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与天使们站在一起
1999年11月14日，星期日，史蒂文·帕里什（Steven Parrish）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路易斯-穆诺兹-马林国际机场。(1)天气湿热而阴沉，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让飞机在下降过程中有些颠簸。那天，开曼群岛的上空正在形成一场季末低气压，给该地区带来了数年里最为严重的一次降雨。一连数日，气象专家都在给这场暴风雨构建模型，现在他们推测，它在向东朝着牙买加和海地移动的过程中会加强成为飓风级风暴。
帕里什是世界知名的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M）企业事务部的高级副总裁。(2)那一天，即将抵达的还有在他手下工作的400多名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雇员。很多人从世界各地——远的有瑞士、罗马尼亚和中国香港——前来参加公司定期举行的企业事务全球会议。本次活动的目的是对公司从事各类业务的全球“企业事务”雇员队伍开展培训，这里所说的各类业务包括与新闻媒体对话、给国会议员耳边吹风、就如何将公司精心炮制的信息传达给全世界制定通用策略。而烟草行业的其他人则专注于销售香烟这件事上更为世俗的各个环节，比如从农民手里收购烟草，操作每分钟能吐出数千支香烟的机器，说服店员将万宝路摆放在比骆驼牌更显眼的位置，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里，企业事务雇员就是参与政治白刃战的雇佣兵。他们的好战姿态，以及对公司产品中不光彩的事实的执着关注，使得烟草公司和公众之间本可以是相对暂时性的政策分歧或临时性的意见相左，变成了横跨烟草战争战壕的一次漫长对抗。
十年来，帕里什一直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发动那场战争的核心将领之一。作为密苏里州莫伯利市一位铁路工人的儿子和一名曾经的出庭律师，帕里什在1983年的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为烟草行业辩护，此案是关于57岁的家庭主妇罗斯·西波隆罹患的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法庭做出了对她有利的裁决，采取的是死后送达，因为在提起诉状一年之后，她因病去世了。尽管到当时为止面临着数百起诉讼，但这次判决标志着这家烟草公司首次在事关产品责任的官司中败诉。哪怕烟草行业通过上诉最终打赢了官司，但它对香烟制造商而言，仍旧无异于煤矿里的金丝雀——海啸般的诉讼即将到来。这场官司里的被告方菲利普·莫里斯集团（尽管只有利格特［Liggett］这一家公司被判应对此负责）把帕里什抢到手里，任命他为公司律师。从这里开始，他快速地爬上了公司的最高层。
帕里什瘦弱的身材，带着南方拖音的说话声，掩饰了他在做出庭律师时学到的虚张声势，以及他在行使权力方面的举重若轻和强烈意愿。这一点加上他冷静谦逊的举止，把他变成了一头披着羊皮的狼，而正是这种特征使他成为了带领企业事务部度过动荡时代的理想人选。
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人。在与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多名首席检察官、白宫以及数十个类似“无烟草青少年运动”（Campaign for Tobacco-Free Kids）的游说团体在内的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展开的拉锯战中，他是一个关键的谈判代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在闭门会议上制定策略，一直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高层会议的核心圈子里的长期既定人选。他既是基辛格式穿梭外交的行家，也是马基雅维利式政治的能手，正是这两个关键因素指引着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如果说1990年代后半期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是一架正在坠毁的飞机，那么帕里什就是那个帮着它艰难着陆的飞行员，奇迹般地使得乘客没有全部遇难。
至此，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已经发展成了一家大型联合企业，旗下集聚了卡夫通用食品公司、米勒酿酒公司等一批经营性公司，销售的家庭主食琳琅满目，如方便午餐盒（Lunchables）、果冻（Jello-O）、奇妙沙拉酱（Miracle Whip）、维尔维塔奶酪（Velveeta）、米勒生啤等。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品牌由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哈米什·麦克斯韦尔拼凑而成，被牢牢地嵌进了美国的时代潮流中。(3)不过，没有一种产品能像万宝路那样经久不衰。
传奇广告人李奥·贝纳施展的广告魔法，将万宝路从1950年代一种女性专用轻质香烟转变为美国的头号品牌。(4)在25位科学家、8家咨询公司、6家独立实验室和一家民调公司的帮助下，带过滤嘴、红白色翻盖式烟盒的万宝路于1955年重出江湖，同时展开了一场充满男性气概的广告代言活动(5)，主角有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队员和纹身水手，当然还有那位被称作“万宝路男”的方下巴、社会中坚般的牛仔。很快，万宝路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香烟品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不仅创造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消费品牌之一，同时诞育了一台华尔街印钞机，它向管理层发放丰厚的薪水，也向股票持有人提供慷慨的回报。(6)该公司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难能可贵的资产。
帕里什开展工作时，秉承的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时任总裁杰弗瑞·拜伯塑造成形的精神。(7)后者是个喜欢跟人一起喝啤酒并一根接着一根抽香烟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同事曾经形容他是“烟草行业的鳄鱼邓迪”。拜伯有着斗牛犬一样的好斗天性。随着公司在1990年代面临的产品责任官司不断增加，拜伯出言安抚一群投资者，叫他们不要被这种事惹毛——“我们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出气筒，”他告诉他们，“我们将会战斗、战斗、战斗不停。”为了表彰他的领导才能，他的同事们曾经送给他一幅画，上面画的是矛隼，一种猛禽，也是地球上最大型的猎隼。拜伯的好斗性铭刻进了他多年来在给客户写的信、给员工做的演讲，以及给投资者做的汇报中不断提及的那些标志性用语里：“如果你是对的并且你肯为之一战，你就会获胜。”
