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19日这一天，也是我在彼得堡某“私人”家帮忙以来该领头一个月头一笔薪俸的日子。关于这件差事，他们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似乎就在我来到这里的头一天，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到那里去了。这样做很粗暴，我几乎要提出抗议。这工作就是在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家帮忙。但是那时立刻提出抗议——无异是与他们立刻决裂，虽说我根本不怕，但却有害于实现我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只好暂时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差事，用沉默维护了我的尊严。下笔伊始我就该申明一下，这位富翁兼三品文官索科尔斯基与莫斯科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已连续好几代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穷光蛋）毫无亲属关系，而韦尔西洛夫与之打官司的正是后者。他们只是姓氏相同。然而老公爵却对他们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其中一位公爵，即这一家族的所谓族长——一位年轻军官。还在不多久以前，韦尔西洛夫对这位老人的一应事务还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曾是他的朋友，不过是奇怪的朋友，因此，正如我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位可怜的公爵非常怕他，不仅在我去他们家当差的时候，甚至在他们交好的时候，也一向如此。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好久不见面了。韦尔西洛夫被人指责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正是与这位老公爵家有关，但是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就是由她推荐，到老人家身边去做事的，老人家希望有位“年轻人”到他的书房里帮他做些事。其实，这事无非是他非常想讨好韦尔西洛夫，也就是说，首先向他迈出第一步，而韦尔西洛夫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趁女儿不在家的时候，老公爵做了这一安排。他女儿是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如果她在家，肯定不会让他迈出这一步。关于这事以后再说，但是，我要指出，他跟韦尔西洛夫的这种奇怪的关系使我感到惊诧，并使我对韦尔西洛夫有了好感。试想，如果一位受到侮辱的家庭的一家之长居然对韦尔西洛夫仍旧怀有敬意，那由此可见，外面散布的关于韦尔西洛夫的所谓卑劣行径的种种传闻很可能是荒谬的，或者至少应该是两说的。正是这一情况，多多少少促使我在走马上任时没有提出抗议：我在他们家上班，正是希望借此来核实这一切。

当我在彼得堡遇到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时，她正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差点把她全忘了，因此，我怎么也没料到她居然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过去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曾遇到过她三四次，天知道她从何而来，接受谁的委托，而且她每次来都是必须对我做出安排的时候——让我进图沙尔那所破寄宿学校，或者后来，过了两年半，又让我转学到古典中学，安排我住到那位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去。她来以后，就一整天不离我左右，检查我的内衣、被褥和外套，带我去铁匠桥和进城，给我采购各种必需品，总之，大大小小各种物品，直到我的小箱子和削笔刀；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还低声叨咕个没完，数落我，骂我，呲儿我，考我，要我学习别的好孩子们的样，她还胡编乱造说这些孩子是她朋友家和亲戚家的，似乎他们都比我强，说真的，她甚至还拧我掐我，还货真价实地推我，甚至好几次把我弄得很疼。把我安排好、安置停当之后，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去好几年。这次也一样，我一到这里来，她又立刻出现了，又来安排我的生活起居了。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个子女人，有一个鹰钩鼻和一双像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她像个女奴一样伺候韦尔西洛夫，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就像崇拜罗马教皇一样崇拜他，但这崇拜是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很快，我惊奇地发现，简直人人处处都尊敬她，主要是简直无人不认识她，无处不认识她。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对她非常敬重；他家里的人也一样；韦尔西洛夫那两个傲气的孩子也一样；法纳里奥托夫家的人也一样，——然而，与此同时，她却靠做针线活儿和洗涤某种花边艰难度日，她还常常向商店揽活干。我们俩刚说第一句话就吵开了，因为她一开口就想跟六年前一样，絮絮叨叨地埋怨我，数落我；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吵架，每天都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候也聊聊天，而且，我得承认，到一个月末了，我竟开始有点喜欢她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她那独立不羁的性格。话又说回来，关于这点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立刻明白，把我安插到这个病老头身边来帮忙，仅仅为了给他“逗乐”而已，所谓帮忙云云，也就是干这事。这自然使我感到屈辱，我差点没有立刻采取对抗措施，但是很快，这老怪物却对我产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影响，类似于某种怜悯感，因此第一个月行将结束时，我竟有点古怪地对他恋恋不舍了，至少我放弃了对他恶语顶撞的念头。话又说回来，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六十岁。这时出了一件大事。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忽然犯了一场病；当时他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半路上突然疯了，因而出了某种乱子，这事便在彼得堡传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便立刻照例把他送到国外，但是，过了约莫五个月，他又突然回来了，已经完全康复，不过辞去了原来的职务。韦尔西洛夫严肃地（而且十分热烈地）要大家相信，他根本就没疯，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神经性的发作罢了。韦尔西洛夫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我立刻就注意到了。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我自己也几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老人只是有时候显得有点过分浮躁，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据说他过去从来不曾这样。我又听说，过去他曾在某处当过什么顾问，有一回在交办给他的一件任务中还做得十分出色。我认识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足以胜任顾问一职。有人发现（虽然我没有发现），他在发病之后出现了一种特别想赶快续弦的倾向，而且在这一年半中他似乎曾经不止一次地动过这念头。关于这点上流社会的人似乎都知道，而且相关的人对此也很感兴趣。但是，这一企图并不符合公爵周围某些人的利益，因此老人便受到了各方面的监视。他家人口不多，他丧偶已经二十年，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也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等着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她还很年轻，她那脾气，老人无疑很害怕。虽然他家人口不多，可是却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远房亲戚，主要是他亡妻那方面的亲戚，而且都很穷，穷得差点没要饭；此外，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干儿子和受过他恩惠的干女儿，他们也都等着从他的遗嘱里分得一杯羹，因此大家都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位老人。此外，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一种怪癖（不过，我不知道这怪癖是否可笑）：专爱给穷姑娘们找婆家，然后备办嫁妆，把她们嫁出去。他帮穷姑娘们出嫁的事已经干了连续二十五年——这些姑娘既有他的远房亲戚，又有他妻子的姑表兄弟的什么继女或者教女，甚至还帮过他的看门人嫁过女儿。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就先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来，请了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教师来教育她们，然后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上学，最后又置办好嫁妆再把她们嫁出去。他身边的这些事总是层出不穷，接二连三。不用说，这些干女儿嫁出去以后，又生下一大堆女孩，这些生下来的女孩又个个争先恐后地来做他的干孙女，他必须到处去给人家行洗礼，每逢他过命名日的时候，大家又全都来给他祝寿，这一切都使他非常开心。

