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起源

第二章　人类的生活，来自人类的发明

要想知道科技往何处去，就要知道科技从何而来。这可不简单。越往回追溯科技体的历史，它的源头似乎就越遥远。因此让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的起源，也就是人类主要居住环境尚未充斥人造物品的史前时代。没有科技时，人类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但这个疑问自身的问题在于，科技比人类出现得更早。许多动物使用工具的历史比人类早几百万年。黑猩猩用细长的草茎制成狩猎工具，探入蚁穴中带出白蚁，并用石头砸开坚果，至今仍是如此。白蚁用泥土建造起土塔作为家园；蚂蚁在花园中放养蚜虫，种植菌类；鸟类用树枝编织出精巧的鸟巢；某些章鱼会寻找并携带贝壳作为便携式“房屋”。动物们变形、变色让身体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已经至少有5亿年的历史了。

250万年前，人类祖先制作的第一个石制刮削器让他们拥有了利爪。大约25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原始的烹饪技术，用火让食物变得更好消化。烹饪就像是一个附加的胃，这个“人造器官”让我们的牙齿和咀嚼肌变得更小，并且提供了更多种类的可食用食物。借助科技狩猎的历史同样也很悠久。考古学家曾在距今10万年的马鹿骨骼中找到过木头做成的长矛，还发现过一个石枪头插入一匹马的脊椎。在之后的岁月中，这种使用工具的模式更加频繁地出现。

黑猩猩挖掘白蚁的草茎和人类的鱼叉、海狸的水坝和人类的水坝、鸣鸟悬挂的鸟巢和我们的吊篮、切叶蚁的花院和人类的花园等，从根本上来说都属于自然。我们常常把制造出来的科技产品和自然分开，甚至认为这些产品是反自然的，仅仅因为它们的影响和力量越来越大，足以和自然匹敌。但就其起源和基础来说，工具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是自然的。人类是动物，这点毋庸置疑；人类也不是动物，这点同样也毋庸置疑。这种矛盾的本性就位于我们身份认定的核心。同样的，按照定义，科技是非自然的；而按照更广泛的定义，科技也是自然的。这个矛盾同样位于人类身份认定的核心。

工具和更大的大脑标志着独特的人类进化线的开始。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简单石制工具出现时，制造这些工具的古人类（具备人的特征的猿）的大脑便开始增大，逐渐接近现代人的尺寸。就这样，250万年前，古人类带着粗糙的石制刮削器和斧头出现在了地球上。大约100万年前，这些拥有较大的大脑容量、会使用工具的古人类离开非洲到欧洲南部定居，并在那里进化成尼安德特人（拥有更大的大脑），之后又迁居到亚洲东部，进化为直立人（也拥有更大的大脑）。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中，古人类的这三条支线都继续进化，而留在非洲的那一支进化成了我们现代人的样子。这些原始人类完全变成现代人的确切时间尚有争议，有些人说是20万年前，而毫无争议的最晚时间则是10万年前。10万年前，人类跨过了一道界限，从那时起，他们的外表便与现代人相差无几了。如果他们中的一人与我们一起走在海滩上，人们并不会注意到他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的工具和大多数行为则较难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亚洲的直立人区分开。

在接下来的5万年内，人类的变化不大。非洲人类的骨骼构造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没什么进步。早期人类使用带有尖锐边缘的简陋石块进行切割、戳刺、钻孔。但这些手持工具是非专门化的，不会随着地点或时间变化。在这段时期内（中石器时代），不论在何时何地，一个古人类——不论尼安德特人、直立人还是智人，拿起这些工具中的一件，它便都会与数万英里外或与其前后相差数万年的工具类似。古人类明显缺少创新。正如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说的：“大脑虽然大了，却少了点东西。”

然后在大约5万年前，某些之前缺少的东西到来了。虽然非洲早期人类的体型没有变化，但他们的基因和思维却明显改变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古人类终于有了满脑子的想法和某种创新意识。这些充满全新活力的现代人类，或者说现代智人（Sapiens，我用这个词区分较早的智人），开始离开东非世代居住的家园，进入新的地区。他们从草原分散开来，人口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由在非洲时的几万人爆发为散布在全球各地的800万人（估计值）。这时是距今1万年前，农业时代即将开始（见图2-1）。

现代智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各个大陆（除南极洲外）定居。在大约5000年的时间里，他们征服了欧洲；1.5万年后，他们到达亚洲地区。现代智人的部落穿过大陆桥，从欧亚大陆进入现在的阿拉斯加，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就占据了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3.8万年内，现代智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占领的地区平均每年要向外拓展2公里。现代智人一直推进到了南美洲的最南端，直到再也无法前进时才停下。从非洲的“大跃进”之后，经过不到1500代，智人就变成地球历史上分布最广的物种，居住在各种生物群落区和众多河流的流域中。现代智人是有史以来侵略能力最强的“外来物种”。

