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综述
1.2.1 产业政策评价研究
国外产业政策评价研究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对产业、企业、消费者影响的评价。有关产业政策实施对产业影响的评价如下：Richar等以加拿大国家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分析国家关税保护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结果表明1879年获得保护的行业具有更高的产出和生产率，受国家政策保护的行业表现出更大的规模回报和更快的学习速度[7]；Maria等分析美国农业政策对于番茄产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定价政策是导致1992年和1999年番茄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8]；Albrizio等分析环境政策严格性的变化对于行业和公司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技术先进的国家，紧缩的环境政策与短期内行业水平的生产率增长相关，对普通企业而言，却找不到紧缩环境政策与生产率增长相关的证据[9]；Scordato等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利用历史事件分析、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分析政策组合对瑞典制浆造纸业可持续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法规和个人许可等政策组合对于产业转型至关重要[10]；Ohrn分析美国税收刺激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州加速折旧政策对制造业投资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11]。
有关产业政策对企业影响的评价如下：Kiyota等运用日本1956—1964年棉纺织企业的数据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日本棉纺织产业政策有效控制了企业的产量，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市场结构，同时政策也限制了资源从生产力低的大公司向生产力较高的小公司流动[12]；Aghion等利用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数据，分析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了当产业政策促进行业竞争时，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13]；Ramaciotti等分析两类政策（硬性政策和柔性政策）对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新技术公司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柔性政策措施对于企业增长的影响程度大于硬性政策[14]；Daniel分析生物基材料早期标准政策对现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有企业为了满足政策要求，会不断地提升产品质量来增加利润，而新进入企业提升质量的动力较低，基于研究结论，作者建议早期的标准政策相对宽松，才能对企业和社会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15]；Fernandez-Sastre等基于2009—2011年厄瓜多尔2851家公司的数据，运用实证模型分析公共采购政策和创新支持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采购不会激发企业投资研发活动，而参与创新支持计划则能够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正向影响[16]。
有关产业政策对消费者影响的评价如下：Alonso等提出一种名义援助率方法，区分政策对价值链各个利益群体的福利影响，以巴基斯坦小麦行业政策为例，分析2000—2013年小麦价格和贸易政策对各个利益群体的影响，结果表明小麦政策使面粉消费者和贸易商受益，却损害了种植者的利益[17]；Knez等分析斯洛文尼亚电动汽车激励政策对消费者的影响，研究表明，针对消费者的促进政策未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消费者对低排放车辆的看法不同，而激励政策未关注消费者的差异性，导致对消费者的激励作用未达到预期目标[18]；Shin等分析韩国可再生燃料标准政策对消费者偏好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市场细分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消费者接受政策的意愿与其付出的成本相关，当成本过高时，消费者倾向于拒绝政策实施，因而研究者提议应该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来提高政策接受度[19]；Yang等分析中国三种电动汽车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影响，通过对269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采用意愿是由对电动汽车的认知和对激励政策的认知决定的，激励政策措施要针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才能实现最优效果[20]；Yoo等根据燃油经济偏好性，将汽车行业的消费者分为普通消费者和选择性消费者，使用线性回归和联立方程分析财务激励措施对两类消费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税收优惠措施对普通消费者有效，选择性消费者对财务激励措施不敏感[21]。
国内产业政策评价的研究主要围绕产业政策对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影响的评价。典型的研究如下：朱明皓等运用综合评价方法，从四个维度分析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汽车产业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22]；蒋园园等分析2006—2016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和金融扶持政策促进产业增加值的提高[23]；周珊珊等基于演化博弈的思想分析在不同市场环境及补贴政策下，高技术产业持续适应性创新演化，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突破式技术创新[24]；伍健等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不仅能刺激企业的创新投入，还有助于企业获得相关资源，促进创新产出[25]；白旭云等以50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创新绩效和创新产出，而研发补贴则对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存在挤出作用[26]；熊勇清等运用技术接受模型分析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有助于新能源汽车的接纳，且供给侧的作用效果高于需求侧政策[27]；宋妍等分析补贴和征税政策对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政策有助于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但不同收入群体对两种政策的倾向性有所差异，高收入群体倾向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对高能耗产品征税[28]。
1.2.2 产业政策作用机理研究
产业政策作用机理的研究，主要围绕政策影响产业的方式和途径展开。政策作用方式主要侧重于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影响产业发展，相关的研究如下：Zelenika等分析美国间接补贴对光伏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将用于核工业的间接补贴用于光伏产业，到2050年会有更多的装机功率和更多的能源产出，到2110年，太阳能累计发电量将比核能多提供48600 Twh，价值5.3万亿美元[29]；Falck等评价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经济集聚政策，结果表明该政策使目标行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可能性提高了4.6%～5.7%，与此同时，研发支出平均下降19.4%[30]；Santos Alves等运用政策分析矩阵分析巴西生物柴油生产和使用技术的实施绩效，研究表明该计划中的减税和补贴政策提高了生物柴油生产链的盈利能力[31]；Szücs分析欧盟一项大规模研究补贴计划对受补贴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对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计划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开展，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32]；Ezzat等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似然不相关回归（3SLS-SUR）法分析中东和北非国家电信行业限制竞争的政策对电信行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限制政策主要影响固定电话部门的绩效[33]；王登礼等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显著的税收激励效应[34]；李香菊等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能够刺激企业研发投入，财政政策有滞后性且长期激励不足，税收优惠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均有效[35]。
