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2 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个偏僻角落，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当今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什么）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每一位哲学家都会在学术生涯中或早或晚地对此试做回答。

可敬的历史学家们和他们化学、物理、天文学、医学界的同行不同，他们对于任何想发现所谓历史规律的做法，总是报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时有用的方法，在研究人类领域时似乎派不上用场。

也许我大错特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规律依然存在。是的，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多少规律。但我们花的工夫也还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熔化、蒸发，并从中提炼出一点对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有一点价值的智慧。

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有些惶恐。学着科学家的样子，我提出了下面的这条定律。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知识，生命（有别于无活力存在的有活力存在）只有当所有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才会出现。

把这段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就是：

“只有当人种、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比例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接近于理想比例时，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出现。”

让我举几个反面事例对此观点做详细的论述。

一个大脑发育程度只相当于穴居人类的种族不会繁荣，即使是在天堂也不会。

如果出生在尤波尼维克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盯着冰上的海豹洞，那伦勃朗就画不出画，巴赫就谱不出赋格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如果达尔文被迫在兰开夏郡的棉花作坊里干活谋生，那他就不会对生物学做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受束缚的农奴，住在罗曼诺夫地区的偏远山村，他就不会发明电话。

在埃及产生了第一个高级文明形式，那里气候宜人，但那里的原始居民不很强壮，也没有什么进取心，政治和经济条件绝对糟糕透顶。巴比伦和亚述也是如此。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族人体格强壮、精力充沛，那里气候也没问题，但政治和经济环境还是差得很远。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农业落后，除了穿越国土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商路外，没有什么商业活动。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控制在耶路撒冷神庙的祭司手里，这当然不会刺激任何个人事业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问题无关紧要，那里的民族体格强壮，贸易条件也很好。但这个国家被严重失衡的经济制度所拖累。少数船主阶层控制了所有的财富，建立了僵化的商业垄断制度。因此，泰雅和西顿的政府很早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所有合法劳动的机会，变得对一切漠不关心。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覆辙，由于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而变成废墟。

总之，在每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某些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前5世纪，完美平衡的奇迹最终在希腊出现了，它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奇怪的是，当时这种奇迹不是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里我曾描述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连接了亚洲和欧洲大陆。从尚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就通过这些岛屿桥梁来到欧洲。将货物和思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主要集散地，位于小亚西亚西海岸一个名叫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几百年，这个90英里长几英里宽的多山狭长区域被来自大陆的希腊部落征服，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其中以弗所、福赛、爱丽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正是在这些城市，成功的条件最终以完美的比例出现，使文明达到了后世文明可与之并驾齐驱却无法超越的高度。

首先，这些殖民地居住着来自十多个民族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人。

其次，那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的巨大财富。

第三，统治殖民地居民的政府，给予了广大自由民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

我没有提到气候的原因，对一个完全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天气无关紧要。不论是晴是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载。只要天气不冷到使港口冰冻，或是雨水大到使城市淹没，居民们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产生一点点兴趣。

尽管如此，爱奥尼亚的气候还是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学习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相传，城市的抽水泵周围是最早的社会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每年365天中有350天人们可以坐在抽水泵的周围。早期爱奥尼亚教授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气候上的优势，使自己成为了所有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他们中有记载的最早一位——现代科学真正的奠基者，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抢劫了银行或是谋杀了自己的家人，从不知名的地方逃到了米利都。没有人知道有关他祖先的情况。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用人种专家的行话来说），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这个位于门德雷斯河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已经是一座多么国际化的城市。它的人口（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由各种成分的人组成。他们接受自己的邻居，只根据表面上的印象，而不深究其家庭背景。

这不是一本数学史或哲学手册，因此在这里不适合谈及泰勒斯的各种猜想。但至少他的猜想表明，当时爱奥尼亚人对于新思想普遍持宽容态度。当时，罗马还是遥远不知名的地方一条泥泞河上的小市镇，犹太人还是亚述土地上的俘虏，北欧和西欧还是一无所有的荒郊僻野。

为了理解这样的发展如何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了解自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想要劫掠富有的特洛伊城以来，所发生的变化。那些声名远扬的英雄们不过是极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身体过于发达的孩子，把生命看做是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打斗，充满了刺激，还有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被迫从事日常的工作，我们自己也会爱上这些活动的。