如今，现代智人占领的区域超过了任何已知的大型物种；从地理学和生物学来讲，其他现有物种所占据的领地都比不上智人。现代智人占领新地区的速度一向很快。贾里德·戴蒙德发现，“毛利人的祖先到达新西兰后”，仅带着很少的工具，“显然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就找到所有具有价值的石材来源；在接下来的几百年内，他们把栖息于全世界一些最崎岖地方的恐鸟杀得一只不剩”。在维持了数千年的稳定生活后，却突然向地球各地扩张，这只有一个原因：科技创新。

随着现代智人的扩张，他们把动物的角和长牙改造成矛和刀子，用动物身上的武器来对抗动物，是不是很聪明？在5万年前后的分界点，他们用贝壳里抠出来的珍珠雕刻小雕像，这是最早的艺术品，也是最早的珠宝。虽然人类使用火的历史很长，但最早的灶台和避火设施则大约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大家也开始交易稀有贝壳、燧石和打火石。几乎同一时间，现代智人发明了鱼钩和渔网，还发明了将兽皮缝制成衣物所用的针。他们将裁剪后的剩余兽皮放在坟墓中。在那时留下的少数陶器上，可以看到编织网和松散织物的痕迹。并且现代智人还发明了捕猎动物的陷阱。他们的废弃物中有小型毛皮动物的骨骼，但是脚不见了；如今使用陷阱捕猎的人仍在用同样的方法给小型动物剥皮——把脚与皮留在一起。画手在石壁上画下穿着毛皮外套的人用箭或矛猎杀动物的样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具与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的粗糙发明并不一样，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在风格与技术方面的细微不同。现代智人开始创新了。

现代智人制作保暖衣物的思维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前往北极地区；钓鱼用具的发明则打通了前往海边与河边觅食的道路，特别是在缺少大型猎物的热带地区。一旦现代智人开始创新，使他们能够在许多新的气候中便于生存，而寒冷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则格外有助于创新。历史上从事狩猎采集的部落，其居住的纬度越高，就需要（或发明）越多复杂的“技术组件”（technological units）。在北极圈气候下猎捕海洋哺乳动物所需要的工具要比在河里猎捕鲑鱼的工具精密得多。现代智人能够迅速改进工具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更快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这种速度要远高于基因进化的速度。

在快速“占领全球”的过程中，现代智人取代了地球上其他几个同时存在的古人类种族（不论是否存在异种通婚的情况），包括他们的亲戚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向来人口不多，最多的时候或许也只有1.8万人。作为欧洲数十万年中唯一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在带着工具的现代智人到来后，传承不到百代便消失了，这在历史上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认为，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这次的取代几乎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因为考古学记录中并没有过渡期。克莱因说：“前一天尼安德特人还在，第二天就变成克鲁马努人（现代智人）了。”现代智人的遗迹总是出现在上层，而从未出现在下层。现代智人甚至不需要屠杀尼安德特人。人口统计学家计算出，只要存在4％的生殖效率差异（现代智人能带回家的食物比较多，因此这个预期是合理的）就能让生殖能力比较弱的物种在几千年内灭绝。这种在几千年内灭绝的速度在自然进化中是史无前例的，但不幸的是，这仅是由人类导致的第一次物种快速灭绝。

尼安德特人本该意识到发生了一些全新的“大事件”，正如我们在21世纪领悟的一样，这是一股全新的地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力量。许多科学家（包括理查德·克莱因、伊恩·塔特索尔、威廉·卡尔文等人）认为，5万年前发生的这个“大事件”便是人类发明了语言。在这之前，古人类已经很聪明了。他们能随意制造出粗糙的工具并控制火——或许就像非常聪明的黑猩猩一样。非洲古人类的大脑大小和重量和身体结构已经发展到极限，但大脑内部的进化仍在继续。克莱因说：“5万年前发生的大事件就是人类的运转系统改变了。也许是某个点的突变影响了大脑的连接方式，从而让人类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言—快速生成有声语言。”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拥有更大的大脑，但现代智人获得了重新连接的大脑。语言改变了尼安德特人的思维方式，使现代智人第一次带着目的且经过思考后进行发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用优雅的语言称赞道：“在思维设计的历史上，再没有更令人振奋、更重大的哪一步，能比得上语言的发明。智人受益于这项发明，从而发生了飞跃式的进步，超越了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语言的创造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奇点”，一切都因此而改变了！有了语言的生活，是那些没有语言的物种完全无法想象的。

