2013年才恢复如前。(30)
然而税收减少的同时，其他开支，如医疗补助和惩教费用，却在增加。(31)立法者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平衡预算。不同于联邦政府，大多数州政府没办法“打白条”（意即他们不能赊账，得先筹集资金再开销）。于是有些州加大征税力度，这是传统的解决方案。然而很多州的立法机构，尤其是共和党控制下的各州，奉行的是该党的正统观念：不增新税。
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竞选操盘手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推出了《保护纳税人宣誓书》（Taxpayer Protection Pledge），它后来成了“老大党”的信条。(32)诺奎斯特此前是美国商会的一名演说撰稿人，后来成为美国税收改革的创始人，金里奇的“与美国签约”也有他的一份功劳。(33)2012年，“老大党”党内初选，除一人以外，其余共和党候选人都签署了“不增新税”保证书，此举成为偏向共和党的各州（如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苏里州）的标准操作。(34)然而，鉴于仍然需要平衡州预算，这些人转而做了什么？他们盯上了法院罚金及诉讼费。换言之，立法者发现了一种变相税收，由穷人来买单。这是个应该记住的前车之鉴：当选的政府官员承诺减税，以便实现经济涅槃重生；但现实往往另有乾坤，总有人在某个地方会为此买单，要么是陷入高额大学学费泥潭的中产阶级家庭，要么是行驶于破败不堪的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司机，要么是无力支付刑事司法系统账单的穷人。事实上，司法系统原本由税收提供资金支持。
法院罚金及诉讼费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法院系统的一部分。举例来说，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55年在一辆种族隔离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35)，因而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以违反市政条例的罪名遭到传唤，被处以10美元罚金外加4美元诉讼费。经济大衰退后，立法者越来越多地诉诸罚金及诉讼费，用于为法院的各项工作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久而久之，立法者开始把法院当成小猪储蓄罐，”福斯特说，“其结果相当令人震惊。”
“对于一个可能惹上官司、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说，无力支付这些费用和罚金的惩罚性后果很容易导致当事人与刑事司法系统产生更多纠葛，”俄克拉何马州刑事司法改革机构（Oklahomans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的执行理事克里斯·斯蒂尔（Kris Steele）2019年告诉《塔尔萨世界报》（Tulsa World），(36)“贫困一旦犯罪化，人们因为贫穷而沦为罪犯，那说明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这对任何一个俄克拉何马人来说都是有违情理的。”在过去这10年，有48个州加大了法院罚金及诉讼费的收取力度，其增长幅度令人瞠目。(37)据福斯特称，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就有100亿美元待追讨的罚金及诉讼费。
2009年，年届五十、孩子身患残疾的白人单身母亲肯迪·基尔曼（Kendy Killman）在俄克拉何马南部大学城诺曼市（Norman）一次莫名其妙的交通检查后，遭到涉毒轻罪指控。她被这件事纠缠了10多年。根据该州法律判定的900美元在几年之后翻了3倍还多：她因为无力支付而被拷上手铐拘留，而费用继续上涨。在这整个过程中，她没有犯过任何别的罪行，但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中，艰难地勉强维持生活。
南卡罗来纳州的萨莎·达尔比（Sasha Darby）在列克星敦县（Lexington County）监狱蹲过一段时间后失去了她的孩子。(38)她被控企图伤害罪（assault），起因是与室友发生口角。然而1年多后，她被再次关进监狱，因为付不起强加给她的诉讼费。26岁的她失去了工作和住所，最后还失去了腹中的胎儿，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付不起1 000美元诉讼费的贫穷非裔单身母亲。在很多城镇地区和部分乡村地区，恰恰是有色人种大量受到法院这类敛财手段的影响。(39)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刑事司法政策项目（Criminal Justice Policy Program）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取罚金及诉讼费现象普遍存在于过度监管（overpoliced）的黑人社区，这直接导致美国在监禁方面的巨大种族差异。
还记得菲兰多·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吗？他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St.Paul）的一次交通截停中被枪杀的视频，于2016年夏天的网络上疯传。他事先告诉警察，车上有他合法持有的枪支，然而这位警官（大陪审团后来拒绝指控他）几乎是立即连开数枪将他当场射杀，当时卡斯蒂尔的女友及其女儿还在车上。但卡斯蒂尔的困境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从19岁开始到32岁生命终结，卡斯蒂尔在路上被警察截停过46次，造成共计超过6 000美元的罚金及诉讼费。他活着的时候始终没能摆脱这笔债，到死也没还清。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还清。
