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什么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有什么特征？周大鸣在《学科恢复以来人类学的研究——基于对中大人类学系博士论文的分析》一文中分析指出，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系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在汉人社会的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海外民族的研究三个方面；另外，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有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系的博士论文在宗教民间信仰的研究、族群与区域研究、都市研究、人类学的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交叉学科方向上，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系的博士论文在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视觉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华盛顿大学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在南京大学“紫金民族学人类学书系”丛书的序上归纳了现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三个传承特质，他指出：“现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传承是多样性的，三条支流汇入一条新的主流。第一支流是新中国成立前接纳欧美的两个比较新的学科，将其与中国国情相融合。在人类学、社会学两个旗幡下，学者们在汉人农业社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体实地调查。成果不少，包括中外文著作、文章，也有一些很嫩的新理论的萌芽。这条支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堵塞，但没有完全断流。……第二条支流是新中国所带来的苏式民族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占据了学科霸权的地位。它为服务党和政府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扩大了对象范围，推进学科的系统化，在之前比较薄弱的知识基础上添加了丰富宝贵的资料与知识。……第三条支流是世界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巨变，对象从‘原始’社区扩大到全球化的世界里的固定或流动的社群，理论从文化相对论和结构主义到文化互相交流、重构、融合论和后结构主义。……21世纪一开始，这个支流的影响在中国加速。它的特点是注意世界各种人口、思想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社会服务精神有浓有淡。”郝瑞提到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具有浓厚的社会服务特点以及与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之间的错综繁杂的关系。

林耀华指出构建具有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是中国民族学的重要内容：“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因此，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相联系着的。如是，新中国的民族学有其重要特色：1.它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民族学，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也加以研究，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2.它为革命实践服务，为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手段和方法，主要来源有三个：第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在仪式、宗教、文化、观念、价值、情感、心理学、文化史、文明史、观念史等研究方面获得极大成功；第二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在民族识别、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政策、民族的专题性研究等领域获得不断的深入和开拓；第三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在礼物交换、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社区与生计、宗族、关系网络等领域取得突破。这三个研究传统都对当前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忽略其中之一都不是客观事实。

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传统，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要遵循的传统是融贯中西、取长补短。“融贯中西，取长补短。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源流不同，学术体系也有较大差异，二者各有所长。全盘肯定本国学术传统，不借鉴吸收国外学术精华，就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学术发展趋势；全盘否定本国学术传统，必将处于世界学术的附庸地位。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人类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我国优秀学术传统，吸收西方学术精华，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认知方式和思想内容提炼出来，充实、更新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作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它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就是为文明互鉴交流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作为以解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文化、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彼此理解与尊重、增进世界和谐与人民福祉的学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更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为支撑、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为底蕴的中国特色民族学人类学，将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各地的广袤‘田野’，深入调查研究各个‘国家’、文明、文化及其互动互鉴，为全球社会的对话协商和合作共赢机制建设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