但在这一刻，随着风暴在圣胡安的上空聚集，正如岛上的数百名雇员即将感受到的那样，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已然失去的东西让帕里什感到非常沉重。
1953年，恩斯特·温德尔（Ernst Wynder）和埃瓦茨·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杂志发表了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8)该研究将香烟焦油涂抹在老鼠背上，并观察肿瘤的生长情况，从而将香烟与癌症联系了起来。这一发现成果成为了轰动全国的新闻。《生活》杂志爆炸性地扩散消息，并醒目地配上了多张格雷厄姆与生了肿瘤的老鼠在实验室里的照片。《时代》杂志给图片配了一行文字：“致吸烟者的一则骇人预言”。(9)
这项研究成果引起了烟草公司最高层的恐慌。“业内销售人员极度惊慌。”一份行业备忘录中如此写道。(10)数天后，来自各大烟草公司的一群高管和来自伟达国际公关顾问公司（Hill & Knowlton）的数名公共事务战略顾问在曼哈顿广场酒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就不断增加的证据——以及吸烟者群体日渐严重的不安情绪——做出统一回应，因为这些证据可能会毁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决定抹黑科学家，质疑其研究结果——比如关于他们产品的成瘾性以及它跟科学家所说的“那个”（癌症）之间的关联。(11)
此后40年间，上述硬碰硬的策略成了烟草行业的必做之事。1970年代，一部英国纪录片描述了一名罹患肺气肿，随身携带氧气瓶的骑在马背上的“抽万宝路的男人”，(12)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强迫纪录片制作人毁掉了胶片。当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对二手烟的危害越来越担忧时，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组建了一个科学家网络，支付他们酬劳，称他们为“白大褂”，让他们给这场争论注入怀疑成分。(13)当维克多·德诺布尔（Victor DeNoble）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多个实验室了解到，老鼠对尼古丁上瘾，以至于多选择它而不是食物和水时，(14)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高层解雇了他，并命令他销毁自己的实验室。
然而，随着20世纪最后十年的到来，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城防已经削弱了。一个日渐壮大的联盟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它发起攻击，从它的含糖谷物类食物导致的肥胖症，到使用转基因食品，再到它的啤酒品牌是否助长了青少年的豪饮行为。1970年代发端于旧金山的反吸烟运动已经发展成了一场羽翼丰满的全球性运动。被该公司通常称为“反对者”的这些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向大学和退休基金施压，要它们从所谓的罪恶股票中抽走资金，他们抵制麦斯威尔咖啡、卡夫通心粉和奶酪，并到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资助的艺术展上去抗议。
对于自己的对手，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和带有挑衅性的不屑。它将这些攻击认定为一个没有公平可言的保姆式国家(15)的恶意中伤，这个国家不顾一切要监管该公司的产品，要将它们消灭于无形。因此，该公司采取的措施不是与一众对手展开对话，而是竭尽所能地打垮对手。
“请千万不要忘记，”时任企业事务部高级副总裁克雷格·富勒在1992年的一次企业事务大会上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群员工说，“我们的对手非常不同。他们不喜欢我们生产的东西。他们不喜欢我们销售的东西。他们不喜欢我们获得高利润的事实。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仅仅针对烟草，而且针对啤酒、奶酪、红肉，以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生产的其他很多产品。我可以列举出一整套指控，这些指控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平台——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思想体系——而这个平台上的人都不希望我们过好日子。”(16)
监管问题成了对付烟草公司的狗哨(17)。它被肆意用作一种策略，以恫吓吸烟者，使其相信政府不仅仅冲着他们的香烟而去，也会拿走他们生活中所享受的每一样东西。他们表示，毕竟，吸烟跟言论自由和拥有枪支一样，是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为什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将自己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相提并论。(18)
1990年，医生兼律师戴维·凯斯勒出任FDA局长一职，随即对烟草行业展开了一项调查，最终目的是将烟草纳入他所在机构的监管范围——这在烟草监管史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它不仅引发了一连串震撼性事件，而且至今余震不断。(19)从弗吉尼亚州的农田到北卡罗来纳州和巴西专利局布满灰尘的海关档案室，凯斯勒派卧底特工、线人，采取暗中刺探手段，一心弄清楚烟草行业是否在偷偷操控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如能揭露该公司的产品以某种意图对人体的结构或功能施加了影响，那么该调查将证实其符合药物或药品器械的法定定义。一旦证明，那么他所在的机构就有理由像对待泰诺和一种吸入器那样对香烟实施监管。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有充分理由害怕这一法定名称得出的逻辑结论：决不能让FDA发现香烟符合它对药品的定义，因为这会规定香烟必须安全有效，这几乎确定无疑地会导致对香烟的全面取缔。针对凯斯勒的不依不饶，该公司发起了一场“勇猛的保卫战”，将他描绘成一个思想激进的官僚，企图剥夺美国人抽烟的权利。(20)该公司制作了胸章和棒球帽，上面印着“别让FDA靠近农场”或“FDA走入了歧途”等句子，同时把FDA的英文缩写放在了中心位置。(21)公司把这些东西拿到吉瓦尼斯俱乐部(22)的活动现场、州里的市集、赛马场和在迈阿密举办的卡拉奥乔节(23)上分发。(24)其中一位高管夸口说，他们打算请来一位颇受敬重的名叫菲尔神父的神职人员，并让他在接过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张超大尺寸的支票的时候，戴着一枚反FDA的胸章拍照。(25)
