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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读的是社会学系，趁爸妈打离婚官司如火如荼，没空管我，点灯熬油地考了文物与博物馆学的研究生。这门学科的耶路撒冷在意大利，所以我去了意大利。罗马不仅是世界中心，也是修复科学的中心。

由于早早开始生产艺术，到十四世纪他们已经有了一堆老宝贝需要修复。一五〇六年人们从旧皇宫的泥土里挖出拉奥孔、大蛇和他的儿子，父子三人总计丢了两条胳膊、一只手，教皇请米开朗琪罗来修。老米对此非常谨慎，只画了一幅素描图，就放弃了，谦恭地说不敢随意动它。修复术很快成为一门稳健、蓬勃发展的科学。十七世纪的修复者们已懂得坚守可逆性原则，卡罗·马拉塔负责修复梵蒂冈法路奈吉那回廊时，给每一笔都做了记录。有些损坏来自天灾，一九九七年小城阿西西发生地震，圣方济教堂里二百平方米的壁画被震毁，墙上八位圣人坠地，跌得粉碎，人们收集起十二万块碎片，用五年时间拼了回去。到了当代，意大利人依然是最重视这件事的国家，他们为此颁布宪章，还有一支文物宪兵队，给文物修复捐钱的公司能减税免税。

我在中央修复高等研究院学了五年。这专业有几种方向可以选，石材、服装、纸制品、乐器等，我当然选了“石材”，除了考古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还要学化学、物理、冶金学、矿物学，听教授讲岩石的劣化机理。成为注册文物修复师之后，我进入研究院下设的工作室，从此过上梦寐以求的跟雕像日夜相对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间像手术室，也像化学实验室，X光机、试剂、显微镜、手术刀，还有脚手架、起重架、高压蒸汽机、钻床、抛光轮……

移动一座雕像，可能比移动一个伤员还费事，要先给它定制一个铁架，捆扎固定，挪到运送车上，车低速行驶期间，还要用声学方法探测道路，监控可能出现的颠簸。运进工作间，如果雕像高大，要搭脚手架。用喷雾软化尘垢，一块块初步清洗，再喷一遍表面活性剂，用小刷子、棉签把每条皱褶里，碎屑和污垢弄干净。但铜雕的锈迹不能完全除掉，要通过试剂确定哪些是有害锈，哪些不会恶化，就要保留，不能让雕像紧绷闪亮得像明星打完针的苹果肌。手术刀是用来除掉上次修复痕迹的，绝大部分修复都不是第一次，当然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钻床也很常用，一些大手术要用它切割合金短棒、打孔，填上环氧树脂胶，实现断肢再植。

在我进工作室那星期，有一组同事刚好完成了一项长达十年的任务。一座皇帝骑马的铜像“康复出院”，他们开了个盛大的派对，给皇帝和马做了立牌，印了大头照贴满墙，上面涂鸦“再见！等我回来”。修复永远没有最后一次，未来总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把时间造成的伤害一次次疗治得更好……这简直像爱的隐喻了。

修复术是面向艺术品的医学。有些修复师会爱上他经手的雕像，这一点不奇怪，简直太合理了。整天跟那栩栩如生的胴体厮混，伏在青铜和大理石的腿、胸脯、腹股沟上，注视那些俊美的五官，付出无尽耐心和温柔，夜以继日，很快你会相信他们是被咒语变成这样，在石头金属的皮肤之下，有一个跟我们同样的灵魂。那些小心翼翼的触碰和全神贯注，跟爱共享一副面孔。

有的同事给“自己的”雕像取昵称，等“小胖”“无腿”“俏臀”被送回去展出，他们会定期探望。有些修复后的雕像因不适合再展出，运入库房收藏，那便是天人永隔。

一个女同事半开玩笑地称她的雕像为男友，“我的17号难道不是更美、更忠诚、更持久？”

我问：“持久是什么意思？”

她说：“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总是硬的，永远不会软。”

我交往过几任男友。那几人的嗜好、交往时的窘事，比如接吻时我被对方唾沫呛得咳嗽出来等等，我都能毫无心理压力地讲给亲密友人。但我没跟任何人分享那件事。

迢遥时间中，坐轮椅的少年模糊得像远古岩壁上徒具人形的画。我不止一次擎起火炬，穿过长长的漆黑洞穴，回去看他，看着自己在电梯前转身走开的那个时刻，不止一次地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追下去。

那处悔恨从未消肿，我甚至能隔着衣服摸到它。

还有更可怕的想法：也许他病情恶化，僵卧在床，忍受褥疮的疼痛，等着被人翻身；也许他已不在人世。

有时我跟自己说，对爱和陪伴的需求，是虚构出来的。要努力克服。某年跨年夜，朋友带我去看一个乐队演出，他们唱弗洛伊德的《我多希望你在这里》：“How I wish you were here.（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We’re just two lost souls swimming in a fish bowl...（我们只是两个游弋在鱼缸中走失的灵魂……）”人们欢呼着倒数计时，情侣们目光盯紧对方嘴唇，好比枪口瞄准靶子。我问自己，你希望在这里的是谁？答，是那个人。每个许愿的机会，我都留给他。我想要再见到他。

