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银危机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已经初步完成了对美洲和非洲的征服,而且一个连成一体的现代世界雏形已经产生,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此还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欧洲人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南美洲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银窖。在秘鲁等地的高山之中,分布着巨大的银矿。西班牙殖民者强征印第安人在矿场劳动。17世纪上半叶白银产量高居世界之冠的矿城波托西一度达到十几万人,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美洲的白银、欧洲的工业品以及中国的茶叶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综合了巴雷特与阿特曼的估算指出:“美洲在16世纪生产了17000吨白银,几乎都运到欧洲。……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9]
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也同意这个数字,但是两者的解释不同。弗兰克的解释是存在着银本位的世界经济,而滨下武志则认为,亚洲的银本位是与欧洲的金本位互为表里的,白银市场是国际金融的一部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在16—18世纪,中国的经济具有极大的优势,中国的茶、丝织品所向披靡。而且无论是在生产能力上,还是在竞争精神上都是如此,开关后的日本也难以匹敌。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顺差。这种顺差在亚洲内部一部分是通过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弥补的,而在与欧洲、美洲的贸易上则通过美洲白银来弥补。
英国统治印度后,出现了如下几个三角贸易:美洲向英国出口白银、棉花,从中国购买茶叶和生丝;英国生产棉布,从中国购买茶叶和生丝;印度购买英国的棉布,经营一些香料等的转口贸易。白银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银是东西方贸易,甚至是整个世界贸易的桥梁。如果白银的开采出现波动,那么世界贸易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清朝白银产量很小,只有云南有少量银矿,不足以支撑全国白银的流通。当时国内白银的需求基本靠进口,主要来自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玻利维亚、阿根廷。“欧洲商人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中国。”[10]
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虽然法国失败了,但西班牙也遭受重创,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经营了快300年的殖民地纷纷起义,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爆发独立运动。西班牙殖民地的银矿业大幅减产,迅速导致全球范围内白银紧缺。
16—18世纪,殖民地反西班牙起义此起彼伏。欧洲内部列强之间的争斗加速了这一进程。1821年,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的各个国家宣布独立。1823年,中美洲各国宣布成立中美联合省联邦。在东海岸,爱国志士为反对西班牙殖民者和后来的葡萄牙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26年初,西班牙最后一批守备部队宣告投降。至此,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除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外都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战争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银矿的供给。银荒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造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这是英国开始经营鸦片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因为英国人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白银。因白银的缺乏,英国开始丧心病狂地将鸦片输入中国,以减少贸易逆差。
说到鸦片,不得不提到一个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但是又像迷雾一样的组织——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我们关注到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奴役,但是较少关注最初开展这种奴役的组织。
1600年,英国女王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准许其在东印度等地开展国际贸易。这是一家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海盗业务”的特殊组织。17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改组,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公司体系。这样专门开展殖民统治的公司,是国家的白手套,既拥有军队又拥有类似领土的“领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从亚洲进口的大宗物品中,茶叶是最为突出的。茶叶在英国乃至欧洲都没有出产。一般认为,英国人爱喝红茶的习惯是从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开始的。宫廷的习惯逐渐传到民间,茶在18世纪成为英国的大宗大众消费品。
蓝诗玲在《鸦片战争》中写道:“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11]
这时,英国人发现了解决他们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鸦片贸易。大英帝国一位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在盛产罂粟的孟加拉地区任职时,了解到鸦片这种毒品。他将这种毒品作为毒害并且榨干中国人民的“吸管”。这种非法毒品取得的效果超乎想象,它吸走了中国11%的货币供应量。随之而来的是毒瘾泛滥,还撕裂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英国政府得到了鸦片贸易的绝大部分利润,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不过,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直接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12]
数据表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东西方贸易开始逆转。印度鸦片的种植,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治与外贸上出现了重大问题,而且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茶叶遇到了印度与日本出产茶叶的激烈竞争。而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茶叶的结算开始集中到伦敦。“由于进口中国茶叶的缘故,通过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结算机构,各国的负债都集中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付出棉花和黄金而得以对自己进口的茶叶进行结算。而英国则因为掌握中国贸易结算机构权利的缘故,通过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结算,不仅确保了本国棉纺织工业的原料,而且为着更加容易贩卖棉织品扩大信用的缘故集中了金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假如中国茶叶的出口越来越广且出口量逐渐加大,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将被开拓成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13]
英国通过集中双边与多边贸易结算奠定了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的坚实基础。从另一面来讲,中国沦为世界体系边缘地位已经开始确立。而对这一点,当时的清政府是浑然不觉的。也就是说,中国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被深深裹挟进体系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英国霸权体系之下,中国的边缘地位最终确定了。这一地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彻底扭转。
清朝的白银流出从1808年一直持续到1856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外流约3.68亿银元。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几千万两白银。施行银本位制,铸币权掌握在银矿所有者手中,而这些银矿主要在美洲。对于白银缺乏的清朝来说,是吃大亏的。货币主导权的丧失是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清政府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即便认识到,转换币制也需要巨大的成本。日本也曾长期受制于银本位制,在甲午战争之后获得了清政府的巨额赔款,这笔赔款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将银本位制转换为金本位制,由此获得了工业化的巨大动力。
1816年,英国立法确定了金本位制。黄金价格比较稳定,保障了英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而中国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才废除了银本位制。[14]
白银流失使得清朝通货紧缩加剧。因为政府税收要收白银,老百姓要把铜钱换成白银,银价上涨,同等的银子,要付出更多的铜钱。这加重了税负,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