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市场、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巨大影响。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减税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2008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从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底临时下调货物销售增值税2.5个百分点，降至15%，当时预计这项临时减税措施将使消费者得到大约120亿英镑的好处[1]。俄罗斯政府决定2009年减税5500亿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巴西政府实施总额达87亿雷亚尔（约合36亿美元）的减税措施。越南政府削减公司所得税税率的30%。[3]我国也不例外：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并将其列为2009年财税工作的重点。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在结束了为期5年的试点后，于2009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

按照最优税收理论的观点，政府的政策目标决定了税制模式和税收政策的选择。表面上看，增值税转型的全面实施是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而推出的一系列“救火”措施之一，但其中更蕴含着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企业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目标，长达5年呈阶梯形推进的试点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政策目标必须有一个实现途径——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改变其产出，进而实现社会总产出的改变。事实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这之间的逻辑和作用机理：宏观经济学跨过中间微观效应直接考察政策变化与宏观经济总量的关系；而微观经济学则通常以企业行为作为研究起点，忽略了背后所隐藏的影响企业行为的宏观因素。这种割裂会导致我们无法对现象做出更深层次的解释和分析，不利于认识微观企业行为的成因，也不利于我们对企业未来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后果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21世纪的经济学是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求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宏观总量层面的经济含义。本书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利用增值税转型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从税收政策这个角度，在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作用于微观经济个体以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做一些尝试。

从企业层面来看，由于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不完美的，融资约束的存在会导致企业的投资偏离最优水平，企业的财务状态不仅影响着投资决策和投资水平，也影响着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此外，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与资本同等重要的另一生产要素是劳动。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小。但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冗员和隐性失业给企业造成的负担成为影响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一大桎梏。有鉴于此，本书特意将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问题纳入研究框架，以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为研究起点，分析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最终以政策对企业冗员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落脚点考察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