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

各行各业都有“忌口”，就是不受听的词语得换个说法。商界自不例外。首先，“商业”就不说，说“做生意”。大约“商”与“伤”同音，不好；与“丧”字同音更不好。商店叫“铺子”。大商店叫“做大生意的”。总之不把这个字挂嘴上。一旦说了呢，也就说了，谁也不去联想，去追究，去要求说了的人挂红驱灾。中国人都通达善解，何况安顺人。“事业”叫“事发”，问别人在哪里工作说“在哪里发财”。总之力求吉利。

安顺首屈一指的巨商是帅二先生，城谚说“谷兰皋的儿子，帅灿章的银子”。帅二先生经常咬着一支象牙烟嘴，烟嘴里的香烟不是什么名牌，甚至不是什么非名牌。烟盒是白纸，没有牌号。这烟是他公司所属的南明烟厂为他特制的。他矮瘦个子，脑袋有点偏，人说这正是福相。拙言少语，讷讷不能畅，人说这又正是福性。常年着深色长衫，从不外加马褂。有一手绝技是双手同时打算盘，左手打右手复。每年年终结算公司总收支时露一手，上下职员们都聚在外面，欣赏那一阵又一阵疾风骤雨的算盘声，欢喜赞叹，胜过大珠小珠落玉盘。

帅二先生控股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泰丰字号很大。安顺总号之外，上海、香港、广州、汉口、成都、重庆、泸州、梧州、昆明等地都有分号，主要经营棉纱、布匹、绸缎。一些地方还有各种名称的子公司，经营猪鬃、木材、桐油、盐巴等等土产。又在上海、汉口的银行、钱庄、地产等十多家企业有股份。抗战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丰业务受到重创，随即又在抗战后遭遇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一九四九年初，旧历腊月岁尾那几天，各地分庄经理陆续来总号集中，络绎不绝。引得东大街的店伙们遥遥注目，一一指认，称为“各路诸侯聚会”。谁想这是一次最后晚餐，诸侯聚会是为了结算解散。到了八月间，帅二太爷举家迁居香港。他占有的一半股份，已先汇到久在香港坐庄的儿子帅伯春处。前几年，有位乡亲去香港回来，说是港人谈到帅二太爷带去的资金，“在当时够买一条街”。但其子不善经营，十来年间就蚀光了。

我管帅二先生叫二伯伯。与他的接触很少，记得的只有这么几次：一回是随父亲和他去看黄果树大瀑布，同行的有帅伯春二哥和帅大嫂秦元珍。都是头一次看黄果树瀑布，印象深的是到镇上下车，水沫就扑面而来，即所谓“银雨洒金街”，也算一景。现在不知怎么没有了。途中还先游了镇宁火牛洞（现在叫犀牛洞），用汽车废轮胎照明，一片影影绰绰。带路的当地山民，为我们敲了石钟石鼓。又指着泥地说那是深潭，踏上去越陷越深，直至没顶。我们都小心避开。后来帅二哥好奇，捡了块石头扔上去，不沉，再拎块更大的扔上去，还是不沉。他笑骂山民吹牛，山民辩解说，老辈人这样说，哪个敢跳上去试？

一回是随父亲与帅二伯玩华严洞，还有我顶佩服的吴晓耕先生。帅二伯总是偏着头，咬着象牙烟嘴听吴先生讲，自己很少说话。

一回是学校集会，帅二伯作为董事长莅临，并要站在旗台上念总理遗嘱。他不习惯这种场合，不肯上台，只在前面站着。百把个字，结结巴巴念了十多分钟，校长急得淌汗。商界推选他当县商会会长，他也坚拒了。有人说他“内秀”。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大福气”的异秉。又有人不同意，说这叫“无才运有财运”。他是焦点人物，自然议论纷集。

有一次，他大徒弟同他闹矛盾，闹大了，把他的深蓝色福特车扣了个把月。后经调解，和解了，但已不能如初，另立门户去了。这辆车我随父亲坐过几次，司机叫“长云”，好像姓周，两广人，非常老实的中年人，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有一年蒋介石来贵州，这辆车被借用。安顺传说长云为蒋开车去花溪，吓得路都走错了。其实蒋介石怎么会坐这辆车，不过是借去坐厅长局长们罢了。当时老百姓不称“小轿车”，叫“小官车”。省政府总共也没几辆，有急事就要向民间借用。

帅二伯家与我家正对门。他家门面叫“益生昌”，夏天午后当西晒，挂出大白布帘子，印有蓝色的招牌字，每个字有挞斗那么大。我家门面叫“同德”，是改装的洋房，不挂大白布帘。帅家我只去过一次。有一年正月间，帅二伯独生女琼姐在家里“请扫扫（帚）神”，邀我姐姐去看，我跟着两个姐姐去。地道的安顺民居，一层木屋一座石院，又一层木屋又一座石院。不大，十分整洁。特异之处是窗格上装着教堂式的彩绘玻璃。琼姐高大健硕，像西方人的体魄，宽胖的大白脸，像她母亲（帅二哥也这相貌），以脾气大著称。传闻新婚之夜一脚把夫婿踹下床去。后来也跟着帅二伯去了香港。

帅二先生到香港后，不习惯，渐渐长年卧病。有一次想吃安顺的蕨菜。带信回来，给他买了捡了洗了，用红丝线扎起来捎去。那时空运不便，送到时恐怕不会好吃了吧。一九六〇年过世，享年八十一岁，九九归一。