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屋顶上的瓦片开始掉落。1994年，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麦克·摩尔（Mike Moore）成了第一个对烟草业提起诉讼的人，他要从对方身上找回获得烟草业为治疗患病的吸烟者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费用。(26)与此同时，原告律师开始雪崩般地提起集体诉讼。来自烟草公司内部的揭发者，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打破此前对该行业具有约束作用且牢不可破的沉默法则。德诺布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自己被噤声了。(27)杰弗瑞·维甘德（Jeffery Wigand）是布朗&威廉姆森（Brown & Williamson）烟草公司的前高管，他那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局内人》（The Insider），片中展示了他的雇主是如何掩盖香烟的成瘾性和致癌性的。与此同时，各大报纸的调查记者炮制出了一个接一个遭人唾骂的故事。《华尔街日报》记者阿里克斯·弗里德曼与人合写了一篇名为《烟与镜子》（Smoke and Mirror）的文章，(28)随后因其对烟草业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这篇文章首次揭示了烟草业是如何偷偷资助一场长达数十年、对吸烟与疾病的关系散布疑云的公关活动的，多位作家将其称为“美国商业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信息误导运动”。
如果能够在多层面的烟草战争中确定一个突破点，那么无疑是在1994年4月15日的国会山雷伯恩大厦的2123号房间。(29)那天上午，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来到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面前，举起右手宣誓自己相信他们的产品所含的尼古丁不具有成瘾性。
那一天，菲利普·莫里斯集团美国公司的时任首席执行官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跟他人一样站到证人席上，言辞犀利地为香烟辩护。(30)“凯斯勒局长及其下辖委员会的成员们声称尼古丁是一种成瘾性药物，因此，吸烟者都是药物成瘾者，”他带着一丝不屑地说道，“我拼尽全力反对这样的预设前提。我强烈反对这样的结论。香烟中含有尼古丁，是因为烟草中天然含有这一成分。尼古丁使香烟的口感更好，提升了吸烟的乐趣。然而，尼古丁的存在并不会使香烟变成药物，也不会使吸烟变得上瘾。主席先生，咖啡中含有咖啡因，似乎没有人喜欢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这会使咖啡变成药物吗？喝咖啡的人就是瘾君子吗？我看不是。”
有意思的是，至此，差不多每个人，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律师、父母、科学家、政治家、医生和教师都已经知道了香烟的真相。就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也通过对土著人抽烟的观察知道了这一点。“我知道有西班牙人模仿这一习俗，”誊抄哥伦布日记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写道，“当我斥责这一野蛮行为时，他们回答说自己沉迷于此，克制不了。”(31)研究人员早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了解了尼古丁的生理效应。(32)烟草公司早在1960年代就对此有过讨论，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内部研究。1988年，美国时任公共卫生事务最高行政长官（surgeon general）C.埃弗里特·库普（C. Everett Koop）在他长达600页的报告中说：“香烟和其他形式的烟草能使人上瘾，与海洛因和可卡因之类的毒品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一排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在对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上否认一个当时差不多全民都认识到的事实，会显得烟草公司的立场是多么荒谬。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产品可能“使人形成习惯”，但它不符合“使人上瘾”的法律和科学定义。在烟草业饱受责难的漫长历程中，这成了最厚颜无耻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时刻之一。就好像公众手里握着一张黑色卡片，而烟草公司的高管们板着脸一个劲地坚称那是一张白色卡片。不过，这个行业被逼到了角落，四面楚歌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所受到的攻击，对它的形象和它获利异常丰厚的生意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身为种植烟草的农场主，还是烟草公司的高管，为烟草公司工作都是一种荣耀，对来自南方的商人尤其如此。但那是吸烟行为成为主流且大受追捧的时代的事，那时候从弗莱德·弗林斯通(33)到詹姆斯·迪恩(34)再到劳伦·白考尔(35)每个人都在吞云吐雾，广告上播放的是医生青睐某个香烟牌子甚于其他牌子。突然在社会上被如此妖魔化，让这些人感到相当不悦，因为他们这类人的DNA里没有一丝退让的基因。他们不会听取任何批评，只会直接让全世界闭嘴。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会抓住他们的领子，瞪着他们说：“有些事情必须改改了。”
该公司的股票已经开始表现不佳，但并没有伤筋动骨。菲利普·莫里斯一直是有史以来表现最佳的股票之一。(36)它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坚挺的蓝筹股之一，吸引到的是养老基金、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追求稳定增长和可靠分红的长期投资者。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菲利普·莫里斯的投资人一直有着非常朴素的需求，“挤出牛奶，支付红利，不要多话”。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过去50年间，该公司的收入稳步增长，加上丰厚的股息，年复一年地令股票持有人感到满意，这也有助于打消那些人的罪恶感，否则他们可能会考虑从一家售卖害人性命产品的公司抽走资金。
