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

国外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主要将其与社区发展、宗教信仰、社区卫生、气候变化导致的居民生活脆弱性相联系，随着近些年全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极端气候出现得愈加频繁，国内外学者更热衷于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气候改变相结合探究居民的生计脆弱性，因而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较多。

较早对可持续生计框架做出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Wood（2003），他以一项英国社区能源计划为例，通过激发单个项目的需求，使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及延伸方法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后又有学者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宗教信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De Gruchy（2005）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督教参与世界需要提供了实践理论，通过神学鉴赏的方式考察了框架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对城市使命进行了简要反思。Barnidge（2011）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社区卫生相结合，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因素的分布，如何影响美国农村就业机会和社区健康，提供了概念框架，并利用一系列定性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Pandey等（2017）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评估喜马拉雅社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反应和应对措施与喜马拉雅社区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及其适应这些变化的潜力，并期望通过地方职能增加互动机会，创造创收机会，建立有效的市场和农场联系，从而缩小“自下而上”的理解和“自上而下”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提出了针对所研究社区的预防性和持续性适应做法，从而有效地解决脆弱性问题。Yuniarti等（2017）认为，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利雅加达的农村地区最贫困者如何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应对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粮食问题而面临脆弱性的一种方法。Sapna A等（2017）、Srijuntrapun（2018）等对可持续生计框架均做出了相应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国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近两年，关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力度减小，相关文献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