这个国家上上下下，无论城市乡村，无论蓝州红州(40)，被控有轻微违纪行为的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正承担着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乔安娜·韦斯（Joanna Weiss）所说的“贫困惩罚”（poverty penalty）。法院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二者之间的纠葛持续几十年，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41)受害者往往仅仅是经济资源匮乏而值得同情的人。但恰恰相反，这套体系给他们贴上罪犯的标签，并把他们当成一种手段来实现其他目的，比如为州治安官增加薪酬。比起发动纳税人为增税投赞成票，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更容易让人接受。变相征税的问题涉及组成美国政府的三个权力机构。立法者通过了这些法律，在经济上搜刮压榨穷人，同时又对选民公开宣称他们并没有增税。
按照当下的运行方式，这套体系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对弱势群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事实：美国是除菲律宾之外唯一一个将金钱保释制度与营利性行业挂钩的国家。在某人被逮捕后，法官会设定保释金（即被告人获得暂时释放并在监外等候审判须缴纳的金额）。如果你很穷，这么做其实没什么意义。你付不起请保释代理人的费用，或者不认识能代理你且拿得出这笔钱的熟人来帮你获得保释。正是在这样一个“未经证实有罪之前即为无辜”的刑事司法系统中，贫穷的被告人从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起，就在很多方面被视为有罪之人。
比方说，你是一位单身母亲，因为被控盗窃轻罪而遭逮捕，法官判定保释金为500美元，这笔钱你拿不出来。你申请公设辩护律师，但要耗上好几天才会有律师分派给你（公设辩护律师要处理的案件多得离谱，这一点我们下文会详细谈到）。一旦分派，该律师接下来会用一周或更多的时间安排探监。你可能在看守所里待上30多天，工作做不成、孩子陪不了。检察官给你提供一次辩诉交易（plea bargain），这是个机会，只要你同意认罪，就能在降低指控的情况下出狱：对已服刑时间（time served）作认罪答辩后，你就可以回家了。谁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易？
然而，检察官和法官通常不会对被告人解释的是，与认罪结伴而来的，是一纸诉讼费账单和服刑期间产生的住宿费账单。在某些州，保释由营利性的私营企业进行监督。他们要求毒品检测、定期报到以及按月缴费。(42)这些公司的逐利动机刺激着他们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违反缓刑规定的案件被告人，导致县看守所里累犯人满为患。一开始听上去恰逢其时的辩诉交易，变得更像是一桩与魔鬼的交易，因为付不起账单而导致的更长刑期在等待着这些被告人。
2014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杀身亡，密苏里州弗格森市（Ferguson）紧接着爆发多场抗议，随后当地交通临检产生的不公正罚金及诉讼费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激辩。布朗是一名非裔青年，当年8月9日被一位白人警官射杀。很多非裔年轻人为他的死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公众对警察暴行和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一更大问题的关注和认识。这些人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是过度监管的目标群体。过度监管存在于把警察局当成收入来源的各个社区，给警察规定交通罚单配额等措施会产生额外的罚金及诉讼费，为那些在别的筹款项目中黔驴技穷的家伙们填补空缺。有关这一问题，州参议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给出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概括：“罚单开，税款来”（taxation by citation）(43)。
施密特是共和党人，后来成为密苏里州总检察长。他2019年上任后的其中一把火，是为支持一宗力求终结上述做法而把官司打到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案子，亲自撰写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书（amicus brief）。“没有任何一条法令授权这种做法，”施密特写道，“它会助长职权滥用，威胁宪法赋予密苏里市民们的各项权利……它几乎没什么好处，却有很多潜在的坏处，使穷人无力承担罚金时面临更长时间监禁和更多债务。”(44)2019年2月6日，一位名叫马修·穆勒（Matthew Mueller）的年轻公设辩护律师把该案件移交到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在解释他的当事人为何受到监禁时，他对法官是这么说的：“他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穷。”(45)此话一语中的，穆勒指出了美国时下盛行的一种乱象。