帅二先生学徒出身，却很敬重读书人。绰号“寿博士”的寿彭先生，是他家常客。非正式的家庭医生。每年春节、端午、中秋，帅二先生都要让店员送去一点小礼品，粽子月饼之类，盒子里面却放着相当不菲的“敬仪”。

与我家紧邻的魏伯卿先生，属于帅二先生同辈的生意人。魏伯伯气局稍小些，守旧一些，但很殷实。这辈人的使命是际遇新旧之交，生意得跟着时代风尚渐变。魏伯伯给两个儿子买了小西装，穿着去吃喜酒，但脚上还是家制的青布鞋。这似乎可视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象征。后来我与其中的一位魏运贤一起到省城上中学，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整天同出同进，一起拉二胡，被同学们称为“二贤”。后来参军出去，在哈尔滨退休。能奏多种中西乐器。

贺少恒先生在大十字开“现代实业社”，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非常吸引人。我家建宅前就住现代实业社后院，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要睡了，忽然陈知生医生隔着院子与母亲说话，问陈大嫂在不在我家。我闻声跑出去，刚好跌在母亲放在堂屋里的开水壶上，把左腿从膝盖以上到大腿根烫坏了。母亲剪开裤脚，我看见腿上有层纸样的东西，用手一提，整块皮肤随手而起。当时陈先生就赶回家取来药箱，做了处理。从此陈先生每隔两三天来换一次药，揭一次纱布出一次血，来不及愈合。母亲觉得不是办法，把她和我一起藏到楼上去，假说带下乡去了。改用贺伯伯店里的日本兜安氏药膏，外面不再裹棉花纱布，以使透气，才渐渐好了。左大腿上，至今还有瘢迹。

贺伯伯店里还有花花绿绿的日本玩具，造型呆板、制作粗糙的铁皮小鸡、黄雀、青蛙，还有小手风琴、梅干精等等。我每天出出进进都觉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后来抵制日货，贺伯伯就收了店，参加到泰丰字号中来。他耳背，绰号“老聋”。有一年，他租住的帅晋爷家洋楼被雷击，暂借我祖母的佛堂住过一段时间。我听见他叫孩子来吃糖都像在吼人。连我们都知道他性急如火，却是极正直热肠。他和我父亲都以奉母至孝著称小城。后来他到省城坐庄，我和大姐明端去读书，住在一起。一次他偶然发现大姐看过的一张电影说明书，叫《南岛相思曲》，大发雷霆，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些东西，并当面建议我父亲下禁令。我和姐姐都是电影迷，觉得大难临头了。幸得父亲很喜爱的职员谷哥出了条妙计，选了一部刘琼主演的《舐犊情深》买了票连我父亲一起请了去看。父亲本来比较通达，看了觉得电影也有可取之处，就不再提禁看的事了。贺伯伯后来任县工商联主任，在政治运动中跳水自尽。以他那种宁砍脑壳不割耳朵的刚烈性格，这是顺理成章的归宿。

开京果铺（糕点店）的孙启延孙伯伯，也是商会负责人，很风趣，富有幽默感。我和他不熟，与他两位公子同校。他的店在东街大十字，我上下学，必定经过。夏天他店里有一样东洋玩意，小盒子上层一块会旋转的板，撒上白糖，上足发条，它就慢慢旋转，把逐糖而来的苍蝇翻到下面，站不住，掉到底层的舱里。底舱有薄纱，看得见贪吃上当的苍蝇们掉在水里乱挣扎。我过路必要看上一阵，觉得大快人心。孙伯伯后来做到副县长、省政协委员等等，一九九三年去世，活到八十八岁。

先父子儒先生是帅二先生的副职，两人合作无间，直至一九四九年天各一方。父亲资金少得多，是以才具干练而受帅总委以重任的。他幼年丧父，十四岁就出门当学徒。原本是旧式生意人的生活方式，长衫、长杆旱烟，后来到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考察一圈，整个观念变了。从上海回来时，改穿西服，建上海式住宅，骑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七十岁还骑着上下班），玩蔡司相机，家里设暗室，赞许女儿办家庭剧团，资助办学校，等等。但饮食起居，却保留着自小的俭朴习惯。帅二先生不肯当县商会会长，推荐他当了十多年，解放后当工商联筹委会主任，直到离开安顺，市志说他“凭声望才智处理商界事务，深得商界和各界人士称道”。解放大军逼近安顺时，国民党官员仓皇逃跑，安顺陷入无人管理的“真空时期”，他与韩云波、董叔明、吴晓耕、孙启延等上层人士组成临时治安维持会，争取了警察局长戴泽坤和警局枪支，维持安顺安定，迎接解放军入城。解放后随团到北京、东北等地参观，回到省城后，受命留在省城，参加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摘帽。一九七四年春节病故。如能像帅二伯活过八十岁，就可以看到彻底平反和国家斗转星移，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经济的局面了。解放后提倡“实事求是”，他最为悦服，认为深合自己的原则。“文革”期间，我曾陪他去万国旅社，回答两个外省造反派的“外调”询问。那两人态度骄横，诓哄吓诈，就是要逼出符合他们预定框架的“证据”，我父亲始终坚持只说事实，不能伪造。造反派大感意外，出言威胁，终于无可奈何。出门走到街上，我见父亲已气得发抖。有一位工商界人士刘裕远先生写了篇文章，发表在省城的一本文史资料上，说在抗战期间，我父亲曾借车队商运的机会，护送过阮爱国（越南胡志明主席）返越。先父凝重沉着，从不在家里说大事，加之我出外上学早，对他事业上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