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这些问题和这种丑事的诸多细节，已经说够了。韦尔西洛夫从马卡尔·伊万诺夫手里把我母亲赎了出来，很快就离开了，自从那时起，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记叙的那样，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几乎他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儿，除非有时候出远门，一去经年，那时他大半把她留给姑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托她照顾，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姑姑总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他俩先是住在莫斯科，后来又去过许多不同的乡村和城市，甚至到过国外，最后才定居彼得堡。凡此种种，以后再说，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在离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后过了一年，我出世了，之后又过一年，我妹妹出世，随后，又过了约莫十年或者十一年——我弟弟，一个病孩子出生了，可是他没过几个月就死了。由于这孩子难产，我母亲的美貌也随之结束——起码，大家告诉我：她很快就变老了，变憔悴了。

但是，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联系却始终不曾断过。韦尔西洛夫一家无论在哪儿，在某地一住经年还是搬来搬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定会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家里”。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庄重的，近乎严肃的。在老爷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关系一定会掺进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我知道；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这类事。这种信件来往一年有两次，不多也不少，信的内容彼此十分相似。我见过这些信，信里很少谈及个人私事；相反，尽可能只是庄重地告知最一般的事和最一般的感受，如果这也可以称为感受的话：起先是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是问候大家的健康，最后是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就完了。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问候和无个性的叙述中，似乎才蕴含着在这一圈子里被认为最得体和最高尚的交往之道。“谨向我们可亲可敬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最卑微的问候”……“谨向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致以我们父辈永远的祝福”。又逐一写上孩子们的名字，添一个写一个，我的名字当然也忝列其中。在此我要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做得非常得体，他从来不把“最可尊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大人”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每封信中他都一如既往地向他致以最卑微的问候，恳请他惠予关照，并祈求上帝赐福于他本人。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回信，每次都由我母亲很快回复，这些回信的格调也永远与前面说的一模一样。不用说，韦尔西洛夫没有参加他们的通信。这些信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各地写来的，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修道院，有时他在修道院一住就很久。他成了所谓的朝圣者。他从不索取什么，然而每两三年肯定会回来小住一阵，而且就直接住到我母亲那儿，我母亲一向有一套自己的房间，与韦尔西洛夫的住所分开。关于这点我以后当另做交代，但是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随随便便地横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而是谦虚地住在一个用板壁隔开的地方。他来住的日子不长，五六天，最多一星期。

我忘了说，他十分喜爱和看重自己的姓氏“多尔戈鲁基”。不用说，这既可笑又愚蠢。最蠢的是，他之所以喜欢他的这一姓氏，正因为俄国有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望族。真是个奇怪的观念，脚朝上，完全倒了个个儿！

如果我说过我们全家始终住在一起，不用说，应该把我除外。我仿佛被人遗弃了似的，差不多从出生时起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这倒并没什么特别的意图，而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这么发生了。生下我之后，我母亲还很年轻，很漂亮，因此他需要她，而一个爱哭爱闹的小孩，不用说，只会碍事，尤其是出门在外，在旅途中。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十九岁以前就几乎没见过我母亲，除了有两三次匆匆地见过一面以外。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因为韦尔西洛夫对人的傲慢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