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

桃花扇

“访翠、眠香”两折，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侯方域赠李香君折扇一把以为定情信物，题诗曰：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周围看客便问：“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怎的便是辛夷树？”有答曰：“辛夷树者，枯木逢春也。”如果说侯方域等“复社四公子”及明末士人群体都是辛夷树的话，李香君等“秦淮八艳”便是东风桃李花，而不论从立场、识见、气节还是行为上看，这些“辛夷”果然多不及“桃李”。

李香君崇高的品格和不屈的性情，在接下来的“却奁”一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她知道杨文骢为侯方域准备的妆奁乃是奸党阮大铖所办时，立刻责备侯朝宗：“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此番见地已是侯方域所未及，香君随即拔簪脱衣，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又是何种血性，何等骨气！侯方域连连赞誉，称之为“畏友”，二人退了妆奁，让阮大铖的热脸贴了冷屁股，生生吃了碗闭门羹。

既得罪了那些奸党，香君便已超出平凡女子一层境界，事实上成为“复社”中人。于是接下来陆续上演了“拒媒”“守楼”“骂筵”等精彩戏段，香君不惜身躯一撞，乃至血溅桃花扇，成就千古美名。香君以生命诠释自己的人格与爱情，告诉人们何谓“布荆人，名自香”。在我看来，这个小女子真似兰花一样。时人余怀在他的《板桥杂记》中这样描写李香君：“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这是多么俊俏可爱的女子，更因其性情和品德而宝贵，远胜于庸脂俗粉万倍千分。

余怀又言及自己向李香君赠诗，同游文士魏学濂题诗于壁、杨龙友绘兰石于左，这又正是明末崇尚情欲的清流文人所好为的家常事。其中绘兰石的杨龙友，也便是戏中就着香君的血痕写就一纸桃花扇的杨文骢。所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此话当属实情。

戏曲家吴梅评：“用故事最胜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说最胜者，莫如《牡丹亭》。……二书一实一虚，各极其妙。”《牡丹亭》自是极妙，但以思想性而言，当以《桃花扇》更重。

《桃花扇》写黍离之悲，又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亡国之痛。结尾处，孔尚任让张道士喝问侯方域与李香君“国、家、君、父”各在哪里，惊醒二人，双双入道。这样的结局，于剧中主人公，自是无限的遗憾；于明代剧作家而言，又似是一种惯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剧中人的结局也无外乎是遁世，或仙或佛。这是现实里作者一种无奈的选择，其背后反映了儒家信仰的危机，其实是儒学立国基础的动摇和儒家精神理想的破灭。

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言君臣大义，否定了“家天下”的思想：“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种思想追溯其源头其实孟子已有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晚明时期，经历了剧烈家国变故和社会动荡的人们，对于“君轻民贵”的感悟更深刻而尖锐了。孔尚任以浓墨重彩之笔着力渲染刻画柳敬亭这样的民间艺人、李香君这样的青楼女子，也正是“民贵”理念的体现。

相应地，伴随着整个儒教体系涣散的，是士人阶层的没落。晚明之后，再无士人。当年的明末“复社四公子”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身在秦淮河，心系金銮殿，把天下之兴亡仍寄望于朝廷，而其人却不离风月，无怪乎“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侯方域与李香君，只留得风流无数，无关乎社稷风云。倒真不如我行我素的女子，存一柄桃花扇，香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