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应该”的女人
苦命女人
阿琴坐在椅子上，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她一直以来的委屈。
“你知道我丈夫有多过分吗？两个孩子平时几乎都由我带，他每天都说工作忙，我从早到晚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他假期陪孩子玩一会儿，拿点儿钱回家，好像就尽到父亲的责任了。他有工作，我也有工作啊！我每天急急忙忙下班接孩子，回家给孩子和婆婆做饭。他一回家，就跷着二郎腿，一点家务都不做，还说他们家男人是不做家务的。婆婆一天到晚都在挑剔我哪里做得不好，如果我跟丈夫抱怨，他就索性很晚回家，婆婆还会冷言冷语地说，就是因为我不够贤惠，丈夫才都不回家……丈夫不管孩子，只好我管。婆婆只会宠着孩子，阻止我管他们。几天前，孩子又不写作业，一直玩。我真的受不了了，就骂了他们一顿，结果孩子居然说我很凶，奶奶就不会这样。我听后就崩溃了。为什么我为这个家牺牲、付出了一切，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感激，换来的反而是抱怨、嫌弃。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大家可能对阿琴的故事感到熟悉，这样的“苦命女人”并不少。
在电视剧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女主角：
她可能是女儿、儿媳妇、妻子、妈妈，吃尽苦头、受尽委屈，为身边的人奉献一切，却仍然被抹黑、被欺负。但她不生气，也没有放弃，依旧努力地生活，照顾其他人。
看剧的人都觉得她笨，都对“坏人”恨得牙痒痒。三百集后，坏人“终于得到报应”，这个苦命的“好人”终于有机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苦命女人一直忍受各种委屈，最后苦尽甘来”这样的结局，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会出现呢？
实际上，我们身边的苦命女人，可能不像电视剧、电影中演的那样，有机会“平反”，所受的委屈能被看见。她们的委屈很多时候是没人知道和看到的。于是，她们絮絮叨叨，在有人能听、她们能说的时候，把委屈一点一滴地说出来。
只是不知为何，她们的诉说变成了抱怨。
当无人看见她们忍受的委屈，她们自认为被不公平地对待却不能像影视剧中演的那样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结局”时，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会成为很委屈、爱抱怨的人。
从事咨询工作后，我发现，很多成年女性的特质都非常相似。她们可能原本受不了自己原生家庭中苦命女人的抱怨，所以逃了出来。但不知为何，自己后来也成了苦命女人。
这让我重新思考：这种重复的循环真是个人化的吗？是否有一种心理情结，让苦命女人的形象产生，并世世代代承袭，让她们的故事不停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针对女性的“缠足”是否在她们的无意识中束缚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无法抵抗，却又痛苦不堪，只能用抱怨来让自己好过些？
而苦命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怎样的特质呢？
忍得了委屈，期待苦尽甘来
阿玉每天早出晚归，不停地工作着。丈夫染上赌瘾，似乎就注定了阿玉的命运是悲惨的。
逢赌必输又不甘心的丈夫，将工作收入都奉献给了赌博。没钱的时候，他还会跑回来跟阿玉要，把阿玉娘家给她的嫁妆都挥霍光了。
刚生完孩子的阿玉万不得已，只能将不足月的孩子和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婆家，自己到工厂做日结女工。工作了一整天，阿玉终于拿到了薪水，正为孩子的奶粉钱有着落而开心时，丈夫居然趁她不注意，把钱偷偷拿去赌博。想想就知道，他又输了。
