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主要分工模式。在该模式下，各国企业将产品的生产工序分割开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将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工序通过外包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是直接在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投资建厂，产品附加值较高的生产工序由自己完成。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了全球贸易性质及利润分配等。与此同时，国内价值链的孕育和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与地位，且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相比从国家层面参与国际分工，涉及更多的环节与联系，不仅包括本地区层面，还包括本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地区的联系。因此，对国内地区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显得十分必要。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省级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参与度的计算，另一类是关于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目前，关于省级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析多以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为研究工具。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利用广东和江苏的投入产出表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呈负相关关系，两者没有实现成功对接；苏庆义（2016）利用200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分析了各地区出口增加值来源；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将国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相结合，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将国内各地区与其他地区（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地区）的生产联系内生化；李根强和潘文卿（2016）通过拓展Koopman等（2014）和Wang等（2013）的模型，从垂直专业化生产、增加值供给偏好和区域再流出3个维度，对中国各区域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模式进行了考察。上述研究借鉴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方法，利用省内投入产出表或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国内不同地区或地区间的联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为省级层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计算提供了方法。

目前，关于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较少。苏丹妮和邵朝对（2017）从空间维度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解构，但是没有涉及国内价值链；邵朝对等（2018）通过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黎峰（2020）实证分析了中国省级区域双重价值链嵌入行为，但没有直接分析价值链参与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敬峰和王彬（2020）通过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省内价值链、国内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探讨了价值链参与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研究虽然对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关系以及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都未涉及两者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多从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局部角度出发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将两者结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分工链条延伸至国内，国际分工与区际分工相互交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深度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对省级层面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分析了各省份价值链参与度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考察了两者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另外，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考察了价值链参与度的省份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