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小说的新变

一、“时新小说”征文活动

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从征文广告的刊登到获奖人员名单的公布，历时将近一年，共收稿件162份，其小说理念、小说内容和形式都对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欣平在《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中对傅兰雅倡导的这次竞赛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傅兰雅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20]美国学者韩南甚至将这次活动出现的“时新小说”称之为“新小说前的新小说”[21]，强调了其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新的元素。

傅兰雅为“时新小说”有奖竞赛设计的广告题为《求著时新小说启》，具体内容如下：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传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割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22]

这是《求著时新小说启》在1895年5月25日在《申报》上刊发的广告内容。为了扩大征文影响，这则征文广告后来又在1895年5月28、30日和6月4、8日的《申报》上刊登了四次，并于同年6月和7月分别先后刊登在《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中西教会报》复刊第七册上。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时新小说的征文广告还刊登在1895年5月25日的英文《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上，题为“有奖中国小说”（Chinese Prize Stories），具体内容表述也略有不同：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和缠足的弊端有生动的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23]

无论是中文广告还是英文广告，傅兰雅都规定了小说具有革除鸦片、时文和缠足三大社会弊端的创作主题和使用浅明易懂的通俗语言。从现存的148篇征文来看，大多数是用白话或方言写成的，在文体上有的虽然名为小说，实际上是歌谣、箴言、议论文。不过这些征文在选材上，都指向了对“三弊”时习的揭露和批判，有的还提出了促进国家兴盛富强的改革办法。比如署名为冷眼热肠人的《五更钟》，第一回就写道：“世上人无论是聪明是愚拙，倘如叫他作无益有害之事，必定是不肯作的；竟料不到有几件事明明无益，明明有害，竟作了千百年，少亦作了数百年，再少也作了数十年，其中愚拙之人固然无数，就是聪明人也不知几千万万，竟无一人肯倡言于众，劝人改图变计；又无一人独异于众人如此作法，我偏不如此作法，其故何哉？予尝遍观地球之大，周历亚细亚，一洲之遥，独我中国十八省的人民，有三件无益有害之事，作得孜孜有味。十八省以外，如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金川各处，虽亦是我中国之疆域，其人民却未尝作此三件无益有害之事，何以十八省素称华夏之地，反迷而不悟如此！看官，你道这三件事果系何事？一是男人作八股，一是女人裹小脚，一是不拘男女吃鸦片烟。这三件事，除得我中国人肯作，外国人皆不肯作，并且笑我们中国人不该作。我中国人作这三件事也只得内地十八省的人，关外边疆之地，归我中国皇帝管的地方大得狠，还有十八省几倍大，人民也必定不少，男人何尝像内地里人作八股，女人何尝像内地里人裹小脚，又何尝像内地里人吃（十个有六个吃）鸦片烟？可见得我中国人不作这三件事也不妨事，我今将近年一番故事说与大众听，便知这三件事实实无益，实实有害，自己可以不作，并且可以劝人不作。却不好将三件事一齐说，只得先从鸦片烟说起。”接着小说围绕“三弊”危害，叙述了林则徐禁烟、精通八股文知县希献廷不知如何断案、水灾时希夫人因小脚不便逃难的故事。宋永泉的《启蒙志要》除了揭示“三弊”之害，还给出了整治良策，作者认为要革除顽疾，就要捐建书院、启蒙男女，使之眼界高广，并建议建立禁烟局对吸烟者强制戒烟。