进研究所的第三个夏天，我被派去修复一座十八世纪的酒神雕像。博物馆的要求是一边修复，一边展出。他们在展厅里造了一个特大玻璃柜，把工具搬进去，我就在里面干活。我也成了展品，游客观赏我骑在酒神大腿上，用软毛刷子蘸药液，涂抹肋间肌。人们看他，但更多人看我。

开始几天，我觉得很难受，虽然玻璃门一关，声音能隔绝大半，但那些审视的目光像一刻不停的噪声，吵得人心乱。后来同事跟我说：“你就当柜子外面那些人是雕塑，是用肉做材料、骨头和肌腱当楔子的雕塑。他们会动，是因为透明的修复师要用透明的四轮车，把他们运到不同房间去。”

她真是个天才。从那天起，我彻底坦然了，旁若无人地享受我跟狄俄尼索斯的二人世界。这位酒神是十八九岁少年的样子，一脸憨稚婉娈，没有胡须，鼻梁细长，薄唇张开，神情像刚喝了口酒，正琢磨味道，又像聆听身边竖笛的笛声。

他斜倚长榻，一堆石头布料垫在腰臀底下，堆出极美的褶皱，令他仿佛坐在云层或水流中。那具大理石身体上，处处是千篇一律的美妙线条，头戴一圈叶冠，葡萄果实一串串压在双鬓处，头发打着卷，从颈后垂到带裂缝的胸膛，右手握杯，左胳膊举起，腕子上只有一个平面，左手缺失了。

我用一管唇膏大小的黑光灯扫一遍表面，寻找瑕疵和裂缝，记录下来，然后一一处理。第十二天，我已经进展到了腹股沟的“阿波罗腰带”部分。早晨九点开馆，最先来的是一个夏令营队伍，八九岁的男孩女孩，个个目如晨星，仰头看着我，戳戳指指，那小面颊的完美弧线足能愧死贝尼尼，然后是一群外地游客，全家人穿着花衬衣、渔夫帽、帆布鞋，显然看完博物馆下一站是海边，每张脸上都洋溢快走完这一站的急切。接下来……

碗里的表活剂没了，得再用水调一些，橡胶手套闷得出汗，直打滑，我脱掉手套，抽了张绵纸，放在两掌中间搓，让它吸汗。外面有一副目光，在玻璃板一米外专注凝望，正如这七天来几千双眼睛。那是个青年，穿一身象牙色西服，右手撑着一根手杖。

我随意一眼扫过去。忽然头皮一麻，打个寒噤。身体里神秘的某一部分，比脑中的人脸识别更快认出来，不是某个他，是“他”。我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站着，不坐轮椅。一切外表改变，对那个确凿的内核来说，都微不足道。

我听不见，也看不清，昏沉沉地张开嘴，一种比理智更强劲的力量，把一声大叫从嘴里扔出去，像投枪掷向目标。但传出去的声音太微弱，那人见我瞪他、嘴巴开合，困惑地微微一笑。

不会错了，那个笑刺穿了折叠起来的两处时空。我扔下手里东西，又嚷了一声。

他误以为我不喜欢被近距离审视，笑里有了歉意，用右手的手杖辅助着，退出几步，要转身离开。这次我掷出的投枪是自己。我迈着梦里演习过的大步，冲刺，冲过去。

一声巨响，一阵噼里啪啦声中，我跟千万块碎玻璃一起掉在地板上。

该死，我忘了，我这个展品跟游客之间不止有空气。这部分梦里可没有。

真是个大场面。远近响起各种语言的惊呼。酒神在身后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像鱼缸里蹦出来的鱼一样趴在地上。他人呢？我双手撑地坐起来，腿上手上都扎了玻璃碴，如在荆棘丛中。他人呢？

“女士，你还好吗？”听到那个声音，我一下清醒了，喘气也匀了。咯吱咯吱，他踏着碎片，穿过漫长漆黑的洞穴，微跛着走过来，伸手扶我。

我打量他，他是不是烟雾凝结出的幻象，随时会消散？我问：“你记得我吗？”他愕然。血穿过眉毛，滴在眼皮上。他替我“嘶”了一声，抽出口袋巾，按住那道口子。

阴影和嘈杂的声音围上来。沉重皮靴咚咚砸地，大胡子安保员跑进展厅的门，大声说：“让开，大家都散开。”

我捂着脑门，说出那个城市和博物馆的名字，“九年前你去看那馆里一个展览我跟你在展厅聊了七十五分钟那时你坐轮椅……”

他眼中一闪，“哦，是‘忒亚号’沉船物品展，我记得了。展品里有一件三世纪的天体计算仪。”

虽然疼得要死，我还是笑出了声。急救人员来了，有人扒开眼皮，拿小电筒往里照，说：“不排除有轻微脑震荡，得入院检查。”

我一把揪住他的手杖端头，“这位先生跟我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