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官司和监管风险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暂时的。(37)与此同时，香烟消费量继续疲软。到1997年，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抽烟，比起1965年——那位公共卫生事务最高行政长官第一次指出吸烟会导致肺癌的次年——少了近一半。(38)多年来，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股票持有人已经学会了忍气吞声，但有一件事他们不会容忍，那就是股票的业绩不佳。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董事会已经在努力对付围绕公众对抽烟的看法所产生的越来越响亮的刺耳声音。多年来，香烟公司一直表现得斤斤计较——坚持认为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抽烟与癌症之间存在着统计学关联，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就算有证据，该公司也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在烟盒上贴上了警示性标签。如果某人抽烟并死于癌症，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有段时间，陪审团接受了这一论点。但随着原告律师调整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陪审员开始调转观点，并站到了抽烟者这一边，抽烟者们辩称烟草公司的广告极具欺骗性，因而事实上应该对其产品造成的伤害负有责任。很快，该公司就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各地的陪审团都在考虑做出向抽烟者支付六位数甚至七位数赔偿的裁决。日子一天天过去，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高层越来越难以对这件无可辩解的事进行辩护。
不管公司的高管们曾经多么的自傲和桀骜不驯——“我们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我们的钱比上帝还多。”一位高管董事曾夸口道(39)——公司现在面临着令人痛苦的清算。越来越多有关抽烟与健康的官司、政府开展的调查和群众监督已经让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以至于这家挣钱比上帝还多的公司真有可能会破产。这家烟草公司如果最终承认失败，它就得想好怎么面对黯淡的前景，而不一定是对抽烟者造成的伤害。
1995年4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乘坐公司的飞机来到位于佐治亚州的海洋岛（Sea Island），在幽静、奢华的地中海风格的克劳斯特尔酒店参加董事会的年度务虚会。(40)这次会议的开头与往年没有太大区别，讨论的还是公司的五年计划，从烟草消费税到资本支出再到欧式甜食和奶酪无所不包。
那一刻，就连极端务实的帕里什也仍在战斗。他在事先准备好的对董事会的发言中说，公司有必要对凯斯勒的雄心壮志保持警觉。“一场新的像禁酒令那样的全国性实验将会造成无比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他说。不过，“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反对者的这一策略没有奏效”，大家已经开始把凯斯勒视作“仗势欺人的家伙”和“恶棍”，他说，这将有助于他们想办法避开他。
但是，一批外部董事带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来到了海洋岛。约翰·里德（John Reed）自1975年起就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和花旗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是任职时间最长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在公司内部极受尊敬。他得到了另外两位外部董事的支持，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的知名律师罗伯特·亨特利（Robert E. R. Huntley），一位是曾在吉米·卡特任内当过国防部长，也是康明斯公司董事之一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而康明斯公司正因其柴油发动机产品面临健康审查。
“我们就要不被允许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了。”里德告诉董事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记下了他想法的精髓。“这是一次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会议。过去的路我们已经走到头了，继续往前……我们需要对公司重新定位。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事实。如果我们反驳，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会说谎，我们会压制真相。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我们这个行业在别人眼里是面对真相死不认账。我们应该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追寻真相之人。我们现在是不可信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被视为正确的一方。”
另一位董事约翰·尼克尔斯（John Nichols）是制造业巨头伊利诺斯工具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的主席，他赞同里德的观点，并简要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公司要采取更多措施，不仅要看起来是在“构建对我们的善意的认知”，而且是在“寻找各种事实”。
他言辞恳切地说，公司所要做的，就是“站在天使那一边”。
