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新机遇

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位置！位置！位置！

——英国房地产巨头

哈罗德·塞缪尔

塞缪尔的这句名言一语道出了房地产投资最重要的要素。无独有偶，中国香港的李嘉诚也不断重复这句关于购置房产的名言。其实只要是投资，在本质上就有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这句话如果搬过来放到企业出海的投资战略，以至企业的国际化布局上，也同样恰如其分。

在出海之前，企业家要做的第一个决策往往就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也就是说，根据企业战略需求以及所在行业特点准确匹配目的地，并选择合适的方式切入市场。只不过，在房地产投资里，location翻译成地段；而在全球化的战略语境里，则可以翻译成地域。地域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可以是指学术文献中的东道国，也可以称为目的地国家，还可以是指具体某个城市。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曾经这样说：“考虑‘走出去’，应该想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走出去’？准备拿什么东西出去？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有多少？”曹德旺一语道出了出海战略的精髓。他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出海的目的地。

企业家常常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曾有一位企业家开玩笑说，选择出海目的地，其实就是选择投胎地。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夸张，但是的确道出了选择一个正确的目的地有多么重要，因为一步错，步步错，说它是决定着企业出海成败最具战略性的一步也毫不为过。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掌舵者坐在地球仪前寻找淘金的目的地、出海的落脚点，是把坐标定位在欧洲、美国等成熟市场，还是落子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热点地区？更深层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各异的市场环境、制度结构和文化习惯，是否存在一套通用的底层方法论？

所幸的是，百余年的全球化历程中，学术界一直追踪商业世界的步伐，并且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研究，这可以成为企业家出海征途中的望远镜。而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有三个理论基础。第一个基于经济集聚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于1920年提出，后来由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扬光大；第二个涉及邓宁提出的OLI（ownership所有权、location区位、internalization内部化）范式中的传统区位优势，包括要素禀赋、市场吸引力、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第三个则主要围绕制度环境和政策因素展开。

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在做出国际化区位选择时，企业决策者应考虑经济、地理和制度因素。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发展出三个比较经典的也是许多商学院战略课上都教授的分析工具，即PEST模型、CAGE距离模型和迈克尔·波特五力模型的国际版钻石模型。这三个分析工具的共同之处在于帮助企业家从微观层面脱离出来，从宏观视角来思考和决策。

这三个分析工具大同小异，我们采用由浅入深的方式来对它们一一进行介绍。对于PEST模型，我们在出海的大背景下，就其四个维度进行完整的介绍。对于CAGE距离模型，我们侧重对四个维度中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进行剖析。对于钻石模型，我们则以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为样本进行深入、完整的分析。最后，我们通过山东滨州和近岸外包的热土——墨西哥两个案例来具体阐述，尝试回答开篇的“曹德旺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