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人（上篇）
“下江人”，即长江下游地区人的简称。但这个流行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名词，却是泛指东西南北一切地方的流亡者。记得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就把四川人称所有难民为“下江人”作为一个笑料。我想这个词就是从重庆传过来的。贵州人是山民，不大有江河的概念，连“不辨方向”都说成“打不着山势”。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有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含义。
然而，把难民统称为“下江人”，也是有理可循的。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江南人数量多，热情活跃，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对于自足自乐的安顺小石城，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小城的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儒林外史》中放诞的杜少卿与妻子携手游山，沿路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安顺人看见下江人相偎而行，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惯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意即谈恋爱：一男一女公然挽臂过市，非情侣而何？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随着自由恋爱的普及早已消亡了。
安顺人认定下江人娇气懒散，不能勤苦。大姐明端时为黔江中学初中生，教师多为下江人。她的班主任张慧老师，娇柔美慧，最受她崇拜。一次她征得母亲同意，请张慧老师带着她的一大帮朋友来家里做客。男客是张老师的新婚丈夫祝寿庭先生和他的朋友。母亲用大搪瓷盘切了黄果招待他们。我从客厅后屋偷窥，只见满座的人影，一片柔软的下江口音。他们用两种语言说话，与我母亲寒暄时说我大致听得懂的官话，自己人之间则纯是一阵啁啾。他们吃黄果只吮汁不吃肉。去后，母亲看着一桌子吮干挤扁的黄果瓣感叹：下江人太作福践灶！这四字换成书面语就是“暴殄天物”。
又一天夜里，两个姐姐带着我看戏回家，大十字南街口一家小面馆还在营业。天很冷，街很黑，小铺的黄黄灯光里，蒸腾着大片的热气，很是诱人。我们进去消夜，脚跟脚走进来一对年青的下江人。女下江人烫着蓬松的头发，一袭秋大衣披在肩上，袖子空垂着。男下江人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把洗刷得木纹毕露的白木桌凳擦拭一遍，女下江人这才入座。男下江人只站着。跑堂的立刻端上一小碗热腾腾的旺子豌豆苗汤，然后问客人要吃什么。男下江人弯腰询问女下江人，女下江人只是用小勺低头喝汤。男下江人就说，等会再说吧，把店小二打发走了。我们喝了汤，吃着面，忽见女下江人站起身来，男下江人一边替她把滑下半边的大衣提好，一边小声问了句什么，随即叫店家收钱，说是已吃好了。这很叫店小二为难，因为这碗开胃汤照例是归在客人正食后随意给的小费之中，作为小二本人的收入，他无法单独计价。于是他说，算了，一碗汤不值什么。但男下江人执意要给，说来说去终于收下。两人就挽手而去。店小二望着渐渐消融在半明半暗中的两人背影，惊叹了一大声。这整个过程，女下江人没开过口，始终娇慵着；男下江人则始终殷勤着。我们姐弟只作壁上观。看完，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色。三十余年以后初到上海，果然看见了女生们一只小包子吃半天的场面。
“下江人”的到来，使小城空前地新鲜活泼，因此我对他们大有好感。师范教育、职业大专、话剧、音乐会、画展、魔术，五光十色，全是新玩意。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随姐姐去东关豫章中学操场看露天音乐会，听一个男人的声音唱《太行山的太阳》。人小，挤在人丛中，闻其声不见其人。散场后踏月而归。这情景至今宛如昨日，这支歌也永记在心。它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但配上了中国化的歌词：“遥远的北方，本是我的故乡，小小的村庄，在黄河岸旁。三间破茅房，四面围着土墙。我母亲在那远方，长相望！流水的时光，流浪在他乡。怎不惆怅！何日能见我母亲，和太行山的太阳？”这配词虽与原文不尽相符，但在节奏与曲调的配合上却比今天传唱的译词更浑成。
这是我头一次听“洋嗓子”即美声唱法。后来有两位专业歌唱家，江心美和胡雪谷，一位女高音，一位女中音，在小城办音乐会。她俩抵达当晚恰遇一个晚会，临时应邀表演一首二重唱，后台的人全部拥到台边来听地道的洋嗓子。登台表演西洋魔术的是清真老乡亲馆的老板，忘其名，天津人，店就在京戏园对街。白西装黑领结，高礼帽，玩空中取香烟、白纸变彩带、彩带变面条等，今天看来很简单，当时却诧为神技，还传说他会使古书中顶儿尖儿的“大搬运法”。
姐姐所上的黔江中学，本地学生少，大多数是“下江人”，开小城学生戏剧活动的风气。我看过他们上演的《家》和《雷雨》。其中秦京、秦均兄妹俩是主力。另一女生王璇，在一次白天的抗日集会上与一男生合演《新小放牛》，旧曲填新词，如“赵州桥儿什么人修”，改为“卢沟桥儿什么人修”，控诉日寇侵略，宣传抗战到底。王璇穿白绸衣裤，系大红飘带，且歌且舞，嗓音甜脆，舞姿矫健。次日听见店员罗启明盛赞王璇，说她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白一分则太白，黑一分则太黑，云云，我骇然觉得夸饰无边。以后才知道这是宋玉赋里的语言。
专业的演出，像舒模率领剧宣四队频繁举行的大合唱“黄河”、“生产”、“新年”和许多歌曲，新中国剧社演出的话剧《国家至上》《日出》《狂欢之夜》等等，给我的冲击就更强烈了。甚至姐姐同学范毓庆的父亲做了一间小木屋，摆在西街京戏园东侧，卖香烟火柴，店名就叫“江南村”，我也觉得它的可爱远胜于那些大店铺。总之，“下江人”带来的新事物，无一不惬我心。多年以后，回顾这段历史，认识到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安顺文化进程的第二个划时代转捩点，意义非常深远。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来得非常突兀。在遥遥无期的灾难中，尤其是在这灾难最艰苦的阶段，忽然听说战争从此结束，真令人不敢置信。一旦证实，“下江人”们涕泪满衣裳，在一阵狂欢之后，争先恐后地踏上归家之路。安顺像一只滚圆的气球松了口，迅速地干瘪下来。上学放学，石街上也还是行人如织，但却消失了那份喧声和活力。我觉得格外冷清，非常想念那些下江人。但“下江人”带来的新文化，从此留在了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