史蒂文·帕里什要去波多黎各告诉公司那400名企业事务员工，他们现在站在天使那一边。然而他还没有把握这个消息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自从约翰·里德恳请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帕里什、拜伯和其他董事改弦更张面对现实，已经过去四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帕里什在内部承认对手像墙一样逼近并包围他们，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拒不让步，就公司的所作所为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予以否认，由此招致新闻记者、立法者及其他人越来越多的攻击。但最终，随着FDA的凯斯勒在将烟草纳入监管方面取得进展，随着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站出来反对烟草巨头，随着州和解协议不断升温，他毫不费力地放下了对抗姿态，摇身一变成了和平缔造者帕里什。
他抵达波多黎各的时候带着革命性讯息：现在的世界已经有所不同，随着新千年的即将到来，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深层次的文化变革也近在眼前。组织内部有必要来点令人不安的变化。因此，圣胡安会议的主题才被定为PM21，这是最近才公布的一个由帕里什帮忙完成的倡议，它代表了21世纪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41)帕里什向心存疑虑的员工们介绍了“向社会看齐”“建设性参与”和“真相”等流行用语——多年来，这些概念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内部基本上属于矛盾修饰语（oxymoron）。
1999年的11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员工在圣胡安钻出飞机，走向了那些穿着亮蓝色Polo衫，举着印有企业事务全球会议的英文缩写CAWC字样的司机们。他们被带进几乎散架的面包车，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那些瞥见帕里什等高管坐进豪华轿车扬长而去的人着实感到恼火。
不管他们有多心烦，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威斯汀里奥马尔是一家豪华的高尔夫和赌场度假村，坐落在云雀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福图纳沙滩之间，后者是一片僻静的白色沙滩，长着一排排棕榈树，树与树之间挂满了吊床。鬣蜥懒洋洋地趴在开满三角梅的泳池边上。晚上，考齐蛙（coqui frog）的鸣唱声此起彼伏。在举办这样的会议方面，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从不吝啬一分一厘。所以按照惯例，每个人走进房间时，都会有几样礼物在恭候：一件万宝路T恤衫，一件绣着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徽标图案的夹克衫，吸烟者还会得到一条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香烟，是他们提前在“香烟申请表”上选好的牌子。所有人都会在床头柜上看到一摞纸，上面印着“祝您赌场好运”字样。
那天晚上，帕里什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凝视着波涛起伏的海面，看着暴雨狂风中棕榈树纷纷折腰。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对会议来说不是好兆头，会议计划了几项户外活动，包括露台上的鸡尾酒会、星空下的萨尔萨舞会，以及间或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打高尔夫，还有前往圣胡安老城区购买小饰品。可是就现在这情况，包括首席执行官拜伯在内的几位主讲人甚至可能无法飞临该岛发表讲话。
第二天早上，暴风雨变成了飓风，风速高达每小时80多英里。这场现在被命名为莱尼（Lenny）的飓风已经横扫牙买加南部，位于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预测，它可能在几小时之内正面袭击波多黎各。“风眼正在形成。”一位气象预报员说道。如果说这条消息会扰乱人心，那就太保守了。大家都守在气象频道跟前，有的人不禁要问，是什么东西迷了公司的眼睛，要在飓风季节的中间时段到加勒比海举办全球会议。
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自1998年11月16日以来，差不多刚好一年，那一天，来自46个州的总检察长和大烟草制造商签署了一份协议，明面上结束了那场持续多年的法律战——它把烟草行业为掩盖自身产品的危险性而采取的长达一代人之久的焦土战术暴露无遗。那份所谓的“总和解协议”（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要求烟草公司永久性地每年支付数十亿美元——到2025年总额预计为2 060亿美元——用于报销各州与吸烟有关的开支，以换取各州今后不再提出任何“吸烟与健康”方面的索赔。这份协议还揪着各公司针对孩子的营销行为不放，这些营销行为导致1990年代青少年吸烟现象的大幅增加，高中生吸烟率在1997年几乎高达40%。
接下来的三天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不同运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包括卡夫、米勒和国际分部来的，都将谈论自己公司的业务计划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求生。
员工们鱼贯进入一间会议厅，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段迎接他们的视频，讲述了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战胜逆境并最终获胜的事情，而这正是帕里什急于让大家接受的几种基调。视频里有温斯顿·丘吉尔比出获胜手势挥舞的照片，有巴勃罗·毕加索在画室里的情景，有甘地表情坚毅的镜头，也有贝利带球进门以及特蕾莎修女的照片。然后，视频切换成某位田径明星越过跨栏、迈克尔·乔丹灌篮的画面。“要怎么做，”解说员用低沉的嗓音说，“才能扭转乾坤？”
帕里什走上讲台，向全体与会人员发表开幕辞。斑白的头发和浓密的眉毛勾勒出他的脸庞。他作为一个秘密社会里深受敬重的成员受到欢迎。他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大祭司。
“你们刚才看到的开场视频，为今天上午乃至我们接下来在一起的三天定下了基调，”他说，“有所作为。改变世界。尽你所能做到最好。实现你定下的目标。”
在外人看来，这次会议的激励人心的主题似乎可笑得过了头。做最好的你？这是那个在过去40年里一直在含血喷人、混淆科学并诋毁反对者的公司吗？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等同于特蕾莎修女。
