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叶生产

四川适宜茶树生长，种茶历史悠久，在古代药书《神农本草》中就记载了四川地区谷道旁的野生茶树，其叶可以治病。汉代王褒在其《僮约》一书中有“武阳（今四川彭山）贩茶、往来市聚”的记载。隋唐以后，饮茶成为时尚，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喜饮茶。茶叶不仅被列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之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饮料，还因北方不出产而成为国内南北长距离贩运的重要商品。早在唐代，西川就是茶叶的重要产地，名山的蒙顶山茶，成为全国名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的“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正好说明了它的影响及价值。同时成都地区还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茶园，《太平广记》记载九陇（今四川彭州）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由此可知，这是私人种茶、制茶的专业茶场，同时也佐证了唐代茶叶种植和加工已经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

宋代四川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四川四路产茶地区有：益州路的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永康军、简州；利州路的利州、巴州、兴州、洋州、文州；梓州路的泸州、长宁军、合州；夔州路的夔州、忠州、达州等。范镇说：“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苏辙《栾城集》也记载了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

北宋初年，政府制定了对四川茶叶的专卖和对百姓过度索取的政策，导致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太宗淳化年间起义平定后，朝廷取消了以茶叶为主的大宗物资专卖，允许商人自由买卖，激发了丘陵和山区农民种茶的积极性，四川茶叶产量大增。吕陶在《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中说：“蜀茶岁约三千万斤，除和买五百万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李心传也说成都府路、利州路在南宋绍兴年间岁产茶二千一百万斤。

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四川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财税来源。如“洋州西乡县茶，旧与熙河、秦凤路蕃汉为市，而商人私贩，南入巴、达州，东北入金州、永兴军、凤翔府”。苏辙说：“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商贾在贩茶的同时，还运输贩卖食盐、药材、瓷器、布匹、纱罗甚至牲畜等商品，促进了整个四川地区城镇经济商品交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