语言通过沟通和协调，促进了学习和创造。如果一个人能就一个新的想法与其他人进行解释和沟通，而无需每个人都来亲自发现这个新想法，这个新想法就能得到迅速传播。但语言最主要的优势并非沟通，而是自动生成。语言是一种把戏，它让思维自我质疑，如魔镜般向你的大脑揭示出你在想什么；它也是一个操作杆，能够将想法转换为工具。语言能够掌控不稳定、无目的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和自我参考（self-reference），驾驭思维，使其成为新想法的源泉。若没有与语言相关的大脑结构，我们就无法获悉自己的精神活动，当然也没有办法用如今的这种方式思考。如果我们的思维无法诉说故事，就无法有意识地进行创造，而只能依靠偶然来创造。直到我们用能够与自己沟通的组织工具驯服思维之前，我们有的只是无法叙述的混乱思维，一种“野生的思维”。没有语言工具之前，人类是痛苦的。

少数科学家相信，事实上，正是科技促生了语言。向移动中的动物丢掷石块或木棍并使其具有杀死动物的足够力量，就要求古人类的大脑能够进行认真计算。每次投掷都需要能在瞬间执行一串连续的精确神经指令。但与计算如何抓住半空中的树枝不一样，大脑在投掷时必须同时计算出几种可选择方案：动物会加速还是减速，要瞄准得高一些还是低一些。接着思维必须快速得出结果，在实际投掷前评估出最佳可能性，而这一切都要在几毫秒内完成。像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这样的神经生物学家们相信，一旦大脑进化出能够同时思考多种快速投掷方案的能力，它就会用这种投掷程序来进行众多概念的多重快速思考。这次大脑投掷出来的不是木棍，而是语言。接着，这种对科技的重复使用就会变成一种虽然原始但具有优势的语言。

语言那种天马行空的能力为现代智人的部落扩张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与其近亲尼安德特人不一样，现代智人能够迅速改进他们的工具，以猎捕更多猎物并采集和处理越来越多种类的植物。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只有少数几种食物来源，对他们骨骼的检验表明，其缺乏鱼肉所提供的脂肪酸，也就是说，尼安德特人以肉食为主，但不是所有的肉都吃。尼安德特人有一半以上的食物是猛犸象和驯鹿，而他们的灭绝则可能正与这些史前巨兽的大量灭亡正相关。

现代智人作为杂食性的狩猎采集者而广泛繁荣。人类数十万年来绵延不断的历史证明，只要有几样工具，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来繁衍下一代。如今我们之所以存在，正是归功于古时的狩猎采集。一些关于历史上狩猎采集部落食物的分析表明，他们获得的热量竟然符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相同身材者的建议。举个例子，人类学家发现，历史上的多比人（Dobe）平均每天摄取2140卡的热量，鱼溪部落（Fish Creek）是2130卡，亨普尔湾部落（Hemple Bay）是2160卡。他们的食材的种类很丰富，有植物块茎、蔬菜、水果和肉类。而对于其废弃物中骨块与花粉的研究，也表明现代智人的确如此。

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断言，野人（指狩猎采集的现代智人）的生活“肮脏、粗野并且短暂”。但是，尽管早期狩猎采集部落的生命短暂，常受到激烈冲突的威胁，但却一点也不粗野。他们凭借十几种原始工具就能在各种环境中获得足够的食物、衣服和避难所，此外，这些工具和技术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闲暇时间。人类学研究表明，今天的狩猎采集者并不需要花一整天来打猎和采集。其中一名研究人员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3～4个小时来获得必需的食物，对此，马歇尔称之为“银行家时间”（banker hours）[1]。不过，他这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所采用的证据还尚存争议。

根据范围更广的资料，现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平均每天要花费大约6个小时来觅食，这个数据比较符合实际，争议也更少。但这个平均值掩盖了每天日常活动中的大幅变动。一两个小时的小憩或睡一整天的情况并不少见。外部观察者普遍注意到，狩猎采集者的工作常常会出现中断。采集者可能会连续几天努力觅食，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什么都不做。人类学家称这个循环为“旧石器时代节奏”（Paleolithic Rhythm）——工作一两天，休息一两天。一名熟悉雅马纳（Yamana）部落的观察者写道：“他们工作起来更多是断断续续的，偶尔工作的时候，他们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相当多的能量，但是之后，他们就会想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躺着什么也不做，尽管看起来并不怎么疲累。”同样的现象几乎出现在任何狩猎部落中。“旧石器时代节奏”实际上反映了“捕食者节奏”（Predator Rhythm），因为动物界中的大型猎食动物，比如狮子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也展现出了同样的风格：在捕猎中短暂爆发，然后精疲力竭，躺上好几天。与字面意思不同，狩猎者其实很少外出打猎，能成功饱餐一顿的机会则更少。用每小时活动所获取的卡路里来衡量，原始部落的捕猎效率只有采集效率的一半。因此，在几乎所有的觅食文化中，肉类都是用来款待客人的。