本书主要通过讲述卑尔根、基尔曼和达尔比三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单身母亲的故事，对这种乱象及其发展和终结进行深入探讨。一个醉心于到处放债而非致力于保障公共安全的刑事司法系统，令她们三人深受其害。她们的故事是更广泛现象的典型缩影。这些故事打开了一扇窗，使人们得以窥见利益与职权滥用形成的可悲循环。它始于一次因轻微过失而起的逮捕，却在认罪答辩、判决和服刑很久以后仍然延续不绝。
对太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与美国司法系统之间的纠葛。好消息是，律师、非营利组织以及为穷人奔走发声的人们（他们当中很多也是这套司法系统的受害者）日渐携手共进，通过提起民事权利诉讼和推动立法，共同致力于终结司法系统职权滥用循环，以此来改变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一个州都面临着来自民权倡导者或政治光谱(46)两端的立法者要求停止这些操作的压力，无论是收取坐牢费、过度收费，还是由于无力支付诉讼费而受到包括吊销驾照在内的惩罚等都涵盖在内。本书同时还讲述了这些热心积极人士的故事——他们的成败得失——并指明了未来改革的方向，以解决（我们大多数人无从看见的）美国司法系统中的双重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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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进付款审查那几天的登特县法院，就能感觉到一种无望。这是贝尔德法官要求已经服完刑的人们重新回到法院的日子。他们被要求还清所欠的诉讼费，或者解释为什么还不了钱。
很多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面。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因为超速被开了罚单，或许你会去法院请求法官从轻发落，尽可能降低对驾驶记录造成的不良影响，然后当天开张支票，付清法官设定的罚金。一切到此为止，你继续过你的好日子。
卑尔根已经认罪且被判刑。她已经服完刑了。她已经偿还对社会欠下的债，却没能偿还对登特县欠下的、需要真金白银来了结的债务。为此，她依然被贝尔德的法庭牢牢拴着，好些年不得解脱。事实上，那天去法庭的人——每次30人，门外排成一条长队——几乎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同密苏里州乡村地区的其他法官一样，贝尔德法官采用了州法令中根本没有提及的一套法律程序——付款审查听证会，用以收取县治安官和州立法机构强加给被告人的各种费用。
一旦被告人服刑期满且收到服刑期间产生的费用账单，贝尔德就会安排每月一次的听证会来收账。如果被告人拿得出，比方说50美元，那么接下来这一个月便相安无事。倘若拿不出，又或者错过了听证会，那就要重新回到监狱里去。
上个月我写过两篇有关贝尔德因被告人未能偿还各项诉讼费用或服刑期间产生的膳宿费而将其投入监牢的文章。(47)其中提到的正是卑尔根、琳恩·班德尔曼（Leann Banderman）和艾米·穆尔（Amy Murr），她们各自犯了轻罪，最后却都演变成蹲看守所、收刑期账单以及一次次重回法院还债的循环。
卑尔根听证会那天，法警试图阻止我旁听。(48)
“在这儿等着。”他说。他想提醒法官注意我在现场。
贝尔德屡次拒绝我为本书提出的采访请求，她不希望我出现在她的庭审现场如此近距离地旁观整个过程。我给她带来了法官们不喜欢的那种公众关注，也促使当地的周报开始在选举年发出各种质问。这是她的法庭，她不需要某个从大城市来的记者说三道四给她惹麻烦。
“您今天不能进入审判室，”法警拖着一口浓重的乡村口音拉长声调告诉我，“您没有遵守最高法院的规定。”
他大概指的是密苏里州法院的一条规定，即记者想要录音或照相，必须征得法庭协调员的许可。(49)可我并没有携带照相机，把手机也留在了车里。我身上带的不过是一支笔和一本记事簿罢了。没有任何规定提到你可以将一名记者拒之门外，或者说因为这种事把任何人拒之门外，不允许其旁听公开庭审。
我的肾上腺素飙升。身负监察之责的新闻工作者正是为这样的时刻而活：新闻工作者要勇敢面对那些质疑程序透明度的公职人员，这一点必须能为公众所知。
我告诉法警，他和法官都误会了。我那天只打算在审判室坐着，他要是阻拦，我不介意花点时间打电话给报社的律师，准备起诉。
法警折回审判室，几分钟后招手让我进去。
“坐到那边去。”
我那天就在现场，报道发生在卑尔根身上的事。她会来吗？她要是没带够钱来，会不会坐牢？我还想看看其他案子是怎么处理的，法官是如何与检察官和公设辩护律师沟通的，以及当地的营利性缓刑公司在这一整天扮演着什么角色。
被践踏的被告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个接一个走到法官面前。有些人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在被叫到名字之前忙不迭地递给缓刑监督官。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他说，他母亲住在圣路易斯，一直在给他寄我写的专栏文章。有几十个像他这样的人，像卑尔根这样，他们面临相同的处境，迫于无奈每个月带着钱来法庭还债。有些人很多年前就被判刑了，如今还得定期来还钱。我看着他们走到法官面前，解释自己能还多少。
这一天，没有人被收押。
“她心情不错，”卑尔根后来告诉我，她指的是法官，“她知道你在那儿呢。”
卑尔根找遍了镇上所有的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弄到了100美元。她交上去，然后被打发走了。只剩15 800美元要还了。