这些血气方刚的游侠与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严肃问题的态度一样简单而直接。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支配着希腊人的世界，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普通的人相去不远。人类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神分道扬镳的，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从未有人真正弄清楚过。九重天外的神对匍匐在地面上的子民的友谊从未间断过，其中保留了亲密的个性色彩，使希腊宗教具有独特的魅力。

当然，所有希腊的乖孩子都被告知，宙斯是一个很强大的统治者，他留着长胡子，偶尔也会狂暴地摆弄他的闪电和霹雳，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一旦他们长大一点，可以自己阅读长篇英雄史诗，他们就会体会到自己年幼时经常听说的这些可怕人物的局限性。诸神仿佛是在参加一次快乐的家庭聚会，他们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凡人朋友一边。发生在希腊的每一次争端，都会立即引起天上居民之间的一场争吵。

当然，尽管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宙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天神，是最强大的统治者，触犯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个词的含义，华盛顿的院外说客们十分了解。他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你方法得当，是可以说服他的。最重要的是，他有幽默感，不会把他本人和他的世界看得太严肃。

或许这不是一位神圣天神的最好形象，但它具备了某些独特的优势。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僵化、严格的规则，规定人们应该把什么看做真理，把什么斥为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条”，没有确定的教义，也没有职业祭司阶层借助世俗的绞刑架来强制推行这些教条，全国各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

塞萨利人住在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对他们天神邻居的尊重程度，就远远低于住在遥远的拉哥尼亚海湾边村庄里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觉得自己处于他们的保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之下，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主要商道的山谷中的阿卡迪亚人则坚守朴素的宗教信仰，对于在宗教事务上的任何轻率举动都会紧蹙眉头。至于福西斯的居民，他们依靠人们对德尔菲神庙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村庄接受朝拜的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值得不远千里而来的人们朝拜，只要他们腰包里还有两个德拉克马。

此后不久，对一神的信仰使犹太人与其他所有民族区别开来。犹太人的生活集中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异常强大，击败了与之竞争的朝圣地，从而维持了近千年的宗教垄断。如果不是这样，犹太人对一神的信仰就不可能维持。

在希腊，这样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有能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希腊公认的首都。他们曾朝这个方向努力，结果只带来了长年徒劳无益的内战。

毫无疑问，一个由如此卓越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但它们其实不是这样的书。它们只是书，从未被汇编成一本“圣书”。这两本书讲述了一些伟大英雄的冒险经历，当时的人们乐意认为这些英雄是他们的直系祖先。这两本书顺带提到了一些宗教知识，因为书中描写的众神无一例外地站在争执的一方，忽略了其他的一切事务，尽情地欣赏在自己领地上进行的少有的有奖搏斗。

仅此而已。

在这样一种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个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发出的刺鼻气味、充斥着来自东方的纺织品、洋溢着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人们的欢笑的城市里，泰勒斯降生了。他在这样一个城市工作、教学，在这样一个城市死去。如果他得出与他大多数邻居所持观点迥然不同的结论，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仅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可能听到过泰勒斯的名字，就像普通的纽约人可能听说过爱因斯坦一样。如果你问一个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他是一个留着长发、叼着烟头、会拉小提琴的家伙，他写过有关一个人走过火车的文章，曾经登在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头、会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推翻了（或至少大大修改）近六千年来的科学结论。对此，千百万懒散随和的市民毫不关心。只有当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产生一点兴趣。

古代史教科书往往避开这个难题，仅仅印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至前546年），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似乎我们可以看到《米利都报》的大字标题上写着：“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抛开前人走过的老路，开创自己的新途径，我无法告诉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已经完成，有大量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的知识可供学者们使用。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在探索天空。埃及的建筑师在敢于把两块百万吨重的花岗石放在金字塔中心的墓室顶部之前，一定已经做过大量的计算。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认真研究了太阳的活动，预测雨季和旱季，为农民提供日历，使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耕作。