还有季节的变化。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的觅食者都会碰到“饥荒季”。在地势较高、气候较冷的高纬度地区，冬末春初的饥荒更加严重，但就算在热带地区，人类最喜爱的食物、补充营养的水果和不可或缺的野味也会随着季节波动。此外，还有气候的变化：长时间的干旱、洪水和暴风雨可能会破坏一整年的生活模式。这些数日、数季、数年的干扰表明，很多时候狩猎采集者吃得很好，但也有可能会经历（并且的确如此）吃不饱、挨饿、无法摄取足够营养的时期。若处于这些营养失调的阶段，对幼儿来讲是致命的，对成年人来说也令人心畏。

所有这些热量变化的结果，就是在所有时间尺度上都存在“旧石器时代节奏”。重要的是，这种突发性的“工作”并非个人选择。当你主要依赖自然系统来提供食物的时候，增加工作时间不一定会增加产出。投入双份的精力不代表可以找到双倍的食物。无花果成熟的时间既不能加快，也无法确切预测；猎物出现的时间同样不可预测。如果你不储存剩余的食物或找地方耕种，那么只有靠迁徙才能找到食物。狩猎采集者为了维持产量必须不停地迁移，离开已耗尽的资源。但是一旦连续不断地到处移动，剩余的食物和贮存食物所需的工具就会拖慢你的速度。在现代的狩猎采集部落中，不受外物阻碍被认为是优点，甚至是人格的优点。你无需携带任何物品，而只在需要它们的时候灵巧地制造或获得即可。马歇尔·萨林斯曾说：“高效的猎人会累积补给品，付出的代价则是他的尊严。”另外，有剩余的人必须和所有人分享他的食物或用品，从而降低了人们额外产能的意愿。就这样，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贮存食物反而会弄巧成拙，降低社会地位。因此，你的饥饱必须要与荒野的变化相适应。如果干旱期减少了谷物的产量，那么无论做多少额外工作都无法提高食物的产量。因此，狩猎采集者要采取一种非常可行的进食节奏。有食物的时候，大家都努力工作；食物不足时，也没问题，大家肚子饿时就围坐在一起聊天。这种方法非常合理，却常让人误解为这个部落很懒惰，但事实上，如果你要依靠环境觅食，这样的策略才合乎逻辑。

我们这些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上班族看到这种悠闲的工作状态会觉得很嫉妒。每天工作3～6个小时，与发达国家中大多数成年人的工作量相比都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已开化的狩猎采集者对现状很满足。整个部落或许只有一样人工制品——例如一把斧头，其理由是一把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更多呢？一种情况是，你使用你需要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当你需要时，就去把它造出来。一旦使用完，人工制品通常就会被丢弃，而非被保存下来。如此一来，就不需要携带或看护额外的物品了。即使在今天，西方人把毛毯和刀具送给狩猎采集者，通常第二天就会窘迫地发现自己送的礼物变成了垃圾。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非常古怪，是最大程度的一次性文化。最好的工具、用品和科技都可能会被他们丢掉。就连精心搭建的住所也不是永久的。部落或家族迁徙时，他们可能建造起只住一夜的家（例如简陋的竹屋或圆顶雪屋），第二天早上就抛弃了这处住所。可以住几家人的大型房屋则可能会在居住几年后被废弃掉，而非进行维修。他们对待耕地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在收获之后就任其荒掉。

这种舒适的适时自给自足和满足感，让马歇尔·萨林斯断言：狩猎采集部落是“原始的小康社会”。但尽管狩猎采集者大多数时候能摄取足够的热量，并且也未表现出“欲望无穷”的情况，但对他们更好的概括也许应该是这些狩猎采集者过着“并不富足的小康生活”。根据历史上很多与原始部落相关的记录来看，他们常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抱怨吃不饱。著名人类学家柯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发现，虽然姆布蒂人（Mbuti）经常歌唱森林的美德，却也常常抱怨饥饿。狩猎采集者经常抱怨每餐都吃一样的碳水化合物主食，例如蒙刚果（mongongo nuts）；当他们说到匮乏或者饥饿，他们的意思是肉类的短缺、对于摄取脂肪的渴望以及对饥饿的厌恶。他们拥有的少量科技让他们大多数时候能有足够的食物，但还称不上富足。