(1) 为避免中文读者产生误解，本文摒弃其字面意思“助理法官”，暂译“普通法官”，指除首席法官（chief judge/presiding judge）以外的美国上诉法院法官。——译者
(2) Tony Messenger， “Judge Tries to Block Access to Debtors' Prison Hearings in Dent County，” St.Louis Post-Dispatch， November 5，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judge-tries-to-block-access-to-debtors-prison-hearings-in-dent-county/article_ec6a9526-e652-5819-88b0-b5e8fd3b28dc.html.
(3) Lauren-Brooke Eisen， Charging Inmates Perpetuates Mass Incarceration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YU School of Law， 2015），4，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8/Report_Charging_Inma-tes_Mass_Incarceration.pdf.
(4) 甲基苯丙胺（meth），又称甲基安非他命、去氧麻黄素，一种强效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译者
(5) Fueling an Epidemic （U.S. Senate Homeland Security & Govermental Affairs Committee 2018），10，12， https：//www.hsgac.senate.gov/imo/media/doc/REPORTFueling%20an%20EpidemicA%20Flood%20of%201.6%20Billion%20Doses%20of%20Opioids%20into%20Missouri%20and%20the%20Need%20for%20Stronger%20DEA%20Enforcement.pdf； Andrew Sheeley， “Dent County Among State's Hardest Hit by Opioids， According to McCaskill Report，” Salem News Online， July 17，2018， https：//www.thesalemnewsonline.com/news/local_news/article_fa91ffc6-89d4-11e8-a8c3-1faaa1264e18.html.
(6) “2010 Census： Center of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accessed October 7，2020，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center-of-popula-tion.html#：~：text=The%20National%20Mean%20Center%20of， residents%20were%20of%20identical%20weight.
(7) Alexandra Natapoff， Punishment Without Cr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2，125.（可参见中译本：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著，郭航译，《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译者）
(8) Peter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7），18.
(9) Tony Messenger， “St.Francois County Judge Sends Another Grandma to Prison Over Court Costs，” St.Louis Post-Dispatch， August 22，2017，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st-francois-county-judge-sends-another-grandma-to-prison/article_8e7408d5-afec-5e69-bc3a-50fa93706deb.html.
(10) “2020 Poverty Guidelines，”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January 21，2020， https：//aspe.hhs.gov/2020-poverty-guidelines.
(11) Lauren-Brooke Eisen， “Paying for Your Time： How Charging Inmates Fees Behind Bars May Violate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YU School of Law， July 31，2014，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paying-your-time-how-charging-inmates-fees-behind-bars-may-violate.
(12)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18.
(13) Messenger， “St.Francois County Judge Sends Another Grandma to Prison.”