解决了以上问题的人认为自然力是无形的，是众神意志的直接表现。众神掌管季节、行星运行和潮汐活动，就像总统的内阁成员掌管农业部、邮政部、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不过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讨论这样的问题。假如水边卖水果的小贩遇到日食时，被这不寻常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嘴里祈祷着宙斯的名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泰勒斯绝不会去说服他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具有天体运行初步知识的小学生都能预测到，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个时刻，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米利都城会因此经历几分钟相对的黑暗。

在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交战，由于光线不足，双方停止了厮杀。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人的神（遵循几年前发生在阿迦隆山谷的一次著名战役的先例）制造的神迹，忽然关掉了天国的灯，从而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支持的一方。

泰勒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永恒意志的表现，受永恒法则支配，完全不受人们按照自己形象塑造的神的影响。他觉得，即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在咬架，或者是哈利奇在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要的事，日食照样会发生。

他从自己的科学观察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给万物立下一条普遍必然法则，并猜想（某种程度上他猜对了）万物来源于水，水似乎从四周包围着世界，从创世之初就存在了。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笔写下的任何文字。可能他曾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记录下来（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表），但如今他写的东西没有一页流传下来。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了解，是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的只言片语得来的。通过这些资料，我们知道泰勒斯是一个商人，与地中海周围各个地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多如此。他们是“爱智者”，但他们不会忽略这一事实：生活的秘密存在于生活本身，“为智慧而智慧”与“为艺术而艺术”，与“为食物而吃饭”一样危险。

对他们来说，具有所有人类品性的人，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是衡量万物的最高尺度。因此，他们利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类这一难以捉摸的生灵，而且按照人类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而不是按照他们设想的人类的样子去研究。

这使他们可以与普通市民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自己的影响。这要比告诉他们的邻居通向黄金时代的捷径好得多。

他们很少制定僵化的行为规范。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对自然力的理解，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内心的平静，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以这种方式，他们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可以充分自由地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被允许进入一般被认为是神的专有权利的某些领域。作为坚持这一信条的先驱者之一，泰勒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对希腊人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对每一个细微的部分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对各种从创世之初起就被大多数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开质疑，他还是被允许躺在自己的床上寿终正寝。或许也曾有人要求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一经泰勒斯指明道路，便有许多人急切地追随。

例如，克拉佐梅尼城的阿那克萨哥拉，他36岁时离开小亚西亚，来到雅典。此后的许多年时间里，他在各个希腊城邦做“诡辩家”和私人教师。他擅长天文学，在授课时他还提出，太阳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辆由神驾驶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热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成千上万倍。

他没有出什么事情，上天也没有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大胆指出月球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甚至暗示，有一种“原质”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终，这种物质从创世之初就一直存在。

他之后的科学家们发现，他在此涉足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讨论的话题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天体，普通的希腊人不会在乎哲学家怎么称呼他们。但当这位教授开始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种被称为“原质”的不明物质逐渐生长、发展起来的，他无疑走得太远了。这种说法与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截然相反。丢卡利翁和皮拉在一场大洪水之后，把小石子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使世界重新住满了人类。否认这个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时就听过的故事的真实性，对现实社会的安定十分危险。这将使孩子们怀疑先辈的智慧，是万万不可的。因此阿那克萨哥拉成为了雅典父母联盟激烈攻击的靶子。

如果是在君主制和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要想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教义的老师，使其免遭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愚蠢、敌视的迫害，是很容易办到的。但那时的雅典已成为完全的民主制，个人的自由已今非昔比。况且，当时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个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给阿那克萨哥拉治罪，被人们当成是反对城邦老独裁者的政治运动而受到欢迎。

一个名叫奥菲特斯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郊区的行政长官，使一项法律得以通过。法律规定：“对所有不相信现有宗教者或对神事持有个人见解者，立即治罪。”根据这项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但城市的好的方面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被允许在交纳一小笔罚款之后，获得自由。他移居到小亚西亚，在那里安度晚年，享尽荣耀，于公元前428年辞世。