但在帕里什看来，这就是全部的重点。如果公司对未来还有希望，那就必须彻底地改造。“我们已经从一次次烟草战争中吸取了很多教训，这些战争，你们中的很多人曾经听我讲过，”他对着下面的人说，“首先，我们学到的是，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拒绝或者对批评置之不理。我们必须把批评当作参与讨论的机会。事实并不总是问题，在媒体环境下尤其如此。如果你不做出回应，就连最离谱的指责也能获得关注变得可信。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干坐着，我们必须参与讨论和争论。”如果某位40年前的烟草公司高管穿越过来碰巧听到帕里什的讲话，可能会认为自己进入了平行宇宙。
“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帕里什继续说道，“我们就会被视作漠不关心、浑不在乎，或者，最糟糕的是，心怀愧疚。”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来说，罪恶感一直是个问题。法庭上有过太多的有罪判决。有太多心怀愧疚的吸烟者要摆脱一种对自己的健康造成危害的习惯。而且帕里什知道，有那么一部分雇员喜欢过去那种好时光，他们觉得前方的新路子其实是心怀愧疚的高管们在压力下屈服的结果。甚至，还有一种遭人背叛之感。当帕里什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首次宣布与几位总检察长达成提议的和解时，他从所有业务领域请了同事来，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一变化。虽然他预计会听见一些批评之声，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当他在与菲利普·莫里斯集团美国公司的高管们举行的私人聚会上遭到责难时，他们不但痛斥了他，还指责他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不要让这个家伙的说辞牵着鼻子走。”
所以，他已经习以为常，他的钢筋铁骨现在更硬实了。于是，在圣胡安，就算有几个相当顽固的企业事务雇员可能会对这种鞭笞性诱导转向大感诧异，帕里什也会心平气和地让他们相信，他们所热爱的公司不知何故正在翻车或者正在变弱的观点与事实根本不符。帕里什向任何心存疑虑的人保证，“建设性参与”“向社会看齐”以及支持公司履行社会契约等态度，都“不是一种颠覆性策略”。这是一种革新，也是一种策略性地重新定位，为的是公司品牌能够再生存下去。这不是把每一位批评家都当作“狂热分子和极端分子”，而是坐到桌前倾听人们的关切。是在建立信任。
不过，帕里什向各级人员保证，这绝不意味着全面且无条件地投降。“我们都要记住，‘如果你是对的并且你肯为之一战，你就会获胜。’”帕里什提到了拜伯那句名言。“这话仍然是一句实话。但永远都要从第一步做起才会是对的。那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我们要打的仗。”
到星期二，莱尼飓风的外围开始携暴雨袭击波多黎各。里奥马尔酒店的内部变成了汉弗莱·鲍嘉主演的《盖世枭雄》（Key Largo）里场景的现实版。酒店员工热火朝天地为这场暴风雨的到来做准备，每个人都蹲守在室内。焦躁情绪不断升级，人们甚至在猜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为谨慎起见，是不是应该取消这次会议，把大家都送回家算了。“我相信大家想的都一样，都觉得自己被困在了酒店里。”其中一个参会人员描述道。但为时已晚。暴风雨已经落到了他们身上。
计划中的户外活动被移到了室内。娱乐活动被取消。没有深海钓鱼。没有圣胡安老城区购物。不同于日程安排所说，没有十八洞高尔夫。相反，他们被困在一间通风情况糟糕、烟雾弥漫的会议厅里。尽管后面有一个禁止吸烟区，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很多雇员就在室内大肆抽烟，也许这并不奇怪。
在会议厅里面，雇员们不仅要学会倾听，而且要内化帕里什提出的新理念，并思考如何将它融入他们操办的业务里。让雇员听进去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参加一次几个小时的露营，并学会了与社会展开互动的新“工具”。他们参加了名为“创意咖啡厅”的小型头脑风暴活动，就在会议厅里摆上小圆桌，再铺上红白格子桌布，围坐下来展开讨论。他们谈论起了在21世纪为一家烟草公司工作所需承担的全新责任，包括不做对抗者而要做搭桥人的重要性。他们分析了雇员应该如何知道在什么时候投入“战斗”（当“战斗符合公司政策的时候［或当］我们明显具有更好的事实性／法律性论据时”），以及在什么时候做出妥协（“当妥协具有长期优势时”）。
他们了解到菲利普·莫里斯集团美国公司最近如何启动了一个1亿美元的旨在防止青少年吸烟的项目，以及公司正如何在电视上到处播放有关其各项举措的广告，并将自己的新讯息扩散至扶轮社和家长教师联谊会（PTA）。雇员们接受了训练，还要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有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好消息的“故事”，即它是一家令人自豪的公司，不仅生产香烟，也生产早餐麦片和熏肠、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适合家庭的品牌。他们收到指示，对批评之声要学会倾听而非心存抵触，并以基于建设性参与理念的非对抗性方式加以回应。
多少有些可笑的是，当帕里什告诫他的雇员摒弃地堡心态时，这些雇员实际上正被困室内。“我们都已知道，遭遇进攻的时候爬进地堡是错误的做法，”他说，“躲进地堡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要掀开顶棚了，我觉得没有事情比这更加令人激动。”古老的“菲利普·莫里斯堡垒”——帕里什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公司——成为了历史。
因为天气恶劣，杰弗瑞·拜伯最终不得不取消了波多黎各之行，转而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总有一天，”他说，“当我们回顾这次会议，会说：‘就是那次我们终于做对了。’”
星期三早上，风暴最终将在波多黎各登陆。岛上已有多处房屋遭到毁坏，近15万波多黎各人缺水断电。但在最后一刻，莱尼飓风突然折向东面，以时速150英里的狂风袭击了圣克罗伊岛。
到傍晚时，波多黎各很显然躲过了这场祸事。在里奥马尔酒店内举行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当帕里什致闭幕辞时，雇员们纷纷举起香槟酒杯庆祝，并调侃说终于开完了公司历史上“最湿的”企业事务会议。针对这种轻佻的口吻，他一本正经地告诫雇员们：“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与社会脱节。”
随着圣胡安的大风停歇，太阳在海面升起，帕里什也给人们留下了希望的讯息。毕竟，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考验终于结束。这两大考验，一是飓风，一是烟草战争。
“我就知道，”帕里什说，“任何飓风都阻止不了我们。”
(1)在整个序言中，1999年在圣胡安举行的企业事务全球会议主要是根据烟草档案中的文件进行场景重现的，这些文件是公司作为主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公开的。天气报告的描述来自美联社同期的新闻报道，刊登在各种报纸上，包括《迈阿密先驱报》和《奥兰多哨兵报》。对于序言中从烟草档案里提取的其他内容，以及全书中的此类文件，我已经指出相应的文件编号，它们可以在在线烟草档案中搜到。