(14) 若无特别注释，书内采访内容一律为本书作者于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间通过电话、邮件或面谈的形式获取，采访对象有：布鲁克·卑尔根、肯迪·基尔曼、萨莎·达尔比、丽莎·福斯特、乔安娜·韦斯、吉尔·韦布、马修·穆勒、迈克尔·巴瑞特、亚历克·卡拉卡特萨尼斯、迈克尔-约翰·沃斯、彼得·埃德尔曼、布鲁斯·德格鲁特、迈克尔·沃尔夫、洛蕾塔·拉德福德、梅根·泰勒、努斯拉特·乔杜里、迈克尔·米尔顿、安娜·奥德加德、约翰·莱施、南希·佩洛西、吉姆·罗斯、布拉德·科尔伯特、劳莉·特劳布、拉肖恩·凯西、萨缪尔·布鲁克、基利·范特、阿什利·甘特、布雷克·斯特罗德、弗兰克·瓦特洛特、阿蒂娅·霍利。书中部分报告来自本书作者为《圣路易斯邮报》撰写的工作成果。所有引自这些报告的事实数据都将如实援引。
(15) “Team： Leadership，” Fines & Fees Justice Center， updated 2018， https：//finesandfeesjusticecenter.org/team/.
(16) Peter B. Edelman，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Much More to Do，” Duke Law Journal Online 69 （April 2020）：114， https：//dlj.law.duke.edu/2020/04/criminalizationofpoverty/.
(1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2），60.
(18) John F. Pfaff， Locked In： The Tru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How to Achieve Real Ref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94.
(19) “Trends in Rates of Homicide—United States， 1985-1994，”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ast reviewed May 2，2001， 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00042178.htm#00000888.gif.
(20)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Astead W. Herndon， “‘Lock the S.O.B.s Up’： Joe Biden and the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 New York Times， June 25，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5/us/joe-biden-crime-laws.html.
(21)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56.
(22) Pub. L. 103-322，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 42 U.S.C. §136（1994）.
(23)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57.
(24) 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右翼势力对之前的福利制度不满，掀起批判女性单亲家庭的风潮，尤其黑人单亲女性被政治家和新闻界用夸张煽动的语言形容为“福利女王”或“社会寄生虫”。她们被描绘成贫穷、懒惰、滥交的代名词。1976年，里根在一次竞选演说中第一次提到“福利女王”的说法。尽管后来经过调查得知，他在演讲中对那位黑人单身母亲的描述有诸多失实之处，但“福利女王”的说法还是流传开来，成为黑人单身母亲的代名词。——译者
(25) Alma Carten， “The Racist Roots of Welfare Reform，” New Republic， August 22，2016，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36200/racist-roots-welfare-reform.
(26) Pub. L. 104-193，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110 Stat. 2105；42 U.S.C. §862（a）；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157-158.
(27) David K. Shipler， The Working Po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41-42.
(28) Tony Messenger， “Pelosi Suggests a ‘Revisit’ of '90s Crime Policies； Lamar Johnson Case Offers That Chance，” St.Louis Post-Dispatch， August 21，2019，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pelosi-suggests-a-revisit-of-90s-crime-policies-lamar-johnson-case-offers-that-chance/arti-cle_47217076-b904-592d-9c8a-7eabba8e350e.html.
(29) Barb Rosewicz， Justin Theal， and Alexandre Fall， “Decade After Recession， Tax Revenue Higher in 45 States，” Pew Charitable Trusts， January 9，2020，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articles/2020/01/09/decade-after-recession-tax-revenue-higher-in-45-states.
(30) “Fiscal 50： State Trends and Analysis，” Pew Charitable Trusts， Pew Center for the States， last updated September 4，2020，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data-visualizations/2014/fiscal-50#ind0.
(31) Tracy Gordon， “State and Local Budget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December 31，201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tate-and-local-budgets-and-the-great-recession/； Lisa Lambert， “States Seek to Escape Rising Prison Costs，” Reuters， May 20，2011，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instant-article/idUSTRE74J3S920110520.
(32) “About the Taxpayer Protection Pledge，” Americans for Tax Reform， accessed October 10，2020， https：//www.atr.org/about-the-pledge.
(33) Bob Dreyfuss， “Grover Norquist： ‘Field Marshal’ of the Bush Plan，” Nation， April 26，200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grover-norquist-field-marshal-bush-plan/.
(34) Paul Waldman， “Nearly All the GOP Candidates Bow Down to Grover Norquis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3，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lum-line/wp/2015/08/13/nearly-all-the-gop-candidates-bow-down-to-grover-nor-quist/.