产业政策作用机理研究中分析政策作用途径的研究如下：Joanna等分析国家和地方政策对促进本国风力涡轮机制造业的政策途径，对政策支持机制的跨国比较结果表明，政策只有通过促进大规模、稳定的风电市场的发展，才能提升本国风电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6]；Conrado等运用多准则分析和边际成本曲线评估巴西建筑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路径，研究表明通过促进建筑业的能源效率和现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传播可实现政策目标[37]；Paulo分析能源政策中技术中立和倾向于特定技术对实现成本收益的影响，通过分析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上网电价以及拍卖成本效益，发现短期内考虑生命周期成本，技术中立具有更高的收益[38]；Johannes等通过分析北欧257名交通和电力专家的227份半结构化访谈记录，分析促进电动汽车采用的有效政策途径，研究认为政策可通过降低消费者成本以及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来提升电动汽车的采用率[39]；Mariske等通过对比经合组织不同国家区域发展政策，认为创新和知识网络是政策产生影响的中介，具有重要作用[40]；罗斌等运用系统动力学探究房地产政策影响市场的传导路径，通过仿真模型发现房地产政策主要通过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对市场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41]；韩超等认为产业政策通过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企业间配置两种作用路径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42]；刘湘云等探究科技金融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43]。
1.2.3 政策量化研究
政策量化研究是采用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及文本可视化技术，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揭示政策主题演化变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效果、政策主体的行动与关系等[44]。政策量化研究最早始于Libecap对美国矿产权法规政策的量化分析，作者通过构建量化指标对产权进行评估[45]。此后，Laver等将政策文本视为文字形式的数据，对英国、爱尔兰和德国政党有关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其政策立场和政党宣言[46]。Klüver运用定量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比欧盟利益集团政策立场和最终政策输出，评估利益集团的影响力[47]。Quinn等构建美国立法演讲的主题模型，通过单词的使用推断演讲中涵盖的主题类别，并运用该模型分析1997—2004年美国参议院议程，揭示美国民主议程的动态变化[48]。Colditz等通过对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有关控烟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不同层级之间法律的互动和影响结果，结果表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清晰的概念界定限制了对水管烟的管控。Huang等构建基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政策网络，通过分析政策网络节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特征确定核心政策目标和核心政策工具，分析政策主题的变迁，并以中国核能政策文本为例验证该政策量化方法的可行性[50]。
国内有关政策量化分析可追溯到21世纪初，潜伟等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以《宋史》中有关科学技术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句频的分析构建宋朝统治者对科技的关注度指标，并分析宋朝统治者在科技领域的关注主题及变化[51]。此后，有关政策量化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可知国内有关政策量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通过对政策的量化，分析政策主题的演进、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二是通过政策的量化，探究政策及其特征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第一类相关研究如下：刘云等通过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相关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梳理不同阶段政策演进特征[52]；杨慧等运用LDA主题模型，对中国、美国以及欧盟气候政策文本进行语义主题挖掘，从主题内容和强度演化分析气候政策法规的演化规律[53]；祝鑫梅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254项标准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不同阶段标准化政策的主题演化[54]。第二类相关研究如下：彭纪生等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为例，在明确政策量化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政策目标协同和政策措施协同的计算方法，并分析政策协同演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55]；徐喆等提出政策组合特征的测算方法，并运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政策组合特征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56]；张国兴等从政策力度、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标三个角度，量化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实证分析单项政策及多项政策协同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57]；王晓珍等从政策形式、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对我国风电产业创新政策进行量化评分，在此基础上分析单项政策工具和政策工具组合对技术创新的影响[58]。
1.2.4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究
国外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TI=（“electrical vehicl∗”or“new energy vehicl∗”）and TS=polic∗，文献类型为Article、Proceeding Paper和Review，共检索到文献80篇，检索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分析不同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Ahman分析日本政府为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所施行的综合性策略[59]；Zhou等对比分析美国、中国、日本以及欧盟有关插电式电动汽车财政政策的差异性[60]；Broadbent等介绍欧洲和美国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最佳实践及经验教训，作者认为不同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政策，如果盲目使用金融政策，则会阻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61]。②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对于消费者采用新能源汽车的影响。Gallagher和Muehlegger[62]、Hackbarth和Madlener[63]、Sang和Bekhet[64]、Helveston等[65]、Langbroek等和Lévay等[66]的研究证明金融激励政策及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采用有积极的影响；Sierzchula等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于消费者采用新能源汽车的影响，研究表明除了经济激励政策之外，充电站的数量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厂商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新能源汽车采用率有正向的影响[67]；Morton等发现伦敦免除交通拥堵费与混合电动汽车的采用率存在正相关关系；Egbue和Long的研究表明在消费者担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情况下，补贴和税收抵免对新能源汽车的采用率影响不大[69]。③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Li等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推广三类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偏好关系方法分析产业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支持[70]；Melton等提出一个综合短期和长期影响的评估框架来分析需求和供给政策，并用该评估框架分析加拿大十个省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有效性[71]；Kwon等分析不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偏好差异，并建议政府应根据消费者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72]；Yu等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73]。