毫无疑问，傅兰雅的这次征文活动，催生了一批为革除时弊、劝化人心、改良社会而作的时新小说，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从征文广告可以看出，傅兰雅为小说征文活动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利用当时著名的报刊《申报》和《万国公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全国山东、广东、湖北、福建、上海、安徽、河北、山西等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地等十多个省地收到162份征文。除了《清末时新小说集》所收录的148篇外，还有詹熙的《醒世新编》、西泠散人的《新辑熙朝快史》也是响应这次征文竞赛或受其影响而作的小说。詹熙在《醒世新编·自序》中就介绍了这篇小说的写作缘由：“英国儒士傅兰雅谓：‘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欲人著为小说，俾阅者易于解脱，广为劝戒。余大为感动，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根据作者的自序，这篇小说修订后在1897年出版。小说以浙东西溪村魏氏家族的兴衰为主线，通过魏氏家族祖孙三代人的命运沉浮、魏家塾师孔先生对八股时文的态度转变以及小脚女人阿莲、陈玉娥、潘赛金、赵姨娘和大脚女人劳氏、雪花、玉英的不同遭遇，形象地揭露了时文、鸦片、女子缠足的危害。小说最后展望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美好图景：西溪村设西学馆、开银矿、男子弃鸦片和时文，女子放脚做工，“不数年，西溪村远近村民学成各学，遂各出资本，大兴制造。不数年，遂成巨富。于是人蓄奇材，道无乞丐”（第三十一回）。西泠散人《新辑熙朝快史》1895年12月在香港出版，全书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共十二回。据姚达兑考证，这篇小说改编自傅兰雅征文参赛稿件朱正初的《新趣小说》[24]。小说内容在序言中就已经表明：“是书以时文三弊为经，以康林二人为维。”主要叙述了康济时和其同乡好友林棋勤勉求学、勤政为官的故事，康济时智勇超人、兴利除弊，积极寻找富国良策并上书朝廷仿行西法改革时政、操练军队。其为官一方，政清颂理，获朝廷赏识、百姓威服。康济时实则是作者理想中的济世英雄，担当着治愈时弊、富强中国的历史重任，小说第一回就赋予了康济时救世的象征意义：杭州某孝廉愤慨世事，痛恨鸦片、时文、缠足时病，但空有一副劝化世人、挽回风化的救世热肠，梦中经觉世老人指点要转世投胎后才能得志握权救治世人时病，后转世而生，即康济时。小说随着人物活动的展开，不仅批判“三弊”之害，还揭示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主张通过革除时弊、兴办洋务走富民强国之路。

经过仔细审阅筛选，1896年3月18日傅兰雅在《万国公报》第86期和《申报》上刊登“时新小说出案”，公布了评奖标准、参赛情况和获奖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本馆前出告白，求著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编。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则轻；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意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以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式论。然既蒙诸君俯允所请，惠我佳章，足见盛情有辅劝善之至意，若过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选体格颇精者七卷，仍照前议，酬以润资。余卷可取尚多，若尽弃置，有辜诸君心血，余心亦觉难安。故于定格外，复添取十名有三，共加赠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谅我焉。姓氏润资列后……[25]

傅兰雅在1896年3月第26期的《中国记事》上也谈到了这批中文有奖征文：

中文有奖小说结束了。有不少于162位作者参加了竞赛，其中155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有的写了4—6卷。我对诸多参赛者所费的时间、心力与金钱毫无回报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13名获奖者，他们分享另加的50元奖金。这样，奖金共达200元。优等奖名单在《申报》上公布，162个人名及解说也已经发布，并在《万国公报》和《传教士评论》上公布。另外还会转寄到教会所在地。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会学校或大学有关。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这次征文大赛中也有人写出了确实值得出版的小说，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出版其中一些，以便为读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消遣读物。[26]

从以上两则关于评奖结果的叙评来看，傅兰雅虽然指出了某些参赛作品的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肯定了征文“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尤其满意的是征文大多数能够针砭“三弊”，具有“道德和教育意义”。基于此，傅兰雅打算择期出版一些。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征文不仅没能如愿公开出版，而且其原始手稿也湮没于历史，任凭研究者百般搜寻却始终不见踪迹，成为文坛一谜，以致有学者推测应征的162篇手稿可能全部佚失，于是无不惋惜地感叹：“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从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27]2006年11月12日，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终于在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内发现了这批“时新小说”的原始手稿，除5篇小说已经佚失外，其余148篇小说收录在周欣平主编的影印本《清末时新小说集》中。这个小说集共有14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经历一百多年的尘封，这些原始手稿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它带给研究者的虽然不如预期中的震撼，但为正确评价傅兰雅这次“时新小说”征文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证明。