足够和富足之间有条微妙的界限，这条界限对于健康来讲至关重要。当人类学家统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女性的总生育率时（在育龄期内产下存活婴儿的平均数），发现这个数字相当小，总计只有5或6个婴儿，而农业社会中则平均有6～8个婴儿。生育率如此之低，有几个影响因素。也许是营养摄取不均衡，狩猎采集部落女孩的青春期比较晚，要到16岁或17岁才开始（现代女性青春期始于13岁）。女性初潮晚，再加上寿命较短，便推迟并缩短了她们的生育期。而狩猎采集部落的哺乳时间比较长，又延长了两胎之间的间隔。大多数部落的母亲会哺乳到孩子两三岁的时候，也有少数母亲会一直哺乳到孩子6岁。此外，很多女性都非常瘦，活动量极大，就像西方的女性运动员一样，生理期通常不规律，甚至根本不会月经来潮。有理论认为，女性需要达到“临界肥胖度”来排出可以受精的卵子，但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女性由于饮食波动，一年中至少有一段时间无法到达这种肥胖度。当然，不论在哪里，人们都可以故意禁欲，为已出生的孩子留出成长空间，狩猎采集者也有理由这样做。

狩猎采集部落中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调查了历史上不同大陆的25个狩猎采集部落后，研究人员发现，有25％的儿童在不到1岁时夭折，37％的儿童在15岁前死亡。在一个传统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儿童死亡率高达60％。历史上大多数部落的人口增长率几乎是零。调查狩猎采集部落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在报告中提道：人口增长率的停滞非常明显，而“当过去到处迁移的人定居下来后，人口增长率便上升了。”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收获稳定的农作物可以养活更多人。

儿童死亡率高，年长的狩猎采集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生活很艰苦。通过分析骨头上的压痕和伤口，考古学家言道，尼安德特人身体上的伤痕分布与专业斗兽士相似，头部、躯干和手臂上的伤痕像是近距离与愤怒的大型动物搏斗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发现过寿命超过40岁的早期人类的遗体。儿童过高的死亡率降低了平均寿命，如果年龄最大的遗骸也只有40岁，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其寿命的中间值不会超过20岁。

在典型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幼儿很少且没有老人，这一统计结果也许可以解释造访者们对于狩猎采集部落的共同印象。访客会注意到“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健康强壮”，其部分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正当盛年——介于15～35岁。在参观有同样年轻人口结构的当代城市街道时，我们或许也会有同样的反应。部落的生活风格属于年轻人，也只适合年轻人。

狩猎采集者较短的平均寿命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祖父母辈的缺失。考虑到女性17岁左右才能开始生育，并且在30多岁就会去世，儿童在不到青春期时就失去父母应该是很常见的现象。短暂的寿命对个人来说很糟糕，对群族也极度不利。没有祖父母，久而久之，传递知识（以及使用工具的知识）便十分困难。祖父母是文化的输送管道，没有他们，文化的传播受到显著的影响。

想象一个群族不仅缺少祖辈，也缺乏语言，就像现代智人之前的生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怎样将知识代代相传？你的父母可能在你成年前就死去，他们能教给你的仅限于在你没长大时他们所能教给你的。除了周围亲近的同龄人，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学习的人。创新和文化传承遇阻。

语言通过使思想融合和交流，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新事物得以问世，并通过儿童代代相传。现代智人有了更好的打猎工具（如可以投掷的长矛，让体重轻的人也能从安全距离以外射杀危险的大型动物），有了更好的捕鱼工具（带有倒钩鱼钩和渔网），还有了更好的烹调方法（使用烧热的石头不仅能烹调肉类，也能从野外植物中获取更多热量）。他们在使用语言后的不到100代的时间里，获得了所有这些技术。更好的工具便意味着能摄取更多的营养，从而加快进化的速度。

长期来看，营养稍加改善所带来的最主要的效应是寿命的持续增加。人类学家蕾切尔·卡斯帕里（Rachel Caspari）研究了欧、亚、非三洲约500万年前到“大跃进”之间的768名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她的结论是，“现代人类寿命的大幅增加”是从约5万年前开始的。人类寿命增加使得孩子有了祖父母，创造出所谓的“祖母效应”：在这个良性循环中，通过与祖父母沟通，推动了更强大的能进一步延长寿命的创新，而更长的寿命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发明新工具，新工具又会促进人口的增加。不仅如此，寿命延长还“提供了选择性优势，以促进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因为更高的人口密度增加了新事物出现的速度和影响力，也有助于人口数目的上升。卡斯帕里认为，引起现代化行为创新的最基本的生物因素也许是成年人存活时间的提高。寿命的延长作为获得科技后的最重要结果并非巧合，而本该是其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