(35) 罗莎·帕克斯实际上坐的是后排“有色人种区”的最前排，除非车上人很多，否则这里通常被认为是“无人地带”。如果有白人站着，那么非裔美国人应该让座，但帕克斯拒绝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她累了，而是“厌倦了屈服”。——译者
(36) Corey Jones， “How Much Does Oklahoma Rely on Court Collections to Fund Government? ‘We Reach a Point Where We Begin to Criminalize Poverty，’” Tulsa World， May 7，2019， https：//tulsaworld.com/news/local/crime-and-courts/how-much-does-oklahoma-rely-on-court-collections-to-fund-government-we-reach-a-po-int/article_81cb716e-791d-5053-a6d0-6e22d9a2229a.html.
(37) Karin D. Martin， Sandra Susan Smith， and Wendy Still， “Shackled to Debt： Criminal Justice Financial Obligations and the Barriers to Re-Entry They Create，” New Thinking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no.4 （January 2017）：5，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nij/249976.pdf.
(38) Joseph Cranney， “These SC Judges Can Have Less Training Than Barbers but Still Decide Thousands of Cases Each Year，” Post and Courier， September 14，2020， https：//www.postandcourier.com/news/these-sc-judges-can-have-less-training-than-barbers-but-still-decide-thousands-of-cases/article_deeac12e-eb6f-11e9-927b-5735a3edbaf1.html.
(39) Natapoff， Punishment Without Crime， 154； Tony Messenger， “Latest Debtors' Prison Lawsuit Straddles Missouri's Urban-Rural Divide，” St.Louis Post-Dispatch， December 15，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latest-debtors-prison-lawsuit-straddles-misso-uris-urban-rural-divide/article_c0ea89b0-a271-59ce-95a4-aaae96e0d535.html.
(40) 以颜色来代表美国各地政治倾向的做法源远流长，红州与蓝州即意指美国近年来选举得票数分布的倾向：其中红色代表共和党，长期倾向于支持该党的州称为“红州”；蓝色代表民主党，长期倾向于支持该党的州称为“蓝州”。美国虽然有50个州，但有30—40个红州和蓝州的选举不影响大选结果，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少数几个州，一般被称作“摇摆州”。——译者
(41) Eisen， Charging Inmates Perpetuates Mass Incarceration， 3.
(42)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30.
(43) Eric Schmitt， “‘Taxation by Citation’ Undermines Trust Between Cops and Citizens，”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7，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taxation-by-citation-undermines-trust-between-cops-and-citizens-1438987412.
(44) Tony Messenger， “New Attorney General Joins the Fight Against Debtors Prisons in Missouri，” St.Louis Post-Dispatch， January 8，2019，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new-attorney-general-joins-the-fight-against-debtors-prisons-in-missouri/article_7f77d9ce-e7e2-5ff5-b905-e034a6c1ceb8.html.
(45) Oral Argument at 1：20， State v. Richey， 569 S.W.3d 420，421 （Mo. banc 2019）.
(46) 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一种用来量度个人政治立场倾向的工具。——译者
(47) Tony Messenger， “Poor Defendants in Dent， Caldwell Counties Join Not-So-Exclusive $10，000 Club，” St.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16，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poor-defen-dants-in-dent-caldwell-counties-join-not-so/article_aef8e1bf-96c6-56a5-9c82-10f-eff656721.html； Tony Messenger， “Jailed for Being Poor Is a Missouri Epidemic，” St.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9，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jailed-for-being-poor-is-a-mi-ssouri-epidemic/article_be783c96-e713-59c9-9308-2f8ac5072a0c.html.
(48) Tony Messenger， “Judge Tries to Block Access to Debtors' Prison Hearings in Dent County，” St.Louis Post-Dispatch， November 5，2018，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olumns/tony-messenger/messenger-judge-tries-to-block-access-to-debtors-prison-hearings/article_ec6a9526-e652-5819-88b0-b5e8fd3b28dc.html.
(49) Court Operating Rule 16.03（b）， Your Missouri Courts， updated July 1，2018， https：//www.courts.mo.gov/courts/ClerkHandbooksP2RulesOnly.nsf/e2aa3309ef5c449186256be20060c329/8d8476459573196786256c240070a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