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首先是国外研究。国外大量文献考察了信贷投放、物质资本要素、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农民就业行为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Nurkse（1953）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长期贫困问题是因为在宏观经济中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Lewis（1954）认为信贷资金投入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极为重要。Nelson（1956）提出“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是促进农村资本形成和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Abrahamsen和Cochrane（1958）提出“农业踏车”假说，认为较早采用新技术的农业生产者能在短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收入水平。Friedman（1962）认为科技进步是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Schultz（1964）指出需要采取措施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Nelson和Phelps（1966）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扩散在促进产出增长方面的核心作用，并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人力资本、技术扩散对收入增长的影响。Harris和Todaro（1968）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他们认为就业和居住地点的不稳定提高了失业率，进而对收入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搜寻匹配理论”的发展完善，很多学者将“搜寻匹配理论”从商品交易引入劳动力市场领域（Stigler，1961），并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以分析劳动者收入与就业匹配的关系（Phelps，1970；McCall；1970；Lucas，1974）。Jovanovic（1979）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的成本与劳动收入的关系。Huffman（1980）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农民的职业选择存在显著影响。Lipton（1980）认为现代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形成大量的留守人口，而这些留守者的生产率往往更低，因此劳动力流出在增加农村居民汇款收入的同时减少了农业收入。Kydland（1982）和Long（1983）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工业化进程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但工业化并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费景汉·拉尼斯（1987）认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升了农业边际生产力。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超过制度工资水平时，边际生产力和市场将取代制度工资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Schultz（1988）认为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资会增强就业竞争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收入水平提高。Ascauer（1989）认为基础设施对改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的经济状况极为重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Shin（1990）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获取更高的工资性收入。Koester（1992）认为在封闭条件下科技进步与农业生产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则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来实现收入增长。Foster和Rosenzweig（1996）基于印度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随技术的变化而增加。Galor和mova（2000）认为技术转移会放大因个人能力差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Kung（2002）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收入增长，当然农业收入增长反过来也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Li&Zahniser，2002）。Mahmudul et al.（2003）研究发现，教育提高了孟加拉国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降低了农业收入，提高教育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必要条件。Berg et al.（2007）认为中国农业部门长期滞后于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的经营规模下，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双重目标存在冲突。Taylor et al.（2003）、Hertel et al.（2004）、Wouterse和Taylor（2008）认为家庭成员很难兼顾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因此外出务工使得农户本地非农收入显著下降。Yao et al.（2010）研究了中国坡地改造项目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项目的增收效应与当地的条件、项目范围和政治领导有关。Dillon et al.（2011）对尼泊尔的研究表明，农村道路和灌溉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Sokchea和Culas（2015）考察了农民组织契约农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组织的承包经营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合同农业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产品质量和农业成本效率。Adenegan et al.（2017）评估了尼日利亚促进增长支持计划（GESS）对该国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GESS计划可以使农业收入每年增加400美元。Aku et al.（2018）认为有限的市场信息和市场准入限制是坦桑尼亚增加小农收入的两大障碍。Alalade et al.（2019）考察了尼日利亚以甘薯为主的农场的农民收入，结果表明从事增值活动的农民比那些在农场门口卖东西的农民有更高的收入，与个体农户相比，农户营销群体在市场上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此外，影响甘薯农户农业收入的因素有教育培训、家庭规模、农场规模和产品增值阶段。Akbari et al.（2020）研究了气候变化和地下水的变化对农民收入风险的影响。Olounlade et al.（2020）研究了参与合同农业对稻农收入增长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其次是国内研究。国内文献关注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产业发展、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等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方面，魏众（2004）的研究表明农民的健康状况通过影响就业进而影响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任国强（2004）基于天津农调队微观农户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民的文化水平越高、非农就业倾向越明显，就业收入也越高。李谷成等（2006）针对湖北省的研究表明，教育和健康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高梦滔和姚洋（2006）针对中国1320个农户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差异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骆永民和樊丽明（2012）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力资本上升，农村基础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逐渐下降，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程名望等（2014a，2014b）认为健康和教育是影响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王小华（2015）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刘明辉和刘灿（2018）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李宝值等（2019）的研究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显著正向的收入效应，生产经营型农民的培训收入效应高于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农民，不同类型培训的收入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民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阚大学和吕连菊（2020）研究了中部地区农村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方面。陈锡文（2001）认为受市场需求情况的影响，依靠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已经基本失效，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要有新措施和新思路，农村劳动力有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林毅夫（2002）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黄宗智和彭玉生（2007）认为我国农业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农民低收入问题只有在高度城镇化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从长期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农就业持续上升、消费结构和农业结构转型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钱文荣和郑黎义（2011）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体上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务工人员向农村的汇款不足以抵补劳动力流失带来的消极影响。肖卫和肖琳子（2013）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张宽等（2017）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只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区域发生。李谷成等（2018）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非农收入增长。袁方等（2019）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马轶群和孔婷婷（2019）、张红丽和李洁艳（2020）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杰飞（2020）基于CFPS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产业发展。刘生龙和周绍杰（2011）通过微观数据研究表明，道路、通信、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有助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李谷成等（2015）研究表明，农村公路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邓晓兰和鄢伟波（2018）的研究表明，农村灌溉、道路、电力和医疗设施有助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刘辉和吴子琦（2021）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杨义武和林万龙（2016）、邬德林和刘凤朝（2017）、曹冰雪和李瑾张宽等（2017）、李谷成等（2018）、马轶群和孔婷婷（2019）、张红丽和李洁艳（2020）的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杨柠泽和周静（2019）研究了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李琪等（2019）研究了农户参与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骆永民和樊丽明（2012）的研究表明，相邻省份第一产业占比对本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负面影响。王小华等（2014）基于中国2010年的县域数据的结果表明，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闫磊等（2016）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边际作用存在先递增后递减趋势。刘俊文（2017）的研究发现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贫困农户受益更大。张梅（2019）等认为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贾利军等（2019）研究了极端气候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李云新等（2017）、王丽纳和李玉山（2019）、郭军等（2019）、曹祎遐等（2019）、李姣媛等（2020）、张林等（2020）的研究表明三产融合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林毅夫（1992，2004）指出政策财政支农支出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温涛等（2005）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农贷政策不利用农民收入增长，想要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必须推进金融制度改革，让金融服务覆盖更多的农村居民。黄宗智和彭玉生（2007）指出传统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离不开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支持。王小华（2013）指出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导入“三农”领域，以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川川等（2015）认为“新农保”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他们的主观福利。农地流转方面，冒佩华和徐骥（2015）认为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刘俊杰等（2015）认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交易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参与农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尤其是能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收入的组织化效应和抵押效应仍未显现。杨子等（2017）的研究表明，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并且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王庶和岳希明（2017）研究表明，政府的退耕还林工程有助于促进非农就业，并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李敏和姚顺波（2020）研究了村庄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张国林和何丽（2021）认为土地确权颁证保障了农民合法转让土地的权益，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