于是，阿玉每天不停地重复这个让她痛苦的循环：赚钱——拿薪水——将钱偷偷藏起来——大部分钱被丈夫拿走。为了这个家，阿玉辛苦工作，回家就照顾两个孩子，只盼望有一天，丈夫能够良心发现。
阿玉把自己对未来的寄托都放在一双儿女身上，希望有一天，他们长大成人后，女儿可以嫁个好人家，儿子能够出人头地。这样，她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后半辈子也有了依靠。
在许多电影、电视剧，甚至日常生活中，“女人典范”，也就是某种传统女人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她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得了委屈，忍得了苦；努力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求顾全大局，顾全每个人的需求，并期待苦尽甘来的一天。
她们可能一直被欺凌、被压迫，却总默默忍受不当的对待，继续将“吃苦当作吃补”。
她们身边的“坏人”总是过得很快活，恣意用她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那些快乐的结局对于这些女人而言，只存在于童话故事中。
不能“生气”
在研究生时期的“情绪心理学”课堂上，老师与我们讨论“情绪”时，分享了一个现象观察——情绪其实也有性别差异。
社会能让男性展现的情绪似乎多半是“愤怒”。因为“愤怒”是有力量的，不会看起来很脆弱，符合社会对男性要坚强、有力量的期待。
当然，男性不展现情绪也可以。“男儿有泪不轻弹”，男性似乎不被允许有脆弱的空间。
一个总是哭哭啼啼的男人，不会让人感觉可信赖；但一个硬汉若因为被欺负而“愤怒”，起身有力地反抗，最后红着眼眶稍稍表现一点“铁汉柔情”，就很可能会引发大家的认同，甚至触动大家内心深处的温柔。
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多半是“温柔体贴”“察觉他人的需求”“照顾他人”。很多人不希望女性“凶悍、有力量”，但允许女人表现出脆弱。“哭得梨花带雨”“难过”是女性被允许表达的情绪，但“愤怒”“生气”不是。女人生气就是“河东狮吼”“泼妇骂街”，这样的女人就是“悍妇”。
一个女性受了极大委屈，例如遭受暴力、性骚扰，甚至性侵，成为受害者，如果勇敢地起身表达自己的愤怒，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她就并未扮演好传统的哭哭啼啼又害怕的“受害者形象”。因此，这种能够出来维护、争取自己权益的女性，反而很容易被抹黑、被声讨，一些人甚至会说“她应该也有问题……”。
女性生气是不被鼓励的，甚至会被责骂、贴标签。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慢慢习惯拼命忍耐，忽略自己的感受与需求。即使觉得委屈、痛苦，她们也仍然忍耐着，做着“应该”要做的事——当个好妻子、好儿媳。
身为女性，她们似乎就“应该”为家庭、为孩子付出一切，习惯这样的压迫，她们的感受好像就“应该”被忽略，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她们不能生气，不能为自己争取权益，不能说“我不要”，不然别人就会对做妈妈、儿媳妇、女儿、妻子的人说“你没有尽到女人的责任”。
在传统观念下，很多女性显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心怀很多委屈，继续忍耐、顺服。
在这样的压迫下，会发生什么事？
在压迫中没有选择，只能认命
当女性顺服这样的压迫时，她们会逐渐被麻痹。对于自己所吃的苦，她们也只能用“这是应该的”“大家都是这样的”来说服自己。她们会用许多理由与社会规范让自己受的苦合理化。因为唯有这样，她们才能继续在这样的压迫中活下去。
为了适应环境，这些吸收了“应该委屈自己、牺牲自己”等观念的女性被成功洗脑。在不停被贬低、被牺牲或自我价值低落的状态下，她们若想被认同，就唯有认命——接受命运就是如此，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
认命是环境施加给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遇到压迫、被不当对待或承受各种委屈时，社会并不鼓励女性起而抗争、拒绝不公平的对待，也不要求男性尊重女性，而会使用“认命”这个概念，逼迫女性接受这样的对待。