他的案例表明，对科学理论的官方压制收效甚微。虽然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他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在两个世纪之后，引起了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被作为其科学假说的基础。经过了1000年的黑暗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令人欣喜地传给了一个叫伊本（一般称阿威罗伊）的人，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外科医生又将这些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结合他自己的观察，他撰写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适时地运过比利牛斯山，最终抵达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并在那里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和北欧的人们全盘接受了这些书中的观点。时至今日，它们已成为每一本科学入门读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认为像乘法表一样有益无害。

现在我们再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被允许教授与流行信仰有出入的学说。于是，在5世纪末，第二个案例发生了。

这一次受害者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个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的流浪教师。这个地方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有创见的“快乐哲学家”，他提出一条定律：“只有以最小痛苦，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当做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应当置于治安监视之下的人。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如此短暂，不应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研究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而应该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使生存更美好、更快乐这一目标上来。

这一论点毫无疑问切中事物要害，肯定要比以往的任何文字和说法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而且，当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十分危急之时，经过一系列失败和瘟疫的侵袭后，人们正处于彻底绝望之中。显然，这不是对诸神的超自然神力质疑、激起诸神的怒火的好时机。普罗塔哥拉被控渎神，“无神论者”被责令在法庭上对他的学说做出解释。

本来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当时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但他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跑了。不幸的是，在去西西里岛的途中，他的船失事，看来是淹死了，因为此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遭受雅典人恶意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他其实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年轻作家，由于在一场官司中诸神没有站在他一边，他对诸神心怀怨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而郁郁沉思，以至神经错乱，四处散布亵渎神灵的话，而这些神灵当时在希腊北部的人们中间大受欢迎。由于这些不端行为，他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之前，这个可怜的坏蛋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咒骂他在奥林匹斯山的敌人，最后因肝火太盛而平安死去。

接下来是我们有记载的有关希腊人不宽容的最臭名昭著、最广为人知的案例：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当人们有时为了说明世界依然如故，雅典人并不比后来的人更加宽大为怀时，就会把苏格拉底的名字拉扯进来，作为希腊人偏执狭隘的例子。但是经过对这个案例的广泛研究之后，今天我们了解得更多。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招人讨厌的街头演说家未受波折的漫长学术生涯，正是对公元前5世纪盛行于希腊的思想自由精神的直接礼赞。

当时的普通大众仍坚信众多神灵的存在，而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单一神的先知。雅典人尽管可能不是总能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受神的启发来自内心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却完全了解他对大多数邻居虔诚信奉的神持一种非正统的态度，他对已有的习俗也缺乏最起码的尊敬。

最后，是政治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为了取悦大众而被牵扯进来）其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是一个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很多，钱财很少。苏格拉底小时候没有钱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是些讲究实惠的家伙，教授一门课程要收取两千块钱。此外，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知识，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培植自己的良知，没有几何学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性质对于灵魂的拯救也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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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智者，通过诘问将智慧的密匙交到懵懂的人手中。然而，他也是一位不幸者，只是因为缺少足够的理解与宽容。

就这样，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不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与游手好闲者争论，晚上则聆听着老婆的唠叨（她为了养活一家人，被迫给别人洗衣服，因为他的丈夫认为谋生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多次参战和远征的受人尊敬的老兵，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被从众多的教师中挑选出来，为自己的观点接受惩罚。

为了搞清这一事件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在苏格拉底为了人类的知识和进步事业做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的时代，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

在他一生中（他被处死时已年过七旬），苏格拉底试图向他的邻居们表明：他们正在浪费自己的机遇，过着空虚浅薄的生活；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几乎一直在浪费伟大、神秘的天神赐予的神圣天赋，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短暂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的崇高，突破了所有旧哲学的藩篱，比普罗塔哥拉更进了一步。普罗塔哥拉告诉人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则提出：“人的无形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终尺度，是人而不是神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做的演说（确切地说共有500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一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都是最激动人心的通俗道理，不管他们是否持同情态度。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利告诉别人应该相信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如果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知做事，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家庭，甚至没有住处，也能成功。如果不对每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人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完全自由、不受权威干涉地去讨论所有问题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了错误的意见。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富人与穷人、有产者和劳工之间，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温和派”，一个看出两种政府制度的利弊，力图找到能让所有理性的人都满意的折中方案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欢迎，只是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还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民主派赢得了城邦的完全控制权，驱逐了贵族，苏格拉底也就难逃厄运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他们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做法。

