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望的歌”到“燃烧的剑”
文～范晔
（1）
古人说：“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大诗人往往长于多种风格，不止一副笔墨，呈现多样面相。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便是如此：据说他有“一根手指”“两双眼睛”和“三只耳朵”。
“一根手指”是说他好像希腊神话中的米达斯王，触手所及，点石成金，能将世上所见所闻的一切事物化为诗歌。墨西哥作家帕斯曾说聂鲁达拥有“两双眼睛”，一双观察现实世界，另一双则向梦幻世界敞开。至于“三只耳朵”的称号，却是缘起于他1951年的一次中国之旅。
那年9月，聂鲁达和苏联作家爱伦堡等人由莫斯科启程来华，代表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为宋庆龄授奖。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真诚的、最美好的微笑陪伴了我们好些日子。……我们结识了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作家协会主席丁玲，结识了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他们会讲法语或英语……”聂鲁达离开一年后，艾青在《文艺报》上发表《和平书简—致巴勃罗·聂鲁达》：“因为你的姓的中国翻译是‘聂’字，爱伦堡叫你是‘三只耳朵的人’，我问你：‘还有一只耳朵在哪儿？’你笑着指着前额说：‘在这儿。’你说：‘我可以倾听未来。’”只是，倾听到的未来未必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六年后，聂鲁达应邀与巴西作家亚马多夫妇再次来华访问，艾青专程离京赴昆明迎接。从滇池到长江再到北京的昆明湖，中国诗人一路陪伴他的智利好友漫歌与漫游。但就在聂鲁达回国前的欢送会上，他熟悉的“那双机敏和善的大眼睛”却不见了。据说后来在智利的黑岛，聂鲁达常常面对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他至死无法接受“到处陪伴我们的诗人艾青，被送到戈壁滩上……”
（2）
巴勃罗·聂鲁达的中国之旅是他在汉语世界的接受历程中的初章。《二十首情诗》中“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聂鲁达之所以为聂鲁达，远不止于此。聂鲁达一个人就是一部抒情百科全书。与他的同名好友巴勃罗·毕加索相似，诗人拥有惊人的创造力，一生中不断自我变法，从哀感顽艳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吞吐万象的《漫歌》，他的整体创作风格难以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等任何标签来概括。拿弗他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诗人的本名）成功创造出名为“聂鲁达”的神话：以词语施魅的万人迷、去国离乡的波希米亚浪游者、以诗歌引导大众的革命者、用“第三只耳朵”倾听未来的先知……诗人的诸般面相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展露。像如此量级的作家，有必要对其作品作整全的呈现，让读者更好地解读与把握。聂鲁达应当是汉语世界里最知名的西语诗人之一，但即使如此，其仍有不少作品尚未被译介，《燃烧的剑》就是其中的遗珠。这本出版于1970年的诗集，是聂鲁达晚期创作中别开生面的一部。
（3）
《燃烧的剑》这本诗集或可看为一部由87个短章组成的诗剧，其间多有独白和对白。梗概如下：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罗多从覆灭人类的战争与灾厄中逃出，独自来到广袤孤寂的荒野，在这巴塔哥尼亚版的伊甸园，罗多遇上了恺撒城中逃出的女人罗西娅。恺撒城是丛林中的一座黄金之城，它的故事早在殖民时代就在西班牙探险者中广为流传，无数人为了寻觅它的踪迹而投身于开拓和征服丛林，却都无疾而终。逃过了征服者爪牙的黄金城，却在一场灾难里倾塌。幸存者罗西娅逃出覆灭的城市，与罗多相遇。两人在警惕、敌视与对立之后陷入情网。罗多厌倦了人类社会的战争、暴力与冲突，而罗西娅身上属于自然和女性的特质—野性、纯净与温柔为他带来救赎。同时，在罗多的爱中，罗西娅找到了自我。然而，火山酝酿着另一场灾难，在喷涌的岩浆和漫天火光中，罗多与罗西娅乘上自己建造的船，以梦为方舟，带着动物一路逃亡。在逃亡的路上，这对恋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神性。旧神放逐了毁灭的世界，而他们将成为新世界里新的神明。
《燃烧的剑》是对《圣经》故事的重写和再创作，不仅与《世界末日》《2000》等诗集中一样凸显灭世主题，更是《启示录》背景下的《创世记》，包蕴了罗得之妻化为盐柱、大洪水及诺亚方舟等意象。1923年，聂鲁达曾将法国作家马赛尔·施沃布的短篇《火焚尘世》译为西文发表，其中一对青年男女从毁天灭地的火山喷发中幸存，乘舟泛海的情节无疑给智利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半个世纪后的诗作中仍能寻得回响。在《燃烧的剑》里，聂鲁达对一年前出版的诗集《世界末日》做出了回应。先后目睹了西班牙内战和“二战”，又面对着冷战与核战争的威胁，诗人为人类的处境与命运忧心如焚，这是两部诗集共同的背景与底色。但如果说《世界末日》是一记警世钟，《燃烧的剑》则是一曲生命与希望之歌，是在灾祸的压覆中对人类之爱的再次相信：“……本书就此结束并开始。”此处不见了那个呢喃着“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行”的惨绿少年，也不见了“美洲的爱与我一起攀登”的史诗豪情，最终留下的只有历经沧桑后艰楚又朴素的信心：“我爱你。我们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