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企业经营管理面临转型升级的节点

对中国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梳理，可以发现，经历了接力式的发展后，目前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正处在转型升级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要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力，创新和完善中国式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和模式。

1.始于晚清的企业管理只是初步尝试

晚清到民国，中国企业主要在航运、轻工业领域发展，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刘鸿生、穆藕初，金融家陈光甫等，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有机结合，初步探索了中国式经营管理的路径与模式，取得了可贵的实践成果。

2.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企业管理的发展和进步空间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两地的企业发展有各自的路径与特点。

中国台湾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类型偏于代工制造，发展出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代工生产模式。

其中，王永庆创立的台塑算得上别具特色：既是超大型企业集团，又是走自主品牌道路的重化工企业。在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中国台湾，台塑走出了一条艰辛的制造业自我更新之路，也由此探索出始于传统文化“止于至善”精神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台塑管理模式。

在代工企业这一领域，可以说中国台湾企业做到了极高水平：通过规模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纵向整合资源，充分挖掘代工制造的潜力，为代工制造业树立了标杆。

2020年世界企业500强中，6家中国台湾制造业企业上榜，都是电子代工企业。根据鸿海集团2019年财报，鸿海集团一家就占了全球2019年电子产品代工市场41.1%的份额。在制鞋代工领域，宝成鞋业是龙头企业，有数据显示，全球名牌运动鞋中平均5双鞋就有1双鞋是宝成集团制造的。

中国台湾企业中，电子行业的华硕、宏碁、HTC等自主品牌曾一度风生水起，但短暂的风光过后，几乎都重归寂寥，引领潮流的仍是代工业。

为什么中国台湾企业与代工制造有如此深厚密切的缠结？为什么中国台湾企业很难走出自主品牌之路？

我们认为，这和经济部门引导、资源、市场、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等都有关系，正是在这些因素基础上，中国台湾企业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特色，进而形成路径依赖，最终既受其益，也受其困。

我们以电子代工为例，可以看出其特征。

中国台湾经济部门从1974年开始谋划电子产业的发展，以承接美国电子产业转移的相关产业链，制订产业发展规划、派专家团队到美国学习、建立专门研究机构、对相关企业给予扶持、建立产业园区。通过一系列扶持和努力，逐渐发展起几大电子代工企业。中国台湾企业的晶圆代工最具竞争力，2021年6月，集邦科技（TrendForce）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十大晶圆代工厂商营收榜单，三家中国台湾企业上榜，市场占有率共64%；中国大陆企业也有三家上榜，全部市占率为7%。

应该看到，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通过深具前瞻性的眼光，抓住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机遇，中国台湾企业成功嵌入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链中，在资源有限、市场狭小的条件下找到了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位置。

中国台湾企业在代工制造这一细分领域不断深耕细作，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代工经营管理模式，打造出成本控制、生产运营、客户响应、后向整合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重要能力。面对竞争，中国台湾代工企业从OEM走向ODM，不仅提供制造服务，还提供设计服务，然后又向EMS发展，提供售后、物流管理服务，使品牌企业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性，加深了自己的“护城河”。

但我们也要看到，代工企业毕竟依附品牌企业而生，且利润率太低，代工企业成为中国台湾制造业的主流，无论如何是有缺憾的。

与中国台湾企业以代工制造为主流不同，中国香港企业以房地产、航运、金融、旅游、贸易等行业为主，最近几十年，由于转口贸易逐渐消退，航运业已衰落。

回顾历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香港一度成为亚洲的制造中心，在塑胶、钟表、纺织等行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但这些产业链并不具有太高的技术含量，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这些产业基本转移到了内地。

在中国香港企业中，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创办房地产企业，霍英东、包玉刚创办的企业主要在房地产、航运、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有着更多的传统商业特点，注重宏观形势的判断、注重机遇的把握、注重在商场竞争中纵横捭阖的手段施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方努力，香港的高科技创新创业在近十年有了新起色，由香港高校的教授和学生创立的高科技公司逐渐显示出其竞争力，如香港科技大学走出固高、大疆、李群自动化、云州、逸动科技、第四范式等；香港中文大学走出商汤科技、易视智瞳等。香港数码港从无到有，已发展到有1600多家创科公司。货拉拉、商汤科技等独角兽企业，早期在香港发展起来后，都选择走进内地这个更广阔的市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香港的高校人才优势、科研优势将和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大湾区城市的产业链、供应链、制造优势，以及内地的广阔市场优势相结合，使香港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发挥其独有作用。