苏格拉底的敌人和朋友一样多。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一位口头“专栏作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好事者，把揭露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虚伪和思想欺骗当成乐事。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早晨谈到的趣事，到了晚上整个城邦便无人不知了。有人还写了有关他的戏剧，当他最终被捕入狱时，整个古雅典没有人不熟知他一生中的所有细节。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如那个可敬的粮贩，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通晓神的旨意，因此在起诉过程中嗓门最大）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分子”中的极其危险的人物，这个人的教唆只会引起奴隶的懒惰、犯罪和不满。

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为自己所做的滔滔不绝的辩护仍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建议，只要苏格拉底摈除自己争论、辩论、争吵和说教这些陋习，一句话，只要他不再干扰他的邻居和他们喜好的一点偏见，不再用无休止的疑问去纠缠他们，他就可以被赦免。

但苏格拉底不肯听这些。

“这绝对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只要我内心的微弱声音还在告诉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性的真正道路告诉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而不管后果如何。”

这样一来，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30天。每年一度到戴洛斯朝圣的圣船尚未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之前不准行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老人安静地呆在牢房里，试图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他有很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逃走。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开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继续和朋友交谈，用自己坚持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要把心思多放在精神世界上，而不要放在物质世界上。

接着，他饮下那一大杯毒鸩，躺在床榻上，用长眠将所有进一步的争论搁置。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的愤怒所震慑，认为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才是明智之举。

但等到一切都平安无事了，他们又回来重操公众教师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更流行了。

与此同时，这座城邦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这场战争以雅典人的失败、斯巴达人获得全面胜利而结束。这是体力对脑力的完全胜利。不用说，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斯巴达人从未写下一句值得记住的话，也没有为人类的知识贡献过一点思想（除了现代足球比赛还在沿用的一些军事战术外）。斯巴达人看到对手的城墙已被推倒，雅典舰队只剩下十几条船，就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

但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智慧的光芒。

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10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统率了希腊联合舰队。

况且，伯里克利的业绩尽管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欣赏，却使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成为世界的文化之都，就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在罗马、西班牙和非洲，凡是有钱能使孩子受到时髦教育的人，即使孩子只是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一所学校，都会认为是莫大的荣耀。

这个古代社会对待存在问题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对此我们现代人很难正确理解。

在异教文明的敌人——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普通罗马人和希腊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是非常不道德的，他们肤浅地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整桶的萨勒诺酒，听着埃及舞女的靡靡之音，为了换换口味，也去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把流血完全当成是运动。

当然，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明的伦理原则置之不顾，积攒起万贯家产。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享有公众的尊敬或是被看成当时文化的值得称赞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别墅。他是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时的帮凶，聚敛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当看到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40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我们会摇着头感叹道：“多么腐败啊！”

然后，当我们坐下来读一读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的爱比克泰德的著作，我们会感到自己是在与一个古今少有的值得赞美的高尚灵魂为伴。

我知道，对自己的邻居和其他民族下一个总结论是最受欢迎的室内活动之一。但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和他同时代的宫廷势利之徒埃帕菲罗迪特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两千年以前人们对尽善尽美的欲望和今天一样。

毫无疑问，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所实践的尽善尽美属于不同的类型。那时的尽善尽美本质上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与东方毫不相干。但把这种尽善尽美视为最崇高的、最有价值的理想的“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学。如果我们承认纯正的良心、简朴的生活，加上健康的身体和适足的收入是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证，那么这种哲学是成功的。灵魂的归宿并未引起他们太大兴趣。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靠运用智力而高踞于地球其他生物之上的特殊哺乳动物。如果说他们常常提到诸神，那么他们使用那些词汇就像我们使用“原子”、“电子”、“以太”等词汇一样。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字，爱比克泰德所说的“宙斯”，就像欧几里得问题中的x和y一样价值未定，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

那时的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仅次于生活的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各种各样的生活，按照苏格拉底开创和推广的推理方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有时他们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向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柏拉图是所有古代教师中唯一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挚爱而开始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人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爱徒，是苏格拉底学说的执行者。