首先，傅兰雅在《求著时新小说启》和《时新小说出案启》等广告中倡导“时新小说”创作，是中国小说观念演进脉络中的重要一环。

傅兰雅小说征文活动倡导“时新小说”创作，不仅首次提出了“时新小说”和“新趣小说”的小说名词，还强调小说创作语言“以浅明为要”，内容上“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变革精神。纵观傅兰雅所处的中国小说环境，文言小说依然保持着传统小说的风格，即便通俗小说也只是满足读者的娱乐要求而远离现实社会生活。虽然从傅兰雅对征文的评论看，一些作品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小说的痕迹，但是作品对时弊的社会批判显示晚清小说已经出现新的端倪。虽然19世纪后期傅兰雅不是小说征文的第一人，但是其小说征文影响比之前的要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傅兰雅这次能征文活动把小说提升到“变易风俗”的意义，而且要求对“三弊”提出解决办法，指出“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即把小说作为承当探索国富民强之方法的工具。傅兰雅的小说征文对梁启超的小说观有没有产生影响，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是我们在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其背后隐含着中国小说观念的演进脉络。梁启超写于1897年的《变法通议·幼学》中论及说部时曾说：“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28]在小说语言、选材、意义上，可以明显看到两者小说观内在的一致性。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小说界革命”，也与傅兰雅将小说视为变革社会、改良民风的工具是一脉相通的。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说响应者众多，1904年冷血将创办的小说杂志命名为《新新小说》，侠民在《新新小说·叙例》中还表述了对“新”的变革内容的理解和对小说不断创新变革的美好期望：“向顷所谓新者，曾几何时，皆土鸡瓦狗视之；而现顷代起之新，自后人视之，亦将如今之视昔也。使无现顷之新，则向顷之新，或五十步而止矣；使无后来之新，则现顷之新，或百步而止矣。吾非敢谓《新新小说》之果有以优于去岁出现之《新小说》也，吾惟望是编乙册之新于甲，丙册之新于乙；吾更望继是编而起者之尤有以新之也，则其有裨于人群岂浅鲜哉。”[29]1906年4月29号，《新新小说》在《新党发财记》的广告中还这样进行宣传：“小说一书亦有关风化，未可谓为说部而忽之也。至能切中时弊，警觉劝导而能造福社会者，莫如《新党升官发财记》，是书于形式上之维新描写情状宛然若揭，使读者或惊或怒或歌或泣，洞悉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诈。至笔墨之条畅犹其余事，真警世之钟也。”[30]不仅晚清杂志善用“新”字标识变革精神，而且晚清以“新”字命名的小说也非常多，其中日报小说有44篇，单行本小说有64篇。[31]可以说，傅兰雅小说变革的呼声虽然微弱，但却是中国小说观念演进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傅兰雅的征文广告及其参赛文稿强化了小说“醒世”和“觉世”的教化功能，为小说针砭时弊的创作取向作了有益的启示。

傅兰雅认为小说具有“感动人心、变易风俗”的教化功能，于是他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鸦片、时文、缠足三大积弊，提出“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因此他“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虽然小说的教化作用不是傅兰雅的首倡，诸如之前的冯梦龙、凌濛初等人都提出过类似观点，冯梦龙甚至直接将小说集起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彰显小说的教化色彩。译者蠡勺居士在附于其1872年翻译出版的小说《昕夕闲谈》序文中还表现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的小说观：“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嘻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顷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32]但在傅兰雅看来，小说已不仅仅能移风易俗，还能针砭、革除时弊，成为社会改革和国家富强的有力武器。事实上，在“时新小说”的162篇征文里，如傅兰雅所言，就有“155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其中某些篇章也提出了“祛各弊之妙法”，诸如沈立喆在征文《时新小说》里提出革除三弊的根本之计是向西方学习：“为国之要，在于因时变通；变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样也。”方中魁在征文《游亚记》里提出革除三弊的方案是改变政体：“予谓中国现今之亟务，当以开设议院为首。”钟清源在征文《梦治三瘫小说》里将革除三弊的希望寄托于皇帝：“欲除三害，一举而三善皆得者，惟我皇上而已。”“桃源徒子”在征文《法戒录》中还触及到了科举制度：“不以时文取士，不以时文课读，凡清明传世之稿，均收之以付一炬。”这些征文针砭时弊，关心国事，积极探索社会变革的路径，在本质上有异于传统小说惩恶扬善的说教主题。詹熙的《醒世新编》是应傅兰雅小说征文而创作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投稿，但除了1901年由上海书局出版外，1908年还分别由上海书局和上海广雅书局出版，从其市场的接受和传播情况足见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傅兰雅征文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彭养鸥的《黑籍冤魂》成书于1897年，小说卷首题为“醒世小说黑籍冤魂”，点名了小说“醒世”的叙事目的。小说通过广东中山县一家五代人的遭遇，痛陈鸦片之害，1909年由改良小说社出版。20世纪初以“醒世”命名或者以觉世为目的的小说大量涌现，这种现象不能说和傅兰雅的征文竞赛活动毫无关联。

傅兰雅倡导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意味着晚清小说创作已经出现了区别于传统旧小说的新元素，但不能作为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开端，诸如这次活动虽然大加针砭了鸦片、时文、缠足的危害，但没有触及传统“三纲”伦理的危害，甚至在其影响下而创作的小说如詹熙《醒世新编》还公开主张：西学“再加以我们中国所重的三纲五常的至理，一体一用，兼权并行，何怕我们中国不富强”（第三十一回），这与晚清新小说猛烈批判“三纲”的伦理叙事有着质的差别。再比如从小说数量上看，傅兰雅所倡导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出除了162篇征文之外，受其影响而创作的小说非常少，甚至到1901年都是小说相对沉寂的时期；而《新小说》杂志创办以后，新小说的创作从1902年到1911年总计517篇[33]，出现了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正因为有了“时新小说”征文活动的基础，才迎来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小说界革命”，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晚清新小说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