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戴明贤认为，散文尚真。“散文的生命正系于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材料和真挚的感情。”（《采蕨集·自序》）同时他又认为，散文尚简。“写意花卉、减笔山水、乐中琴曲、诗中五绝，莫不异曲同工，共一条艺术规律。这规律就是信任观者的理解力、联想力和想象力，诱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艺术创造的过程。不是消极的吞咽，而是积极的咀嚼。于是艺术有了会心，有了回味，比诸那种和盘托出，把嚼烂了的馍填进受众口里的办法，这当然是更加高明的手段。这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听竹琴记》）求实，求简，所以他的作品中没有浮华的夸饰，更没有骄矜的煽情，人物的秉性、情怀，都蕴涵在平实而凝练的叙事之中。不仅如此，作者的社会理想、人生哲学，甚至艺术追求，也都附丽于这种既纯净清畅而又富有韵致的文字，内蕴外焕，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思。

论者以为，戴明贤的著作从来都具有自觉的文体试验的追求。迄今他所出版的每一本著作，都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面目。仅就散文而言，我们从本书也可以看到，这些选文之间，不只存在题材的差别，还存在着写法上的差异。读那些记人忆事的作品，我们似乎是在观赏一幅幅色彩浓郁的风光画和风俗画；而那些生活小品和读书随笔，读来则好像是在品味一首首格调清雅的抒情诗和哲理诗。可以看到，戴明贤创作中对文体的自觉关注，“力避‘一道汤’，力求各具面目，有新鲜感”，在散文写作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他是一位富于原创性的散文家。

戴明贤对于文学语言有着自觉而明确的理念。他认为“白话文是白话之‘文’，而不是白话”。他认同周作人的主张，即白话文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而创造出的“有涩味和简单味”的“有雅致的俗语文”。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对这种文学语言进行探索和试验。读者可以注意到，在他的作品里，文言的句法、词汇、典故及古诗文的成句常常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出现，而家乡的方言俗语也会随情应境、自然而然地穿插其间。“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涵养出大量的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事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最大乐事，莫过于良朋四五人，清谈彻夜。如哪个倦了，想退席歇着，众人不许道：‘早死三年，够得你睡！’”（《石城引》）“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儒林外史》中放诞的杜少卿与妻子携手游山，沿路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安顺人看见下江人相偎而行，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母亲看着一桌子吮干挤扁的黄果瓣感叹：下江人太作福践灶！这四字换成书面语就是‘暴殄天物’。”（《下江人》）诸如此类的文字，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作者曾说他作品中的语言“或文或白，或半文半白，视感觉为准，各适其适，不求划一”（《黑白记·后记》）。“各适其适”正是他运用语言的原则和奥秘所在，而“视感觉为准”的这个“感觉”，则是对于笔下语言白与文、俗与雅、庄与谐、丰与简的适度把握。这是通过不懈的自觉追求而获得的一种艺术品性和涵养，难能可贵。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人间词话》）白话散文尤其如此。而“大家之作……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同上）这样的境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

戴明贤晚号适斋。尝作有《适斋赋》，谓“适者，自在也，自择也，自乐也，求诸心而非求诸物也”。他的散文，从所写的题材到所用的语言，都是在他而言最为适合的，他在这样的写作中获得了“自在”与“自乐”。他的散文“淡淡起笔。用最质朴无华的文字，最轻言慢语的语调，娓娓道来，并不急于去动手抓住读者，读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打动，以致深陷其中，难以释怀”（杜丽《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因而读他作品的读者同样也就得到了适意惬心的享受。

苏东坡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于此矣。”戴明贤曾引述此语并说“这种境界不容我辈梦想”（《戴明贤散文小说选·后记》）。然而，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我们要说，戴氏作文与他所心仪的境界庶几近之。

袁本良

癸卯岁尾

于三亚守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