(2)关于史蒂文·帕里什的信息来源于采访、书籍和新闻剪报，其中包括：Roger Rosenblatt，“How Do They Live with Themselve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20，1994；Joe Nocera，“If It’s Good for Philip Morris，Can It Also Be Good for Public Health？，”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June 18，2006；Joe Nocera，“Unlikely Partners in a Cause，”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9，2009；Malcolm Gladwell，“Who Will Be the Next Rose Cipollone？，” The Washington Post，June 19，1988；Richard Kluger，Ashes to Ashes: America’s Hundred-Year Cigarette War，the Public Health，and the Unabashed Triumph of Philip Morris（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6）；and David Kessler，A Question of Intent: A Great American Battle with a Deadly Industry（New York：PublicAffairs，2001）。
(3)欲了解更多关于麦克斯韦尔的背景，参见Kluger，Ashes to Ashes，and also Joseph F. Cullman III，I’m a Lucky Guy（New York：［s. n.］，1998）（Cullman is a former Philip Morris CEO）；also see Maxwell remarks at Yale，October 16，1989，document number 2501452970。
(4)参见一篇关于菲利普·莫里斯历史的未发表手稿的大致提纲，Jerome E. Brooks，“The Philip Morris Century，”文件编号2075275523；参见李奥·贝纳写给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广告总监的信，信中解释了万宝路新的广告活动，日期为1955年1月7日，文件编号2040320959。
(5)万宝路早期男性代言人广告的一些例子，参见以下文件，编号2061190195、2061190403、2061004622、2061190419、1002761175。
(6)关于万宝路广告活动的历史，参见“Cigarette Marketing Today，an Address by Joseph F. Cullman，3rd，”October 20，1955，document number 2023387914；interview notes from Cullman，George Weissman，and Hans Storr，document number 2073841883；obituary for Ross. R. Millhiser in The New York Times，dated December 12，2003；a talk by a Philip Morris executive on November 12，1958，titled “Where There’s Smoke，There’s Fire，”document number 1002353218；the Roper Report dated February 26，1957，document number 1001753346；and Kluger，Ashes to Ashes，and Allan M. Brandt，The Cigarette Century: The Rise，Fall，and Deadly Persistence of the Product That Defined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2007）。
(7)关于杰弗瑞·拜伯的详细信息来自烟草业的文件和新闻剪报，尤其是《鳄鱼邓迪》和拳击包的参考资料，参见Patricia Sellers，“Geoff Bible Won’t Quit，” Fortune，July 21，1997；also see Suein L. Hwang，“Smokers’ Game: Philip Morris’s Passion to Market Cigarettes Helps It Outsell RJ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30，1995；also from Bible speech in Bermuda，May 8，1995，document number 2073767482。其他细节参见Patricia Sellers，“Rising from the Smoke，” Fortune，April 16，2001；the Gyrfalcon painting gift，document number 2076383572；also see personal letter from Bible to shareholder，dated April 4，1995，document number 2046042448；Bible speech to employees，dated April 9，1996，document number 2048334053；Bible remarks at annual shareholder meeting，April 25，1996，document number 2073760382。
(8)Wynder and Graham study from Ernest L. Wynder, Evarts A. Graham, and Adele B. Croninger, “Experimental Production of Carcinoma with Cigarette Tar,” Cancer Research 13, no. 12 (December 1953): 855-64.
(9)杂志上关于温德尔和格雷厄姆的新闻以及相关照片，参见“Smoke Gets in the News，” Life magazine，December 21，1953；and “Beyond Any Doubt，” Time magazine，November 30，1953。
(10)See Hill & Knowlton, “Background Material o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Client,” December 15, 1953, document number 2023335285.
