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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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个真正的散文家应该有较大的创作量,他的作品也应具有较大的信息量,还要具备想象力、洞察力和将有限的材料予以扩展、延伸、增长的能力。当然还要有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切入事物的个性化角度——因为个性建立在语言和角度上。还需要有持续的创造力,它源自对文学不能舍弃的挚爱。祝勇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暗合了我对一个散文家的期待。他是中国新散文运动的发起人和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散文写作具有变革性的、向前的姿态,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见一个探索者的精神形象。

祝勇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围绕故宫和故宫收藏的各种文物以及历史细节,将文字的焦点对准了中国历史文化中著名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以把握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个体文化心理和精神宿命。这部书中收集了祝勇的部分代表作品,涵盖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其中包含着几个不同的祝勇侧影——读书的祝勇、观察的祝勇、思考的祝勇和行走的祝勇。他的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寻找自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联系,试图从书中找到不同文化场景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推测过去与现在的逻辑关联。他还是一个个性突出的观察者,从自己出发,找到自己的观察角度,从而为自己观察到的世界建立坐标系。他发现了万物在构建、毁坏和重建之中的意义,发现了古代时空中的观察者和自我的连接,也寻找用推理演绎的方法、用想象力重建现场的可能。

祝勇的散文充分调动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各种历史文化知识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可谓知识性写作的典范。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亲近本源的长旅,他不断用空间的交织和转换,甚至用某种时间穿越的手段,为我们建立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让我们跟随着他的视野对业已消失了的场景进行推演和重构。更多的时候,他接近唯象论的写作,放弃所用材料的阐释功能,只做现象的呈现和充分的细节想象。他具有文学工匠的技艺,充分尊重材料的特性,在叙事和个人化解读中能够保持历史文化本身的细腻纹络和质朴调性。他也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原始素材进行重构和组合,以便让个体经验融入其中。

祝勇在故宫工作,有着近距离观察故宫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不是匆匆行走的游客,而是置身其中的研究者和故宫之美的发现者。故宫提供了多重角度的不同景观,每一个位置上和每一个时刻,都有着不相同的故宫。无论是它的哪一个侧影,也无论是它的哪一个角落,以及它的哪一个时刻,都会在完全不同的坐标系上重新显现自己。《烟雨故宫》是一篇美文,它选取了落雨中的时刻,展示了落雨对于故宫的意义。这是具有历史感的雨,因为它携带着另一个历史天空。

祝勇既是行走者也是思考者。行走是为了“看见”,为了视野的展开,而思考是为了追寻和梳理“看见”的价值和事物的丰富性,并从事物之间找到微妙的联系。借助这样的行走和思考,世界还原为浑朴的整体。他写赣州围屋,从外在的围屋形象和结构中,看见了客家人被历史挤压的生存境况,看见了客家人居所中呈现的紧张感:“他们抱团取暖,把自己的世界压缩在一道围墙之内。”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中,就可从容淡定地享受自然和人生,就可以在“有雨的时节,坐在门廊下的竹椅上,静静观赏雨丝在庭院里飘洒,内心定然是无限的通透和淡然”。这样的景观给人以足够的感染力:“笑容在不同的面孔上流动着,清亮如水,笑声是我们通用的语言——笑声里我突然想哭,因为透过它,我听见了爹娘的笑声,看见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

他的行走不是为了走马观花,而是希望在现实中突出重围,在时间中穿越、穿插和获得在平行时空自由徜徉的特权。重要的是,他将自己从光阴中的感受带入另一段光阴,让时间和时间连通。因而他是一个时间的欣赏者。因为一切在时间中运行,并在这运行中被赋予美的力量。他欣赏汉字的书法之美,因为它的书写工具毛笔本身就含有弹性和变化的童话般的神奇,它将这神奇带入了书写的文字,让文字本身显现“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尽”的魔力——“千百年过去了,这些书写者的肉体消失了,声音消失了,所有与记忆有关的事物都被时间席卷而去,但他们的文字(以诗词文章的形式)留下来了,甚至,作为文字的极端形式的法书(诗词尺牍的手稿)也留传下来,不只是供我们观看,而且供我们倾听、触摸、辨认——倾听他们的心语,触摸他们生命的肌理,辨认他们精神的路径。”