处在这一身份，他很快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一系列对话，这些对话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以后，他开始详尽阐释他老师的理论中某些晦涩难懂之处，并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文章。最后，他开设了许多门课程，将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思想传播到了古雅典之外的地方。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表现出了全身心的忘我投入精神，这一点几乎可以和圣徒保罗相媲美。但圣徒保罗一生过着极为惊险的生活，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柏拉图则从未离开过他那张舒适的花园坐椅，他让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他身边。

优越的家世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首先，他是雅典公民，他母亲的血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他简朴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口才出众，人们只要被允许在柏拉图大学听上几堂课，就会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边。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相似。他曾在军队服役，但对军事事务没有特殊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摔跤手，一个赛跑能手，但在运动场上没有赢得过什么荣誉。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像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梭伦之前所做的一样，他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停留。然后，他回到家乡，再也没有外出过。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学说，那个地方被称为“学园”。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但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学，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府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本质上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进化是稳步的过程。他认为，人类的生活从低级水平慢慢提升到高级水平，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发展到美好的思想。

柏拉图的这些想法在羊皮纸上听起来倒是不错，但当他试图为他的完美国家制定某些确定的原则时，他追求公正的热情，对正义的渴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对其他的任何考虑置之不顾。他的“理想国”一直被那些纸上乌托邦的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的终级世界。这个奇特的共同体反映并将继续精确地反映那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喜欢混迹于政界，对下等阶层极端不信任，惟恐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身份”，试图分享本该属于“上等阶层”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受到西欧中世纪学者的尊崇，在他们手里，著名的理想国成了他们向宽容精神宣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很容易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与他们生活的12、13世纪流行的前提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从基督教的教义上讲，柏拉图根本算不上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信奉的众神非常的轻蔑，把他们看成是来自遥远的马其顿俗不可耐的乡下佬。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编年史中记载的有关众神的丑行而深感痛心。但随着他上了年纪，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林里，对家乡各个小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越来越义愤填膺，目睹了旧的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他开始相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必要的，否则他想象中的理想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他进一步坚持认为，他的理想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为所有公民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则，并强迫自由人和奴隶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监禁和流放。这听起来完全背离了苏格拉底在不久以前曾为之英勇战斗的宽容精神和良心的自由。这其实也是柏拉图的本意。

这种态度上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生活在人们中间，而柏拉图却害怕生活，从令人不快的、丑陋的世界逃避到自己臆想的王国里。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独立小城邦的时代，无论是假想的还是现实的，都已经结束了。集权时代开始了，很快整个希腊半岛并入到从马里查河边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的广阔的马其顿帝国。

但是，在这个古老半岛上桀骜不驯的各个民主城邦落入征服者的巨掌之前，这个国家却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行善者，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死去的希腊人。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这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知道了那个时代能知道的一切，并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他的书成为了智慧的矿场，他之后，整整50代欧洲人和亚洲人从那里各取所需，也没有耗尽这一纯粹知识的矿脉。

18岁时，亚里士多德离开了自己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大学聆听柏拉图讲学。毕业后，他在很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园。这就是吕克昂学园，它很快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一点也不赞成在自己的城内增加学园的数目。城邦最终开始丧失其原有的商业重要性，所有有活力的市民都搬迁到了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南方和西方的城市，留下来的都是太穷或是太懒惰而无法逃离的人。他们是原来的自由民中暴民的顽固残余分子，他们曾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添光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原本对柏拉图学园里的“勾当”没有多少好感。柏拉图去世十多年后，他的最著名的门徒重返故土，公开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力有限的学说。对此，老顽固们神情严肃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这个使他们的城邦变成自由思考和不信神的代名词的人。

如果这些顽固派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一定会强迫他离开国境。但他们明智地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位眼睛近视、身体强壮，以博览群书、衣着考究而闻名的绅士，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可不是雇佣一两个亡命之徒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教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王子们一起长大。而且，他刚完成自己的学业，就被任命为王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里，他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朝夕相伴。因此，他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小心守护，生怕有人伤害了皇帝主子的这位密友。

