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研究了当地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控制方式以及不同控制方式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地方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具体来说，首先，本书考察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事权”的影响，分别从城商行的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考察了当地政府股东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股东对城商行信用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其次，本书考察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城商行地方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再次，本书考察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董事长“任命权”的影响，分别从城商行的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考察了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考察了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群体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最后，本书考察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较为年轻的、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董事长的政治迎合行为的制约作用。本书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地方政府股东通过干预城商行的信贷行为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导致城商行信用风险上升。

本书研究了地方政府持股与城商行信用风险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持股比例越高，城商行信用风险水平越高，并且当货币政策紧缩时，地方政府持股更加会提高城商行信用风险。本书进一步从城商行的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对地方政府股东的干涉行为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持股比例越高，城商行越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降低短期贷款占比，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减少其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贷款占比并增加其在房地产业的贷款占比。地方政府持股比例越高的城商行贷款的集中度也越高。地方政府持股所造成的上述贷款行为最终提高了城商行信用风险。

第二，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制衡地方政府股东对城商行信贷的干涉行为，降低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

在内部治理方面，股权制衡并不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股东对城商行的贷款规模和行业分布的干涉行为，然而股权制衡程度较高的银行，地方政府股东减少城商行短期贷款比例和增加中长期贷款比例的行为会受到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股东提高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的行为也会得到有效缓解。在外部治理方面，市场化程度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股东扩大城商行贷款规模的行为。在城商行的贷款行业分布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股东减少制造业贷款比例而增加房地产业贷款比例的行为得到了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股东提高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的行为也受到了制衡。综合来看，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在制衡地方政府股东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干涉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整体上降低了地方政府股东干涉行为所导致的城商行信用风险。

第三，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的城商行董事长降低了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而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群体在信贷决策上会迎合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最终增加了城商行的信用风险。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制衡较为年轻的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的城商行董事长在城商行信贷决策中的政治迎合行为。

本书研究了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的城商行董事长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发现他们更加倾向于降低城商行的短期贷款比例和制造业贷款比例，从而相应提高该城商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和房地产业贷款比例。然而，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的城商行董事长又倾向于缩小城商行的贷款规模和降低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本书在进一步对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的考察中发现，综合来看，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的城商行董事长更加倾向于调整信贷行为以降低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对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董事长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倾向于减少制造业贷款比例，提高房地产业贷款比例和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这类董事长的上述信贷决策与当地政府的融资需求相一致。然而，在贷款规模上，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倾向于缩小城商行的贷款规模。本书在进一步对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的考察中发现，综合来看，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倾向于迎合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最终提高了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上述董事长的政治迎合行为的抑制作用。本书发现，股权制衡程度越高的城商行，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而又较为年轻的城商行董事长在信贷决策中的政治迎合行为越会受到有效抑制，该城商行信用风险也相应较低；所在地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城商行，上述董事长的政治迎合行为越会受到有效抑制，该城商行信用风险也会显著下降。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有效抑制了从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来而又较为年轻的城商行董事长在信贷行为上的政治迎合行为。

本书系统分析了当地政府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方式及其经济后果，并进一步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当地政府干涉行为的制约效果。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书的主要贡献如下：

1.研究视角创新

本书首次从“事权”和“任命权”两个维度考察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控制。现有文献主要从地方政府持股的单一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控制，本书创新性地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控制划分为信贷决策权（“事权”）控制和董事长任命权（“任命权”）控制两个维度，并分别从上述两个维度研究了当地政府对城商行的信贷行为的影响方式及其经济后果。通过对地方政府控制方式的细分，本书更加明晰地揭示了当地政府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机制。

2.研究对象创新

本书将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作为独立的经济人进行考察。现有研究普遍将地方政府部门任命的企业高管视为地方政府利益的代言人，认为这些高管的行动与当地政府的需求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官员在地方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流动往往具有单向性，即地方政府部门转入企业较为容易，而由企业晋升回到地方政府部门相对困难。如果再考虑到这些董事长的年龄因素，这些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高管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其利益诉求并非与地方政府需求完全一致。基于此，本书根据城商行董事长的晋升渠道和晋升机会对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董事长进行了划分，分别揭示了不同晋升渠道和晋升机会的董事长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

3.研究内容创新

本书是为数不多的研究银行这一资金供给方的政治关联的著作。现有文献主要集中讨论非金融企业的政治关联情况，而将银行作为非金融企业变现其政治关联的中介进行考察。实际上，由于银行所经营的产品的特殊性，银行与当地政府的政治关联更加紧密，因此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大。本书通过对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信贷决策行为的研究，揭示了银行政治关联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

吴敏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