3.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正在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40余年，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政策环境、产业环境、技术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跨越式走完了西方国家企业17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企业组织形态、制度建设已提升到较为规范的水平，经营管理能力、员工素质等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走过了迅猛变革、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更新迭代的历程。

放开经营自主权、承包租赁、股改上市、抓大放小，一直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规范化、科学化道路上不断进化，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模式得到不断探索创新。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军工、重化工方面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在航天工业、核工业领域的原创科技能力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

经过70多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相较民营企业达到了较为规范、科学的水平，管理团队和员工素质也相对较高，但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仍比较迫切。我国近年力推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使国企活力充分释放。2020年9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我国民营企业的相当部分是从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而来的，起点较低，大部分经历过缺乏资金、技术、人才、资质的作坊式组织形态，还有一部分民营企业由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另外就是在互联网大潮中借助国内外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企业。中国民营企业优秀者已经成为具有较强资本规模、技术水平、人才队伍、品牌声誉的世界级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联想、海尔、小米、大疆等。2019年3月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何立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民营经济的“56789”：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这是对民营企业贡献的充分肯定。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组织形态、制度建设、经营管理水平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30多年里，由于国际国内的市场都足够大、市场机会多，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上述不足还没有充分暴露，而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现在，就需要补齐短板，使企业规范稳健科学地发展，也就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开展价值观和企业精神重塑。

我们以世界500强上榜企业做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进步与不足。

纵向比较分析，中国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数量、整体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和员工人数总体呈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大陆企业只有9家上榜，而且全部都是央企，2020年中国大陆企业上榜数为121家，与美国持平。

横向比较分析，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在2010年分别约为中国500强企业的5.71倍和7.67倍；2019年分别约为2.73倍和2.97倍，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10年到2019年，中国5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连年增加，从3371.25亿元增加到9765.48亿元，增加了189.67%。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报告显示，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于2013年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不断升高，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统计表明，2010年到2019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从42634.54亿元上升到218710.33亿元；平均每个品牌的价值从85.27亿元上升到437.42亿元，品牌价值增加约4倍；世界级品牌从29个增加到54个。

2021年4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根据其掌握的各项数据，发布了最新版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以2018年指标为准）”，报告评估范围包括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技术深化和升级水平。在“技术深化和升级水平”“世界影响力”方面，以中国、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近些年有了长足发展并脱颖而出。与2012年的数据相比，中国大陆制造业竞争力由全球第5名提升至第2名，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完成的行业GDP接近4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规模的总和。我国的汽车、电脑、手机、空调、洗衣机、冰箱、彩电、钢铁以及其他多项产品的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但中国一流企业与发达国家的杰出企业相比，还存在以下差距。

第一，中国一流企业的效益指标不够理想。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企业效益指标整体不够理想。中国内地121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不及美国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的一半，同时也低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

第二，中国一流企业行业结构不合理。中国一流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较少。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内地121家世界500强企业按所有制划分，国有企业93家，民营企业28家，大型企业集中于少数行业，第三产业较少。

第三，中国一流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原创技术创新方面，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我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从整体上说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上处于中低端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屡屡遭遇被压低价格、反倾销、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等问题。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和投入强度，我国2020年是2.4%，美国是2.79%，北欧一些国家是3%，日本和德国是3.4%，韩国是4.5%。其中，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只有6.2%，俄罗斯是15%，发达国家是15%～20%。“十四五”期间我国要提高到8%。

第四，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中低端价值链上。我国开始全面工业化可以追溯到1953年“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到2020年，经过近70年的建设，我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有相当规模与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我国制造业还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家在2015年召集百余名院士专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三大转变。

第五，中国企业品牌价值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8年全球最佳品牌100强，中国仅有华为一个品牌上榜，位列第68位。《福布斯》发布的2019年全球品牌100强中，华为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品牌，位列第97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