国内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CNKI中搜到90篇文献，检索条件：ISCI收录刊=Y，或者EI收录刊=Y，或者核心期刊=Y，或者CSSCI期刊=Y，或者CSCD期刊=Y，同时满足②题名=新能源汽车，或者title=中英文扩展（新能源汽车，中英文对照），同时满足③题名=政策，或者title=中英文扩展（政策，中英文对照）（精确匹配），检索时间2019年8月31日]主要包括三类：①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演化历程、政策类型以及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陈军和张韵君基于政策工具和产业价值链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梳理了2001—201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特点[74]；郭随磊以政策文本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属性、目标以及执行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导致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执行过程出现问题[75]；李珒等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宏观战略、行业规范以及市场推广阶段），并分析不同阶段的政策侧重点以及使用政策工具的差异性[3]；郭本海等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划分为规划引导、财税支持、技术规范以及行政监管四类政策，并从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入手，分析政策对相应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76]。②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对比分析及经验总结。卢超等对比分析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金砖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特征[77]；张钟允等、陈翌等分别探究了日本、德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78，79]；曾耀明等、孙俊秀等、刘兰剑等、邓立治等分析不同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特征以及对我国的启示[80-83]。③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实施对于不同政策客体（企业、市场、消费者）的影响。卢健等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优惠税率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的激励作用[84]，李礼等利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新能源汽车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有积极的影响[85]；郭雯等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组合对领先市场的影响[86]；熊勇清等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供需政策对消费者的影响[27]；高秀平等分析新能源汽车财税政策对于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的影响[87]；郑吉川等分析双积分政策与补贴政策的组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88]。
1.2.5 研究评述
通过对产业政策评价、产业政策作用机理、政策量化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国内外文献梳理归纳可知，产业政策评价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探讨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等，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有关产业政策对产业绩效的效果评价、产业政策作用机理、政策量化研究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究仍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政策作用机理研究中尚未阐述不同政策工具对产业绩效的作用规律。目前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的机理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具体政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对于企业的影响，以及通过分析政策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判定政策的传导机理[89]。尽管有学者提出了产业政策作用机理的研究框架[90]，但不够系统和全面，且未运用数据进行有效的验证。因此，有必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明确产业政策对产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为政策的完善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在明确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作用主体及主体行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多主体仿真模型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及不同类型政策对产业绩效的作用规律。
（2）产业政策评价研究中忽视产业政策特征对产业链不同主体绩效的影响，这不利于针对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体制定有效政策。不同产业政策工具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所呈现的政策特征对产业链主体的影响效果也各有差异。产业政策评价研究中，较多关注具体政策对产业影响的研究，而忽视政策的特性也会影响实施的效果。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政策特征的研究，但无论是对政策特征量化的方法，还是对政策影响对象的细分，都有可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策科学理论，在优化产业政策特征量化指标的基础上，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和VAR模型分析产业政策特征对产业链不同主体绩效的影响。
（3）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究中忽视基于公众感知的效果评价。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产业政策发展历程、政策特点，政策对于产业发展、企业绩效、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实施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政策实施后公众对政策的感知，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感知完善相关政策。而基于公众感知的政策效果评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从公众的角度发现现有政策制定以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后续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公众的政策感知也能反映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产品、完善配套设施提供参考。公众作为重要的政策客体，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及情感态度，是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公众作为需求端能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拉动力，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现有研究对公众政策感知研究的忽视，本研究基于公众参与理论、数据科学研究理论，以及公众感知本原理论，构建基于网络信息挖掘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公众感知研究框架，从公众政策感知的角度分析政策实施效果，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