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危险之中。他回想起了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的事情，不想重蹈他的覆辙。像柏拉图一样，他小心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的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普通民众统治能力的不信任是众人皆知的。当雅典人怒火爆发，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时，亚里士多德渡过了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他死在了那里。几个月之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雅典，惩罚了叛乱。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现在已经很难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控不信神的确切依据。一般来说，在一个业余演说家的国度里，他的案件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他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报复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几个地方实力派的偏见采取了蔑视态度。

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独立小共和国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不久以后，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变成了他们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所有的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大多数问题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们自由思考，只要他们不对政治上的某些权益之计的政治原则质疑。罗马政权的安定与繁荣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尽管如此，激励着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理想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仍然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是将其宽容建立在经过几个世纪认真实践和思索得出的某些明确结论之上的。罗马人则觉得，他们用不着做初步的研究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行动家，对研究不感兴趣，对高谈阔论不屑一顾，并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其他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政府理论问题或者月亮对潮汐的影响，罗马人非常欢迎。

如果他们的知识可以付诸实用，那就会引起罗马人的重视。仁慈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提供给那些真正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的。

与此同时，罗马人则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管理日益扩张的领土上。他们要训练足够多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远的省份，要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要道。通常，他们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以维持五百多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荣誉的桂冠应该属于无愧于这个荣誉的人。

罗马人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他们建立的统治结构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非凡的成就。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主人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臣服的部落就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十几个神，或是一整座神庙的神，这都无关紧要。但是，不管他们信仰什么，这个世界大帝国里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成功有赖于这样一条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自己的邻居或自己城市内陌生人的生活。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神被侮辱了，他们也不能到行政长官那里寻求解决。“因为，”正如提比留大帝曾说的那样，“如果众神认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抱怨的话，他们一定会照料好自己的。”

靠这一句不足道的安慰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类似的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个人的观点带进法庭。如果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中间住下，他们有权利带上自己的神，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自己的神庙。如果哥罗西人因为类似的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居住的土地，享有同等的信仰自由。

经常有人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然、宽容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居住在拉丁半岛之外所有其他野蛮部落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我对此没有把握。但事实是，在500年的时间里，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维持了彻底的宗教宽容。他们发展了一种治国方略，以最小的磨擦获得了最大的实际效果。

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太平盛世已经到来，互相宽容的状况将会永远延续下去。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永恒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也毁灭了自己。年轻士兵的白骨被扔在了数以千计的战场上。在差不多五百年时间里，它最智慧的公民把智力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上。

最后，恶果来临了。

以一城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罗马的人力和脑力耗尽了。

随后，又一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人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乡间房屋、城市房子，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吃过了所有的食物，看过了所有的东西，听过了一切声音。他们尝遍了各式各样的美酒，到过了所有的地方，与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做过爱。世上所有的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世上最美丽的画都挂在他们家里的墙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全世界最具天资的音乐家为他们伴奏佐餐。他们在童年时有最好的教师教给他们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食物和美酒都失去了滋味，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只要一有体面的机会就会结束生命。

他们只剩下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向往。

然而，旧的神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不会再轻信关于朱庇特和雅典娜的儿歌。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建立，他们都宣扬仁慈、自我克制和无私、有益于他人的美德。但是，这些哲学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哥拉的书在每一个街头书店都可以找到，它们在书上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精神食粮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于是，罗马人开始强烈地需要某些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因此，纯粹哲学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的确算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对一小部分人有吸引力，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等阶层，他们享有称职的希腊教师个别指导的优势。

普通大众却把这些精心编织的哲学思想看成是一文不值，而且也开始认为大量的古代神话只是粗俗轻信的祖先孩子气的发明。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所谓知识精英的认识程度，还不能否认所有的神的存在。

于是，他们表面上给予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正式的尊敬，暗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舒适和幸福而信奉众多神秘教义宗教中的一种。在过去两百年时间里，这些神秘宗教在台伯河畔的古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我前面所用的“神秘教义”一词源于希腊语。它的原意是一群“刚入会的”人的集会——这群男女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以免泄露只有神秘教义宗教的真正成员才能知道的最神圣的秘密。这些秘密就像大学兄弟会的手法或是海鼠独立会的咒语一样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1世纪，神秘教义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形式，一种教义，一种教派。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一点混乱）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会告诉他的邻居他转到了“另一个神秘教义宗教”。“教堂”、“礼拜堂”和“主之屋”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词汇，在当时还不为人知。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了解当时罗马发生什么的话，就请你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看看。几乎任何一份都行。在上面你会发现四五个专栏有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义和神秘教义宗教的广告，它们都许诺能给人们健康、富有和永恒的灵魂拯救。

