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与“外我”

据钱公《石语·序》，这原是“（民国）二十一年除夕，（陈石遗）丈招余度岁”，“退记所言”，后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重为理董”于“巴黎客寓”的一篇文字。查二十一年除夕，是为公历1933年1月25日，考陈丈（1856—1937）在这一年，已七十有七；而钱公（1910—1998）则尚只二十有三。这原是当夕一老一少所说的“私房话”，彼此说得相当坦诚和投机，不过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触及某些名流，自然不便公开，这也就是《石语》直搁至1996年才行问世的原因。

不知读者注意到，钱公手稿影印“陈衍石遗说”这五个字中“衍”字阙笔写作“”的情况否？直到1985年10月29日，我蒙钱公损书，因贱名亦有“衍”字，钱公也是这么写的（附见原书复印件），近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日札》中“衍”字也莫不如此。由此可见钱公对石遗先生的尊重。按古时对帝王之名要避讳，各朝各代，都有特殊的规定，这里不须多赘。后代尊孔，以“四书”“五经”取士，对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之名讳，自雍正四年后，则又有统一的准则：凡有孔丘之“丘”字，一律避讳作“邱”，《论语》中孔子自称，则阙笔作“”；《孟子》中孟轲之“轲”或阙最后一笔或不阙，都同样读作“某”，塾师在命学生背诵时进行圈点，都要用朱笔在其名上画上一个方框框。此外又有所谓“家讳”，唐李贺因其父名晋肃，不应进士举，韩愈为他写了篇著名的《讳辩》之文，但李还是没有听从，仍然不行应举。《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听冷子兴说到林如海夫人名唤贾敏时拍案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这该是读者所熟知之事吧？

《石语》手稿

我略引这些掌故典籍，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观念形态和民族传统的道德习俗来看待，于此可见钱公对石遗先生的心态，夐乎与其他前辈不同，知遇之恩与知己之感，始终用尊师尊圣之礼侍之，该是多么的难得啊！人们每每对钱公有刻薄之苛讥，但于此实亦足见其有厚道威风的一面。有些人或者以为钱公似不至于这么守旧，而不知钱公于致师友的函件，一直都是遵守极其严格的传统格式来表达的，当然这也得因人而异，如彼此都用语体文来往的书信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原来师友之间，常常也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很为不快的世态。王闿运（湘绮）尝言及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一个是廖登廷（廖季平），“思外我以立名”；另一个是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犹能自立”，杨“则随风转移”。这当是湘绮老人多年接触观察而得，并不是真有前知的神通。杨度的诗文原很可观，但耐不得寂寞。后来虽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然学术上实一无所成。季平先生因潜心伏案，故不断有新著杀青，然太好求新求异，不惜穿凿附会，也终于偏离了轨道（参见拙著《寄庐杂笔》中《谈今文学家的殿军廖季平大师》文）。

湘绮老人所说的这两位弟子实际上是两种类型，而都各有其典型的意义，且又各有所发展。

我尝闻见属杨度型的若干人，其中有两位都说他们的老师是近今独一无二的大师，而其中只有他这个弟子才是嫡传的衣钵，其他都不能算数。而他的弟子也自诩为一脉相承的法乳。幸得他们尚是“自说自话”而已，不然，学术界也要掀起一场争霸的大混战了。不过我可以断言，像这样的传承弟子，纵然得其绪余，实已一代不如一代，没有多大的出息了。

也有一些弟子，明知他们的老师成就不大，可也不切实际地把他们捧得过高过大；见有人对其师略有微词，就要群起而攻之。这与其说是为了报师恩，倒还不如说是为了抬高自己。这种人可说是杨度型的异化。

我又尝闻见属廖季平型而又变本加厉的，有些人初则服膺师说，继则处处与师对着干，但其宅心并不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却是挖空心思想取而代之而妄图成为“百世之师”。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依草附木之徒、盲从蛊惑之辈。其危言诡说，虽可耸动一时，流毒一代，但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了，矫枉已有人，自欺必自害。我早有预见在前，却想不到现报之速也。

