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1.2.1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

1.2.1.1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

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未明确提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具体概念，对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研究也未形成体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导致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深入和缺乏创新。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不少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独立和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需求，大力发展工业化优先的赶超战略，致使国内的农业发展、农村金融甚至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都被牢牢地套上了“计划”的枷锁，逐渐在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二元结构特征；另外，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局限性，农业的高风险和低附加值特征使得农业投资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也带来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整体金融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关注度更加不足。凯恩斯（Keynes）革命以前，主流的经济学派对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货币本质问题的回答，研究货币价值的决定，并且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现实中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有益探索。自Keynes（2018）提出流动性陷阱理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金融的本质和其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但也仅限于将金融视为中介部门或“中介人”的角色来看待。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滞胀使得Keynes（2018）的宏观调控理论开始遇到最大的现实挑战，其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掀起了复辟古典经济学的浪潮，也将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之争再次搬上了历史的舞台。因此，在金融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金融的定位不清晰和不全面使得金融理论乃至农村金融理论的进步举步维艰。现有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沿着金融资源论在农村地区的扩展和深入以及基于农村特有经济社会环境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来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带领多数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大萧条的阴霾，货币这一在古典经济学被视为对实体经济无实质影响的要素又重新回到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领域，货币的本质、功能（Gurley and Shaw，1956）以及货币与经济（Gurley and Shaw，1955）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丰硕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复苏和高涨的阶段，其间催生出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相应地也涌现了大批以金融产品定价、金融市场交易等为研究重心的微观金融理论（王维安和赵慧，2000）。在宏观金融领域，以关注一国整体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为研究重心的金融结构理论开创了系统研究金融结构的先河［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金融结构理论认为一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就是金融的发展，简单说来，金融结构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中介机构，为详细考察金融结构中的各部分要素以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Goldsmith（1969）提出用金融相关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情况，在对该指标的衡量中，除了价格以及一些外生变量，主要包括资本形成率、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率、国际融资率和金融中介比率四类，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内部的这四类决定因素会出现差异，但总体来看，各国金融发展都是沿着金融相关比这一整体数值逐渐提升的路径来进行的（王维安，2000）。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层面，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得储蓄和投资得以分离进而解除了由于二者在数量和空间上必然存在关系的一些束缚，使得储蓄和投资在金融中介或金融工具的作用下得以扩张和发展，进而带来更多的资本形成；另外，发达的金融机构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精准度来识别优质投资项目，从而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孟科学，2006）。其后，很多学者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和理论修正（King and Levine，1993；Rajan and Zingales，2003）。