祝勇的散文,喜欢从一个人的暗影中剪开一个切口,然后又让这个暗影打开,展开的却是一个具有历史广度的巨大时空。他从浩瀚的历史中掘出活的人,又将这个人重新放回到历史中,在这放置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我。这样,个体身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加入了“我”的精神事实。《纸上的李白》就是祝勇散文言说方式的一个范例。他从一个渺小的人影开始,在月光的物象中逐渐使这个人影扩大,铺展到历史情境中。广大的渺茫和李白的深入骨髓的孤独感,“没有同行者”的孤独,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孤独,在“往事的风声”中徐徐展开。李白的《静夜思》,让月光和孤独、人与人、人与历史、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在这里,月亮不再是实有之物,而是心灵之物,是宇宙的自化,是大与小、个体与万物的融合,孤独、思念、故乡和异乡、漂泊流浪与归属感的虚无期待,都在月亮中得以寄托。尽管“一时一事,困不住他”,但却被无边的孤独所困。他的同行者不在那个时代,却在所有的时代,即使在现实中,依然有“我在等候写下它的那个人”。因而李白用自己充溢孤独的旷世天才,击破了一个时代的界限,在月光下的每一个世纪游荡。

祝勇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散文家,他能够发现更多的视角,从平凡的材料中找到非凡的意义,并创造广袤而意味深长的形式感,颠覆习见的叙事模式,创建具有不同意义指向的文学数据集,让有限的材料通过充分碰撞获得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意义的能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创造个性。他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具有价值感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人的命运和生活细节,让这些人的形象包含“实验中的自己”,这样,不是你附着在他人身上,而是每一个丰富的他人都附着在自己的精神之中,因而他的作品在这“附着”的形态中,获得了某种具有冲击性的长程力。

不能否认,祝勇的散文在重建现场还原历史情境的过程中,具有虚构的特征。但是你要承认文字本身就是虚构的产物,而用文字作为表达媒介的文学怎能逃脱虚构?一个具体的材料只能说明材料本身,一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也只能说明事件本身,只有在富有创造性的虚构和还原中,才可以加入“我思”,这样的“我思”不是对事实本身的歪曲,而是对残缺的真实在想象力之中予以修复,让文学的真实性获得更切近本质的手段,也是让事实材料捕获价值和精神动能的必由之路,它让真实在边际上产生“溢出效应”。事实材料是简单的,甚至是一些散落的碎片,它必须通过修补才可以获得完整性,才可以再现和重生——博物馆里古物的修复品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祝勇的散文写作具有学者的品性。即使是他在涉及南方山水的游记作品中,这一点也十分突出。它不仅联想纷呈、意象迭起、梦幻与现实交织,而且引文众多,资料和实体彼此互映,构成多重的互文关系。这样的引文不是为了炫耀知识量,而是在文本中注入了另一个维度,使其成为文本的有机部分,从而在文本构建中充分展现复杂性和多重主题。它更像交响乐,在多重演奏和复式构造中显现宇宙的神秘感、神奇性和辽阔悠远,缔造一个恢弘、辉煌、非凡的世界。其中既有可理解、可解读的,也有未完成、不可阐释的待决内容。这样,它不仅仅给我们提供完全性,也提供不完全性,并以有限的事实创建一个共存的世界。

祝勇是一个具有旺盛创造力的散文家,就我的目力所及,像他这样的高产作家寥寥无几。重要的是,他创作的涉及面之广、知识量之大、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叹。他的散文创作都保持在他的水平线上,也经常奇峰突起,向我们展现他天赋中洪荒高远、天机清旷、满山明月的非凡生机。他作品中的结构变化和激情充溢,经常将我们引入叙事之中的澄明之境。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具有“引出”的力量,将言说的洪流“引出”堤坝之外,让我们深长思之。他的创作具有某种儿童的纯洁属性,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见事实,在他的文字中呈现出陌生的一面。俄国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说,只有那些保持儿童禀赋的艺术家,才能倾听到事物内在的呼声。因而,祝勇创作中的内在性特点值得我们充分研究——这是一种具有独白性的言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讲述既不是针对阅读者,也不是针对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从材料的抉择中不断生成一种自我的对话、与自然和历史的对话、与灵魂的对话,并顺便将他的心灵烘托到我们的视线中。

张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