介乎“依我”与“外我”两者之间，随着世情风会之变化而急速变脸的，亦古已有之。最典型的例子，无如乾隆、嘉庆年间袁枚（随园）的某些弟子。当袁声气最盛时，很多人都争相攀附以列门墙为荣。有两个自称门生的人都命其诗集曰《推袁集》，又有人刻一“随园诗弟子”的闲章以自炫。及至袁卒后讥弹攻讦之声四起，于是某人又改刻“悔作随园诗弟子”的闲章以自表白。说来其时尚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压力，但有许多人就抵挡不住这一场舆论的小小风暴了。其间独有一个名叫孙韶的却敢于处处为之回护（参见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三《孙莲水传》、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春雨楼诗序》、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四《孙九成墓志铭》，及本人与刘永翔合注之《袁枚〈续诗品〉详注》[增补本]）。

及至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诬师卖友，不惜造谣揭发而用以开脱自己者，更比比皆是。反右斗争中，常见有些人，其本性也许并不恶劣，及至被打倒而戴上帽子后，就如黠竖子之诱人跌落粪缸，或为伥鬼之陷害师友。初时，其本人虽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可怜巴巴的，一旦拨乱反正、改正平反，又一跃而自诩为“五七战士”，趾高气扬起来。我尝和友人感叹说，不要以为右派都是受冤枉了的好人，其间良莠不齐，也有的是戴上帽子后才变坏，改正后学了乖，反而变得愈来愈乖巧也愈发坏透了的。至于在十年动乱中，则尤变本加厉，层见叠出的反反复复，更是罄竹难书的了。然而在陆键东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也见到不少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品格的优异人士，如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黄萱女士，牺牲世俗的享乐，始终不渝忠于职守。而其中尤以和他的学生刘节教授之间的师生情谊最足感人：1967年底挺身而出竟愿代先生上台挨斗！他们历劫不磨，可谓千古难得一见，真令我肃然起敬，毕生萦怀。这才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道德的光焰。

再转说钱公，先生对于世俗人生的陋习，原是早就参透了的。《谈艺录》（增订本）曾有多处慨乎言之，乃至司空见惯：“夫面谀而背毁，生则谀而死则毁，未成名时谄谀以求奖借，已得名后诋毁以掩攀凭，人事之常，不足多怪。子才（袁枚字）声气标榜最盛，世态炎凉，遂尤著耳。”（见529—530页）

及经“文革”的洗礼，感触尤深。当长子永翔晋谒时问及为何不招收研究生时，公似余悸特深，乃坦然慨言曰：“研究生不是利用我的，就是要害我的。”剖析同于湘绮，但易“外我”为“害我”，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但这绝不是在有意步趋，实残酷的现实情状有以启之、“于今为烈”的五浊末俗有以证之故耳。故永翔于返回逆旅后感触殊多，枕上吟成七绝六首，其三即云：“大道犹惊射羿弓，皋比无意煦春风。但将著述留天地，百世仍笼绛帐中。”即是对钱公所说的这层意思的实录和感想。

《石语》的最可贵最难得的所在，就是真实。特别对陈老先生来说，不像他应酬文字对某些达官贵人及相与师友那么吹捧，也不像写《石遗室诗话》那么的徇人之情。这里没有任何社会压力、策略权宜和世俗干扰。倘要说是知人论世吧，这该是最靠得住的真实情感，绝无矫揉造作和违心掩饰之可言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年轻世交后辈，原没有顾虑和设防的必要。

但真实的谈吐虽然是陈老的由衷之言，却不见得全是公正的不刊之论。钱公记录时不乏凑趣的插话，目的无非是存当日之真情，可绝不能认同甚或误会为钱公的识见。记录后的按语，主要便于读者的考索，而非有意帮腔或暗藏异趣之迹。若论彼此立意之别，读钱公著作，多可悟得。最显著者，如误论严沧浪之意，《谈艺录》（增订本）207页即有道及，未尝有所避讳回护。拙作《寄庐杂笔》442页中已加摘引，足证钱公之于真理一端，决不肯因循苟且，为“外我”立名，所谓“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者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依我”呢，永翔在《读〈槐聚诗存〉》中曾记述苏渊雷教授在钱家见书房挂着陈老写给钱公的诗轴，当时未曾记下，后来去信求其录示，钱公复信不允说：“倘传录炫示，便迹近标榜借重，非某甲堂堂一个人所愿也。”（详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

尊前辈，具深情，不“依我”又不“外我”，不矫情又不徇情，看破世情而又痛贬恶俗。少陵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定公诗云：独往人间竟独还。二语当可为钱公合而诵之矣。

钱锺书先生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