1.5万年前后，地球开始变暖，全球冰盖消融，成群的现代智人促成了人口增加并开发出了更多工具。他们使用的工具有40种，包括铁砧、陶器和复合材料，如构造复杂的长矛或用多个部件（许多细小的燧石碎片和把手）组合成的切割工具。虽然主要仍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现代智人也开始尝试定居下来，返回照顾那些生长着他们所喜爱的食物的地点，并且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制作出专门工具。在北半球这个时期的墓地中，我们发现衣物也从普通的样式（粗糙的束腰外衣）发展出特殊的品类，如帽子、衬衫、外套、长裤和鹿皮鞋。自此以后，人类的工具愈发专门化。

随着现代智人适应了不同的流域和生态群落，其部落的种类也急剧增多。他们的新工具反映出了居所的特性——住在河边的居民有很多渔网，大草原上的猎人有很多种箭镞，森林中的居民有种类众多的陷阱。而他们的语言和外表也开始有所不同。

不过，他们仍有不少共同特质。大多数狩猎采集者以平均25人的规模进行家族式群居。在季节性节日或宿营地，数个家族会聚集成更大的约有数百人的部落。部落的一个功能是通过内部通婚来延续基因。人口很少向外扩散。在气候比较寒冷的地带，部落的平均人口密度每100平方公里不足1人。大型部落中的两三百人可能就是你这一生会遇到的所有人。或许你还能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因为交易或交换的货物可能来自300公里外的地方。有些交易的货物可能是饰品或珠子，例如，内陆居民可能会购买来自海边的贝壳，住在海边的人则会买来自森林的羽毛。大家偶尔也会交换面部彩绘所用的颜料，而这些颜料也被用来涂在墙上或木头雕像上。随身携带的十几种工具，包括钻骨器、尖锥、针、骨刀、矛、捕鱼骨钩、石片，或许还有一些磨石头的工具。很多刀片都可以用藤条或兽皮绳索绑在骨制或木制把手上。当人们围着火堆蹲下时，会有人敲鼓或吹奏骨笛；当有人过世时，他的少量财产也会跟着下葬。

但不要以为整个过程都很和谐。在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后的2万年内，90％的巨型动物因他们而消失。现代智人利用弓箭、长矛等发明将猎物赶向悬崖，杀光了乳齿象、猛犸象、新西兰恐鸟、长毛犀牛和巨骆驼——几乎所有四条腿的大量蛋白质来源都是目标。地球上超过80％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在一万年前灭绝了。北美洲有四种动物以某种方法避开了这种悲惨的命运：美洲野牛、麋鹿、驼鹿和北美驯鹿。

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很频繁。同一部落中的成员谨守和谐与合作的规则——这也经常被现代观察家所嫉妒，但对部落外的人就不适用了。澳洲的部落可能会为了争夺泉水开战，美国平原上的部落是为了猎场和野生稻田，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部落则想争夺海岸线旁的河口和海岸。没有仲裁系统或公平的领袖，偷窃物品、女人或财富象征（如新几内亚的猪）所引发的小争执可能会扩大成延续几代的战争。狩猎采集部落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比之后的农业社会高出5倍（每年在“文明”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人口的0.1％，而部落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则占0.5％）。每个部落、区域实际的战争比例都不一样，就像现代世界中一个好战的部落可能会破坏许多部落的和平一样。一般来说，如果部落四处游牧，就比较容易维持和平，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只要逃走就可以了。但当战斗真的爆发时，情形就会十分惨烈。如果双方战士人数相当，原始部落通常能打败文明的军队（见图2-2）。凯尔特部落打败了罗马人，柏柏尔人打败了法国人，祖鲁人赢了英国人，美国军队则花了50年的时间才打败阿帕奇部落。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在他研究早期战争的著作《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中说道：“民族志学者和考古学家发现的事实明确指出，原始和史前的战争与有历史记载及文明时期的战争一样可怕且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比起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始战争的伤亡要更多，因为那时的战斗更加频繁，作战方法更加残忍……文明的战争具有程式化与仪式化的特点，相对来说没那么危险。”

