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人类福利状况反映了人类生活状态，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福利水平，增强人类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内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状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就必须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得以实现，乡村振兴更加朝着新时期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主力军，是国家的基本劳动力和生产力。保障农民的福利，既是维护农民权益、维持农村稳定、促进城乡融合、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农民福利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大事，其实质是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福利经历了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福利，到以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满足程度为宗旨的生活型福利的转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2023年的21691元，45年间增长了约162倍，年均增长357%；农民人均消费从1978年的116元增长至2023年的18175元，45年间增长了约157倍，年均增长34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降至2023年的32.4，降幅甚至过半。从以上相关经济数据来看，改革开放后，在全党及全社会“三农”工作干部群众持续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农民福利发生了从解决温饱和基本生存需求层面，到提高生活质量和精神富足水平层面的跃升。然而，前期重工业优先战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综合国力的攀升，但也埋下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隐患。近年来，不平衡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和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3—2022年总体只下降了0.012，自2014年下降到0.47以下后一直在0.465左右徘徊，并始终超过国际警戒线0.4；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值虽然在缓慢下降，本世纪初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的3倍之多，2023年年底该数值降为2.4，但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呈现连年递增态势，在2018—2023年的5年间增长了5000元之多，2023年年底站上30130元的高位，甚至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农村内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也在逐年拉大，从2013年的18446元增至2023年的44872元，2023年年底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低收入群体的9.5倍，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近十年来在0.50-0.52的区间波动，2013年为0.520，2023年为0.508，总体上有所下降。农民福利的保障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农民现代福利诉求的实现关系着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实现农民福利在总体上的跃升、在结构上的平衡是当下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及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乡村振兴工作做出总体部署，基本围绕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生态、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突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科技、人才和资金等要素的严重短板问题。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充足且有效的资金支持。2018年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推动农村金融深化改革，加大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强化‘三农’发展的投入保障”。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通过“健全金融支农组织体系”“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政策”等手段，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并指出此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围绕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金融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金融服务水平与人民福祉息息相关，而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金融资源配置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重要体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改善农民福利的功能的有效途径。随着金融市场在近几年的高速发展，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增长方面更加明显，如何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以增进农民福利已经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惠及“三农”的金融优惠政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效果显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是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的有力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持续深入，整体状态大为改观，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日益完善，但同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行为（林毅夫，2003），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直接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温涛和王煜宇，2018）。一方面，相较于以传统经济部门为主的农村地区，城市多元化的现代经济部门更能吸引金融资源，产生资金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净流出的局面，也带来了农村金融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金融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金融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等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李明贤和向忠德，2011）。近年来，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大量金融科技公司不断涌现，持续改变和重塑传统金融业的运营模式和业态产品，金融科技赋能已成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农村金融领域，金融科技作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引擎，可以有力推动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然而农村金融资源在各地区间的供给与农业农村多样化发展的金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亟须突破的“瓶颈”和“短板”（温涛和王煜宇，2018）。从需求端来看，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因数字技术和工具缺乏而导致的工具排斥问题，以及因数字知识和技能缺乏导致的农户自我排斥问题（星焱，2021）。从供给端来看，与大型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相比，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金融科技在人才、资金等领域均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合理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对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农民福利的提升，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改善农民福利的有效途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提升是金融服务支持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资源配置最优化与福利最大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合理地对各种资源进行定价则整个经济系统是守恒的，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政府所追求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与资源消耗的最小化这两个目标能够同时实现，且社会福利最大化点是帕累托最优点。如此一来，准确评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耦合情况，及时发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评估过程中，对于某些领域的农民福利得不到保障，或者资源配置的浪费和不合理现象，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农村金融改革中金融服务覆盖面的提升并不是改革的终极目标，改革措施能否真正作用于农户福利的提升才是衡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农村金融资源是有限的，需要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最大效益，而农民福利是衡量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只有通过准确评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的耦合情况，才能确定哪些领域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哪些领域需要进行调整或优化，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目前鲜有研究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农民福利的提升路径，研究二者耦合机制的文献尤为不足，缺乏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之间的关系的科学评判与经验证据。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之中，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也更加复杂和混乱，当代研究应该紧扣“三农”问题在新时代的变化，从空间演变的角度出发，探究出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进而更加有效地推动农民福利提升。因此，有必要在时空视角下探索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农民福利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把握其时空演变特征，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金融资源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福利经济理论、系统耦合理论以及金融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民福利时空耦合关系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归纳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农民福利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机制，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为提升农民福利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