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非常类似，充斥着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从小亚细亚北部覆盖着青藤的山上传来了对西布莉的崇拜，弗里基亚人把她奉为众神之母。由于对西布莉的崇拜带来了不适宜的感情放纵，罗马不得不最终通过严厉的法律禁止传播任何鼓励公开酗酒和做出更糟的事情的宗教。

埃及，这块充满矛盾和神秘的古老土地，提供了好几个怪诞的神灵，罗马人对于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的名字就像对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耳熟能详。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为世界奉献了建立在美德之上的抽象真理和实用行为规范的初步体系，现在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外国人提供了声名远播的艾蒂斯、狄奥尼索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的“神秘教义”。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却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在1000年里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商人，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伟大天神巴尔（耶和华的首敌）和他的妻子艾斯塔蒂。所罗门在老年时曾在耶路撒冷中心为这个奇怪的女神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迦太基城争夺地中海统治权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公认是它的庇护神。最终，当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都被毁灭以后，她又以令人尊敬、一本正经的基督教圣人的形象重新回到了欧洲。

但所有神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在士兵中间非常受欢迎，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的罗马边境线的每一片废墟之下，现在都能发现他的破碎的塑像。

这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是司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我们的祖先占据里海低地平原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准备在后来称为“欧洲”的高山谷地之间安顿下来时，曾经在那里信奉过米思拉斯。他们相信，尘世的统治者也是完全依靠他万能意志的恩惠施展权力的。米思拉斯周围一直包围着天火，有时他降天火在身居高位的人身上，作为神恩的象征。虽然他早已离去，他的名字也被忘记，但中世纪那些仁慈的圣人们头上的光环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早在基督教会问世1000年以前就开始的古老传统。

尽管米思拉斯在很长时间内深得人们的崇敬，但人们要稍微准确地重现他的生活却仍然非常困难。这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恨之入骨，远远胜于对普通神的仇恨。在内心深处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于是他们便竭尽全力，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想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庙宇荡然无存，关于这个宗教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留下。这个宗教曾经在长达五百多年时间里盛行于罗马，就像今天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

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废墟不可能被完全摧毁，我们借助于来自亚洲的一些资料，仔细搜索这些废墟，我们克服了最初的障碍，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天神及其所持观点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很久很久以前，米思拉斯从一块岩石中神秘地降生。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冒险，其中很多事情使我们想起了使赫拉克勒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功绩。但赫拉克勒斯残酷暴虐，而米思拉斯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摔跤，并击败了他。他虽然得胜了，却豁然大度，于是太阳神和他成为手足兄弟，人们常常分不清谁是谁。

当万恶之神降下一场大旱，威胁整个人类时，米思拉斯一箭射中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流向干裂的土地。艾赫里曼（这是米思拉斯的首敌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可怕的大洪水达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艘大船，把他的亲属和牲畜装在船上，就这样他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了出来。最后，在竭尽所能将人类从由于其自身的荒唐而造成的恶果中拯救出来以后，他被召到了天上，永远掌管正义和公正。

加入米思拉斯教派的人必须通过一个精心安排的入教仪式，他们必须吃一些面包和酒作为礼餐，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过的著名晚餐。接着，他们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在我们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1500年前就完全消失了。

一旦加入米思拉斯教，所有虔诚信徒都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祭台前祷告，唱赞美诗，一起参加每年12月25日的节目，纪念米思拉斯的诞辰。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从事任何工作，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这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整齐地摆成一排排，等待复活日的来临，到那时好人会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会被投入永恒的烈火。

所有不同神秘教义的成功，以及米思拉斯教义在罗马士兵中的广泛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并非漠不关心。实际上，罗马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能够在感情上满足大众需要的东西。

47年初，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驶向佩加城，那里是前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对非犹太世界的智慧了如指掌。

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