在5万年前语言革命开始之前，世界上缺少有重大意义的科技。在接下来的4万年内，每个人自出生就是一位狩猎采集者。在这段时间内，估计有10亿人凭借少量工具在尽可能大的范围进行开发。这个没有什么科技的世界提供着“足够”的物资，人类有闲暇时间和令人满意的工作，也感到很幸福。能够超越石制工具的科技还没有出现，自然的节奏和模式就在身边。自然支配着你的食欲，决定你的走向。大自然如此广大，如此富饶，又如此亲密，只有极少数人能与自然隔绝。和自然世界协调一致的感觉非常神圣，但在缺少科技的情况下，儿童死亡的悲剧一再发生。意外、战争和疾病意味着人类平均寿命远低于应有寿命的一半——也许只有基因给予人类寿命的1/4。饥饿永远迫在眉睫。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有意义的科技，人类的闲暇时间只能被局限在传统的循环中，没有空间容纳新的东西。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人类可以完全自主，但人类生活的方向与兴趣都已被铺好在陈腐的道路上。环境的周期决定着人类的人生。

自然虽然广大富饶，却并非无所不包。人类的心智才能广纳一切，却尚未得到完全释放。没有科技的世界能够维持生存，却不足以带来超越。当语言释放了心智，并在科技体的助力下超越了5万年前的自然限制，人类展现出更大的可能性。要付出代价才能有所超越，一旦抓住这个机会，人类就能得到文明和进步。

人类与当初走出非洲的那些人已经不一样了，人类的基因随着发明共同进化。仅在过去的一万年内，人类基因的进化速度事实上已经比之前的600万年快了100倍。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人类把狼驯化成狗（所有品种的狗），培育无法确定祖先的奶牛、玉米等动植物。同时人类自己也被驯化了，被人类自身——牙齿不断缩小（因为我们学会了烹饪，那是我们“额外的胃”），肌肉减少了，身上的毛发甚至消失。科技驯化了人类。人类在翻新工具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人类与科技共同进化，因此深深依赖科技。如果所有的科技，如地球上的最后一把刀和最后一支长矛，都被夺走，人类大概撑不了几个月。现在，人类与科技共生了。

人类在迅速且显著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从人类在非洲出现，到落户地球上所有可供居住的区域这段时间内，人类的发明开始改变人类的住所。现代智人的狩猎工具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技让他们能够杀光关键性的食草动物（猛犸象和巨型麋鹿等），这些食草动物的灭绝改变了整片草原上生态群落的生态学。占支配地位的食草动物一旦消失，影响就会蔓延到生态系统中，新的食肉动物、新的植物种类以及它们所有的竞争对手和同类构成了改变后的生态系统。因此，少数族群的古人类改变了数千其他物种的命运。当现代智人掌握用火技能后，这个强大的科技进一步改变了大面积的天然地貌。一些微不足道的手段——点燃草原，用逆火控制火势以及用火烹煮谷物，都对各大陆上的广大区域造成了破坏。

随后，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新发明和农业的普及不仅影响了地球表面，也影响了厚达100公里的地球大气层。农耕扰乱了土壤，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有些气候学家相信，自8000年前开始的这种人为的气候变暖让冰川期无法重临地球。耕作的广泛采用中断了自然的气候循环，否则现在地球上最北端的地区本应再次冰封。

一旦人类发明了使用植物化石（煤炭）驱动的机器来取代进食新鲜植物的机体，机械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就进一步改变了大气的平衡。随着丰富的能量来源为机器所用，科技体也跟着蓬勃发展。拖拉机等使用石油的机器提高了生产力，并将农业广泛传播（即加速了这一古老趋势），然后更多的机器找到了更多的石油（一个新的趋势），加速的速度便越来越快。今天，地球上所有机器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大大超过所有动物的排放量，甚至接近地质力量产生的二氧化碳。

科技体的巨大力量不仅来自它的规模，也来自它自我放大的本性。字母表、蒸汽泵和电力等重大发明能够带来其他重大发明，如书籍、煤矿和电话。这些进展又再带来另外一些重大发明，如图书馆、电力发电机和互联网。人类每向前一步，都会更有力量，同时保留之前发明的优点。某人有了一个想法（纺车），这个想法或许就会进入其他人的大脑，衍生出另一个想法（把纺车轮放在雪橇下，使其拉起来更轻松），由此打破眼下占统治地位的平衡局面，带来改变。

但科技带来的改变并非都是正面的。海船将俘虏跨洋越海（譬如从非洲）运输到目的地，从而使大规模的奴隶制成为可能；机械式轧棉机能够廉价地处理奴隶种植和收获的棉花，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奴隶制。若没有科技，如此大规模的奴隶制应该不会出现。小的发明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数千种合成毒素导致了对人类和其他物种自然周期的大幅破坏。战争更是科技带来的巨大负面力量被特别放大的结果。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也因科技创新而出现，这些武器使社会遭受了全新的暴力。