与战后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快速恢复发展相对应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为满足迅速建立国内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对金融部门实行严格管控，使其成为一种实施国家战略和意志的工具，国内储蓄尤其是居民部门储蓄和投资严重不足，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发展。多数学者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这些金融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Patrick，1966；麦金农（McKinnon），1973；肖（Shaw），1973；Galbis，1977；Kapur，1983］，其中引起学界反响最为强烈以及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改革实践影响最大的是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McKinnon，1973；Shaw，1973），McKinnon（1973）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储蓄和投资存在分割，优质的生产机会与高效的资金配置存在分割，这种“分割”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名义上的合理性，但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市场扭曲。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政府实行对利率、汇率和金融机构的严格管制，会抑制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限制金融体系的发展，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陷入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相互抑制、共同衰退的恶性循环。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放弃“金融抑制”，政府放开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实行“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使得利率一方面可以充分反映资金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能吸引大量储蓄，金融中介促进投资和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功能得到发挥，进而带动经济增长。麦多农（1973）和肖（1973）的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学者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对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Mathieson，1980；Fry，1982）。此外，也有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纷纷以此理论为基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但收效甚微，甚至由于改革过于激进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陈雨露和罗煜，2007）。此后，在总结近二十年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麦金农（1993）指出经济自由化改革需要满足通胀稳定且可控、外汇储备充裕和财政赤字可控、财税改革有效和国内企业发展良好等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同时，自由化改革也要遵循先生产部门后金融部门、先国内金融部门后外部金融部门、先放开经常账户后放开资本账户的次序（麦金农，1993；李扬和殷剑峰，2000）。诚然，对于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结论，众多经济学家已然进行了大量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实证考察，然而对于金融体制和金融结构的选择上，各个国家却表现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明显差异，也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优劣利弊的广泛探讨（Bencivenga and Smith，1991；Diamond，1991；Rajan and Zingales，1998；Levine，2002；Chakraborty and Ray，2006）。从一国的金融发展实践来看，金融结构中的银行主导或市场主导并不表现出唯一性，而金融在与实体经济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便利清算和支付、储蓄的积累和转化、资源配置、风险分散和转移、降低信息和监督成本等功能在长期中更为稳定（Merton and Bodie，1995；白钦先，1989），经济学家们据此展开了功能金融理论和内生金融理论的研究（Levine，1997；Lucas，1988；Romer，1990）。无论是早期的金融结构理论、还是后来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论、功能金融理论，都是建立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层面来分析金融的演进和发展，缺乏对金融本质的深刻探讨，忽视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使得其在解释一国金融体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脱实向虚”、金融发展由“金融中介”过渡到“主导金融”后频发的金融危机等现象时较为乏力。白钦先（1998）在批判、修正和发展了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的本质研究出发，从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出发，首次将金融放在了一国基本战略资源的高度，系统全面地提出了金融资源论并以该理论为基本命题构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农村金融理论可看作金融发展理论在农村地区的拓展和应用，其最核心的内容是揭示农村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状况，最重要的主张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农村金融市场。主流的农村金融理论可大致分为农业信贷理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个阶段（何广文等，2005）。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信贷理论占据农村金融理论的主流地位，该理论提出了农民储蓄能力不足以及农业由于高风险低收益特性而无法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两条假设，进而主张政府应对农村地区注入外部资金，并且建立专门的非营利金融机构来提供低息贷款和按计划进行资金分配（张元红等，2007）。农业信贷补贴的理论背景源于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农村地区的有效需求不足为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该政策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但造成了农村地区更为严重的“金融抑制”。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论的逐渐发展和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存在发展停滞和扭曲的情况（Brake et al.，1985），并提出重视市场机制、取消政府干预的农村金融市场论。该理论批判了农业信贷理论中农民没有储蓄能力的假设，认为如果对农民进行适当的储蓄激励，农村中的自有资金可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无须注入外部资金，而且正是外部资金的注入和补贴加大了金融机构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也降低了其动员自有资金和吸收农民储蓄的积极性，加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缺口（Adams，2002）。此外，补贴性信贷政策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大部分资金被农村的“精英群体”、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亲友、大农户、富人等所谓的“上流人士”占有，真正有迫切融资需求的小农户能得到的信贷资金极为有限（Braverman and Huppi，1991；Tsai，2004）。而且，补贴信贷的低利率、资金使用的强替代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以及金融机构的弱监督不仅会使得农业信贷补贴政策达不到政府的产业发展目标，而且会带来贷款回收率低和金融机构难以持续的问题（Vogel and Adams，1996；Maurer and Seibel，2001）。农村金融市场论与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上是一脉相通的，均认为金融抑制是农村金融发展停滞的原因，应该放开政府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此外，该理论还强调非正规金融不仅可以对正规金融形成有益补充，共同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而且还可以在市场化的竞争下激发正规金融的服务效率（亚当斯，1988）。如同金融自由化在拉美国家的改革失败一样，农村金融市场论由于未认识到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也逐渐显露出其弊端（Stiglitz and Weiss，1981；Basu，1997）。1990年后，苏联市场转轨的失败、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意识到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适当的政府干预对于稳定经济很有必要。在农村金融领域，对以斯底格里茨（Stiglitz）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研究开始广泛和深入起来（Stiglitz，1989；Stiglitz，1993；Powell et al.，2004）。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特别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息无法充分掌握，此时，采用政府介入金融市场或者对借款人进行组织化等非市场手段是有必要的（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1993；Stiglitz，1996）。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是金融约束论在农村地区的延伸，强调政府的适当介入是有必要的，非市场措施应该及时补充金融市场机制失效的部分，但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经济和金融体制安排并不完全相同，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是否需要引入政府力量恐怕不是最难的问题，政府何时介入、如何介入以及在哪些地方介入才是改革中最关键的和最复杂的（Stiglitz，1993；Stiglitz，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