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货币是第一推动力、最终推动力。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高度评价上海浦东新区实施“金融先行”的做法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经济就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促进金融发展，进而实现金融、经济一体化发展。200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搞市场经济，就离不开发达的金融”，并从三个方面与时俱进、创造性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的理论：一是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二是金融在调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三是金融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中提出的金融结构论对金融发展的路径以及规律进行了分析，是最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其认为金融的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发展，并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指标对地区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进行测度。Goldsmith提出由于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机构的存在，使得投资水平突破自身储蓄的限制，再加上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率，使得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同时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金融上层结构具有较大的规模，这表现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两者间具有的相互作用。Mackinnon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并将政府过度干预金融活动看作抑制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度干预会导致金融发展无法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导致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而金融开放可以消除国内市场的金融抑制，使得真实利率回归到竞争性均衡水平。同时其指出一国应当以金融领域改革带动经济改革，政府应减少对金融体系的干预，鼓励金融自由化。Levine（1997）通过研究并从市场摩擦角度指出，金融体系具有降低交易及信息成本、优化配置要素资源、积累财富资本及创新技术的功能，进而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Wurgler（1999）指出金融开放能降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差异性，金融开放后国际市场一体化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

王广谦（1997）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得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约占20%。陈灵和徐云松（2011）通过实证分析2000—2009年我国西部省份发展数据得出，西部各省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均显著。李标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我国1998—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得出，金融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闫丽瑞和田祥宇（2012）对我国31个省份1978—200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最小。罗军（2016）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决定着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着对GDP的拉动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增长。陶雄华（2017）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2004—2014年我国31个省域的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省域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我国省域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联系较强且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相当显著。易纲（2019）指出，金融开放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实体经济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贾宪军（2019）通过实证分析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后指出，金融开放具有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优势、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增加对国内总产出的贡献以及改善贸易竞争优势等优势，能够显著提升一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董骥（2019）根据国际资本理论和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通过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得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自身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和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发展中国家提高其金融开放水平，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且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张海军（2020）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发现，扩大金融开放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有助于缩小城市间金融开放水平的差距，能显著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极化度下降，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1.3.2　金融开放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Aizenman和Noy（2006）研究指出，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相互影响，贸易开放度与资本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金融开放度相应较高。Antras和Caballero（2007）研究指出，在资源配置不完善的情况下，促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通过贸易开放实现。Aizenman（2008）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政治因素与贸易开放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开放的选择必须基于贸易开放情况。Kim、Lin和Suen（2010）研究得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短期内金融市场会受到一定冲击，但长期内金融市场会得到促进和发展，同时指出，金融制度相对脆弱的经济欠发达国家可能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

贾根良（2019）运用马克思—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对金融开放效应进行研究得出，金融系统的稳固性、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政策作用的空间和经济的依附性都会影响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李自若（2020）实证研究了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贸易数据后指出，贸易的开放对提高金融开放水平切实有效，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造业影响金融开放水平的重要因素，表现为低收入国家增加制造业出口会冲击金融市场，而高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促进金融市场开放。邓敏（2013）通过考察初始条件对开放增长和风险效应的作用表明，金融发展、制度质量、贸易开放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对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有显著门槛作用。杨继梅（2020）认为，一国金融开放效应受制于其金融的发展水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可能产生的风险。

1.3.3　金融发展对金融开放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

李泽广（2017）研究指出，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但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才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高洪民（2017）认为，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储蓄向投资和消费的转化，以及同时抓住国内外机遇，会不断地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和提高资本输出能力。杨继梅（2020）研究指出，金融机构规模、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机构效率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已进入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区间，而金融机构效率和金融结构尚未进入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区间。

1.3.4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①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金融开放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为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但已有文献中的大多数将金融开放或金融发展聚焦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大范围地区，较少具体到某一省份特别是西部欠发达省份。②已有文献中针对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对金融开放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的研究较多，但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中，大多数观点认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其金融开放及经济增长效应越强，但少数文章结论相反。③已有研究对金融开放发展程度的度量较单一，多数文章只采用金融规模、金融产品种类来代表金融整体发展与开放程度，缺乏对金融发展各维度的全面衡量。因此，对西部重要省份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本书将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金融开放促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