要补救或抵消上述负面结果，也必须从科技中寻找方法。大多数早期文明中也存在奴隶制度，或许史前时代也存在，现在少数偏远地区仍能看到奴隶制。奴隶制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消失，要归功于通信、法律、教育等科技工具。检测和替代技术也能够消除日常使用合成毒素的机会。监控、法律、契约、警务、法庭、公共媒体和经济全球化相关的科技则能够缓和、抑制，并最终消除周期性的恶性战争。

所有的进步，包括道德进步，说到底都是人类的发明。它是我们意愿和心智的有用产物，所以也算是科技。我们可以断言奴隶制不是一个好的理念；可以断言公平实施的法律是一个好的想法，而任人唯亲的偏袒不是；我们可以宣布某个惩罚条款不合法；我们可以通过书写鼓励大家培养责任感；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扩大移情心理的范围。这些都是人类的发明，心智的产物就像灯泡和电报一样。

这种改善社会的加速器是由科技推动的。社会的发展会逐渐加快，历史上社会组织的兴起，皆是因为新科技的出现。书写的发明使法律的公平得以体现；标准铸币使贸易更加普遍，它鼓励创业精神，加速了自由理念的形成。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说道：“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却对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怀特认为，采用位置在马鞍之下的马镫可以让骑手在马背上使用武器，让骑兵比步兵更占优势。而买得起马匹的领主也更占优势，欧洲的封建制度即由此兴起。马镫并不是唯一要为封建制度负责的科技产物，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手磨机给你的社会带来了封建领主，蒸汽磨坊则为社会带来工业资本家。”

1494年，一名方济会修士发明了复式记账法，使得公司能够掌控现金流，并第一次可以控制复杂的商业活动。复式记账法开启了威尼斯的金融业与全球经济。在欧洲，机械式活字印刷机发明后，天主教徒能够自行阅读印刷的教义并解读经文，在宗教内掀起了“抗议”的反宗教思潮。早在1620年，“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意识到了科技将多么强大。他列出了三种改变世界的“实用艺术”：印刷术、火药和罗盘。他声明：“这些机械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的力量和影响远超过所有的帝国、宗教和天体。”培根参与创建了科学方法，加快了发明的速度，自此之后的社会便一直处在变革之中，概念的种子前仆后继，打破了社会的平衡。

时钟等发明看似简单，却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时钟把连续的时间分割成可以测量的单位，它一经问世，时间就变成了“暴君”，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相信，时钟的传动装置可以连接科学及其众多的文化衍生物。他说：“我们可以用时钟的机械构造来比喻自然法则的自我管理方式（计算机程序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运行，也是时钟的直系后代）。一旦我们能够把太阳系想象成像时钟装置一样的自动机器，就无可避免地把这些普遍原理套用到自然的其他层面上，科学进程由此展开。”

工业革命时期，众多发明家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习惯。机械设备和便宜的燃料带给我们充足的食物、“朝九晚五”的生活以及林立的烟囱。科技在这个阶段是恶劣且具有破坏性的，并常以非人道的规模建造和运作。好像带有僵硬、冰冷、不易弯曲性质的原钢、砖头和玻璃一样，扮演着入侵的外星人角色，与人类——如果不是所有生物的话——相对立。它们直接吞噬自然资源，并因此拥有了邪恶的阴影。工业时代最糟糕的副产品——黑色的烟雾、黑色的河水、在磨坊里染成黑色的短命工人，与我们珍惜的自我意识相去甚远，让我们宁可相信资源本身就是异类或者更糟糕的东西。将冰冷的物质视为邪恶的并不难，即使这是必要之恶。当科技出现在人类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中，我们会将其排除在外，把它当作传染病对待。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它的产物，却充满罪恶感。一个世纪前，如果认为科技注定会来到，一定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在当时，科技还是一种不可信的力量。两次世界大战释放了这种创造性的全部杀伤力，巩固了科技作为“迷人魔鬼”的名声。

通过科技一代又一代的进化，我们将其不断精炼，从而使科技的冷硬不复见。我们能够看穿科技的物质伪装，并且了解到科技的本质是一种行动。虽然它具有外形，核心却是更柔软的东西。1949年，研发出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的天才人物约翰·冯·诺伊曼意识到，计算机正在教会我们什么是科技：“不论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科技会逐渐从强度、物质和能量问题转变为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科技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成为一股力量——一股推动我们前进或者阻挡我们的力量，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精灵。科技是一个动词，而非一种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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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四十年前，银行开门营业的时间往往只在早上10点到下午两三点这几个小时内，所以用“银行家时间”来指那些时间短又舒服的工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