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及空间分布调整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发生巨大变化(易纲，2009)。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机制改革，金融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具体表现在组织体系演变和空间组织演变两个方面(徐传谌等，2002；武巍，2005，2007)。其中，银行业作为最基础、最普遍的金融服务业，其组织体系和网点空间布局与市场化改革前相比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贺灿飞、刘浩，2013)。经过40余年的制度变革，中国银行业现已形成由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外资银行等组成的多层次的银行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大一统式的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银行，具有多重身份属性，它既是国家机关担负宏观调控任务，又是一般性商业银行可办理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统存统贷”的资金供给体制，全国的信贷资金都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银行机构俨然成为政府部门之一，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按照行政区划均衡分布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重建银行体系。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分离，这一过程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中、农、工、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式的银行体系就此被打破，进入专业化银行体系阶段。在此期间，各国有银行服务范围互不侵犯，避免了体制内竞争(巴曙松等，2005)。在“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方针指引下，银行机构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然而，银行机构的空间分布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底子。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银行业改革始终没有扭转投资需求主要依赖财政调控的事实。1985年，在“拨改贷”政策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进入多元化发展的阶段，非国有银行建立并迅速成长。为服务经济特区建设，相继成立了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银行资产规模迅速增长，快速成为中国银行领域内一支不可小觑的主力军。同时地方政府为解决当地金融服务需求，积极筹建本地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等，即现如今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相继进入中国，由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地区扩展。多种所有制银行的大量涌现，提升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效率，丰富了地方银行网点数量。

事实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也在同步进行。改革开放后，国有四大行相继剥离出政策性贷款业务，先后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分离。面对银行领域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国有银行走上了市场化道路，明确了商业银行的属性。自1998年起，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对规模不经济、资产质量差、包袱沉重、长期亏损的地方分支机构大规模地进行撤销与合并，改变了长期以来依照行政区划的均匀分布状态，调整网点分布重点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并且减少欠发达地区的营业性机构。与此同时，非国有银行也被允许突破原来本地经营的局限，许多银行开始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网络。

可见，金融制度变迁重构了中国银行业的空间格局，银行机构的空间演化路径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区际流动、信用配给等区域发展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银行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1)银行机构分布日趋不均衡，国有银行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大量撤并，营业性网点大幅减少，同时这类地区也是本地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银行业改革加剧了上述地区的资本获得缺失和信用配给困难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2)非国有银行的跨区域经营，以及民营资本和外资的进入，加剧了银行机构的地区分布差异，与国有银行相比，非国有银行空间布局调整历史包袱更小，市场化程度更高，而不同类型非国有银行的空间扩张策略差异极大，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有待研究。

(3)地方分割的银行服务范围被打破，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的影响力减弱，银行自身的经营策略是银行机构空间布局调整的主要作用力。

(4)地方金融环境由均衡走向分异，造成欠发达地区严苛的金融服务供给，并且资金有从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趋势，银行网点空间分布的马太效应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