(11)关于“那个”（you-know-what）的提法，参见August 17，2006，court opinion in the U. S. government’s case against the tobacco industry，page 20；有关最终意见和相关审判材料的链接，参见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Litigation Against Tobacco Companies Home，”https://www.justice.gov/civil/case-4。
(12)参见如Adam Hochschild，“Shoot-Out in Marlboro Country，” Mother Jones，January 1979，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1996/03/shoot-out-marlboro-country/。
(13)参见DOJ’s August 17，2006，court opinion，for example，page 1286；亦可参见公司关于“白大褂”的信件往来，document number 2023542534 dated November 16，1987；以及关于公司使用“白大褂”的更多通信，参见from November 25，1987，at document number 2501254715；also see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Climate Change（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1）。
(14)德诺布尔一事作者经由采访得到了广泛的证据，2011年的电影Addiction Incorporated也有记录；好几本书里也提到了，比如Kluger，Ashes to Ashes，and Philip J. Hilts，Smokescreen: The Truth Behind the Tobacco Industry Cover-Up（Reading，MA：Addison-Wesley，1996）；articles，including Philip J. Hilts，“Scientists Say Cigarette Company Suppressed Findings on Nicotin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9，1994。
(15)nanny-state，指过度保护其公民并使他们过于依赖政府的国家。——译者
(16)可以在富勒写的备注中找到，1992年3月6日，文件编号2073706153v。
(17)dog whistle，政治学里有个术语叫狗哨政治，是一种政治手段，就是政客用特定名词和话题来吸引和取悦特定人群，就像狗哨一样，只要他吹响，所有的狗都会跟着他。意在以此转移对其他问题的关注。——译者
(18)有多份文件显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资助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研究所。
(19)关于FDA局长凯斯勒试图监管烟草业的这段历史，其著作A Question of Intent中有全面而扣人心弦的讲述。
(20)参见一封“绝对机密”的电子邮件，发出者是公司某高管，日期是1994年3月7日，标题是“Ferocious Defense”，文件编号2023002837；另见1994年3月11日的备忘录，关于威拉德酒店会议上讨论的“勇猛的保卫战”，文件编号2048917940。
(21)关于反FDA的棒球帽和胸章的商品的描述，文件编号2047577218、2047577217；关于万宝路大奖赛“赛车日”上分发反FDA商品的事，文件编号2070134408。
(22)Kiwanis Club，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译者
(23)Calle Ocho，西班牙语意为“第八街”，每年3月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社区举行一天，有音乐、舞蹈、美食等，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拉美文化庆祝活动。——译者
(24)例如，文件编号2046039282。
(25)See document number 2047029607A.
(26)For details see Carrick Mollenkamp, Adam Levy, Joseph Menn, and Jeffrey Rothfeder, The People vs. Big Tobacco: How the States Took On the Cigarette Giants (Princeton, NJ: Bloomberg Press, 1998).
(27)See the Waxman hearings on April 28, 1994, https://www.c-span.org/video/?56436-1/tobacco-research-disclosure.
(28)See Alix M. Freedman and Laurie P. Cohen, “Smoke and Mirrors: How Cigarette Makers Keep Health Question ‘Open’ Year After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1, 1993.
(29)关于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在国会作证一事，不少报道都讲得很全，比如Philip J. Hilts，“Tobacco Chiefs Say Cigarettes Aren’t Addictiv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5，1994；关于首席执行官们作证的那场听证会，参见https://www.c-span.org/video/?56038-1/oversight-tobacco-products-part-1。
(30)有关威廉·坎贝尔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健康与环境分组委员会上的证词的书面记录，参见文件编号2055543062；现场报道见https://www.c-span.org/video/?56038-1/oversight-tobacco-products-part-1。
(31)关于卡萨斯所述的哥伦布遭遇，来自1924年出版的讲述烟草和尼古丁的开创性著作，Louis Lewin，Phantastica，Narcotic and Stimulating Drugs；Their Use and Abuse（New York：Dutton，1931）；also more generally see Jerome E. Brooks，The Mighty Leaf：Tobacco Through the Centuries（Boston：Little，Brown，1952）；Phantastica一书是最早解释尼古丁是人们吸烟的原因的著述之一。
(32)See Jack E. Henningfield and Mitch Zeller, “Nicotine Psychopharmacology: Policy and Regulatory,”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192 (2009): 511-34; and Jack E. Henningfield, Christine A. Rose, and Mitch Zeller, “Tobacco Industry Litigation Position on Addiction: Continued Dependence on Past Views,” Tobacco Control 15, Suppl 4 (December 2006): iv27-iv36.
(33)动画片《弗林斯通一家》中的男主角。——译者
(34)与马龙·白兰度同时代的美国著名男影星。——译者
(35)与玛丽莲·梦露同时代的好莱坞女星，有“蛇蝎美人”之称。——译者
(36)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股票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参见Wharton professor Jeremy Siegel’s 2005 research paper，titled “The Long-term Returns on the Original S & P 500 Firms”。文中写道：“原始标准普尔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公司是菲利普·莫里斯，最近更名为Altria集团。菲利普·莫里斯的年回报率为19.75%，并且自该指数创立以来每年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近9%。1957年2月28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1 000美元，加上再投资股息，到2003年12月31日将涨到近12.5万美元。但投到菲利普·莫里斯的1 000美元将涨到近460万美元。”
(37)Tomkins，“Bible Spreads the Gospel About Philip Morris”；此外，参见1999年对多位烟草公司高管的采访笔记，文件编号2082444241，这些高管在采访中解释了官司如何造成了股价下跌。
(38)1965年，有42%的美国成年人吸烟；关于吸烟者的历史数据，参见1999年11月美国疾控中心的出版物Achievements in Public Health，1900-1999：Tobacco Use—United States，1900-1999，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4843a2. htm。
(39)This comes from Kessler, A Question of Intent.
(40)1995年4月董事会在海洋岛的务虚会是通过作者对与会高管的采访以及会议笔记和文件（包括文件编号2046656184和2044046538）进行场景重建的。
(41)See “PM21 Internal Toolkit” document number 2072446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