我到他那里帮忙后立刻发现，老人的脑海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痛苦想法（而这点是无论如何不会看不出来的），他似乎觉得上流社会的人开始有点异样地看待他，所有的人对他的态度开始与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健康的人；甚至在社交界最开心的聚会时，这一想法也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老人变得多疑起来，他开始察言观色，发觉所有人的目光都似乎有点异样。一想到人们依旧在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他就十分痛苦；甚至对我也常常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如果他认定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流言或者证实此言非虚，那这个似乎最无恶意的人就可能成为他永久的敌人。正是这一情况我要恳请诸位注意。现在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从头一天起就决定了我决不能对他无礼和出言不逊；如果我偶尔有机会能够使他开心或者替他解闷儿的话，我甚至感到高兴；我不认为我这样说、这样做会对我的人格投下什么阴影。

他的大部分钱都放在外面，用于周转。已经是病后了，他参加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这家公司很可靠。虽然一应事务均由别人管理，他还是非常关心，经常出席股东大会，并当选为董事，参加董事会，发表长篇演说，提出反驳，吵吵嚷嚷，显然，他干得很开心，很痛快。他很喜欢发表演说：至少可以让别人看到他很有头脑，很有见解。一般说来，他非常喜欢哪怕在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中，在谈吐间插入几句意义特别深刻的内容或者特别风趣的话；这我太了解了。在他家楼下，设置了一个类似家庭账房的房间，由一名办事员处理各种事务，算账和记账，同时又兼作管家。这位办事员还在某公署当差，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足够了，可是按照公爵本人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我，仿佛给这办事员帮忙似的；但是我又立刻被调到书房，因此，我常常无事做，我面前就连做做样子的公文和账簿都没有。

我现在写这些，是作为一个早就醒悟的人，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近乎一个旁观者，但是我怎样来描写当时盘桓于我心头的忧伤呢（这忧伤至今历历在目），而主要是怎样来描写我当时的激动不安呢，这不安往往达到一种黯然神伤和头脑发热的状态，甚至常常使我彻夜难眠——这往往由于我心头烦躁，由于我自己给自己出了许多解不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