“这就是你的命”，在这种贬低女性价值、压迫女性，却要求女性认命，提倡“吃苦当作吃补”“这些就是女人该做的”的思想框架里，女性逐渐成为一个个顺服、认命的模范，愿意乖乖听话，服从压迫性的规则，放弃自己的感觉、需求，甚至价值。然而，感觉、需求与被压迫的创伤可以被放弃，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化成冤、化成怨，存在于这些女性的心里。
最后，这些冤与怨跑到哪里去了？要怎么被消化？
从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媳妇熬成婆
若要让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乖乖认命，让她们感觉好一点，唯有让她们有宣泄冤与怨的通道，给她们一个如金苹果、红萝卜一般的“美丽的报偿”，让她们可以有所期待，感到自己的委屈有发泄的出口。这个报偿就是让她们认同这种压迫，并告诉她们：“只要等你从儿媳妇熬成婆婆，你就再也不是‘食物链’最底层的，就变成了可以压迫其他人的‘好命人’。到那时，你的经典名句就是‘我以前那么苦，都忍过来了，你受点苦，算什么’。你可以用过去别人要求你、让你受委屈的方式，让那个在权力位阶底层的苦命女人按照你的要求做事，因为‘这就是女人的命’‘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看到另一个女人痛苦，为了她们而牺牲、放弃感受与需求，似乎能安抚她们内心的空洞，她们过去受的痛苦与委屈也会暂时得到补偿。
于是，苦命女人被复制，一些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继续强化、支持这样的压迫现象。
以“过来人”身份教你如何“取悦”男性与社会
“缠足”，也就是所谓的将脚裹成“三寸金莲”，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传统习俗。在封建社会缠足盛行时期，人们把女性脚的大小看成评断女性家世、教养、社会地位，乃至是否有性吸引力的标准之一。
“看脚不看面”“小脚是娘，大脚是婢”“幼秀跤，好命底（意为小脚的人命比较好）”等俗语，说明了当时缠足对女性嫁入好人家的重要性。
当时，缠足多半由母亲执行。从女儿五六岁起，母亲就会将女儿的脚用布紧紧缠住，女儿必须要忍耐极大的痛楚，母亲却告诉女儿“我是为你好”。好像母亲为了女儿的将来着想，就可以无视女儿的痛苦感受。她们尽力把女儿的脚缠得越小越好，因为在她们的观念中，脚缠得越小，就代表女儿未来的命运会越好。从缠足时起，女儿就几乎失去了自由走、跳的行动能力，只能缓缓而行、被人搀扶着走或拄着拐杖走。
看完以上的这几段描述，你是否觉得熟悉且毛骨悚然？
现代社会，虽然缠足的习俗已经消失，但对女性缠足似的心理控制依旧存在，且许多时候，仍然是由母亲传承这样的“缠足”经验。
斐斐是一个十分大剌剌的女孩，她时常因此受到责备。斐斐的妈妈认为女生应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行止得宜，大方端庄”，否则“以后就会吃到苦头”。妈妈允许斐斐的弟弟席地而坐，吃饭又快又猛，但斐斐一旦坐姿稍微歪斜，笑的声音大点，吃东西稍微快一点，妈妈就会皱起眉头，说：“女孩要温柔，动作不要那么大。这么没教养，以后谁敢娶你？”
每次听到妈妈这么说，斐斐就觉得压力很大，生气又委屈。
“凭什么弟弟可以这样，我就不能这样。身为女生就要倒霉一些吗？”“为什么我要为了能够嫁出去而努力？”这些话一直在斐斐的心中打转。但斐斐还是不自觉地被妈妈话语中的标准影响，开始认为“女孩似乎就应该这样”。
即使妈妈不在她旁边，她说话的声音稍大，或是动作做得太大等，也会忍不住自责：“我的动作是不是太粗鲁了？”“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教养？”……妈妈传承下来的那些“女性教条”深深影响着斐斐，甚至让她感到自卑，觉得自己是个“不够好、不够女性化的女孩”。
或许许多女性都有过斐斐的经历，从小被母亲耳提面命：“女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否则你长大以后，没人要你”……这些语言，可以说是“过来人”的经验，或许来自她们的母亲，或许来自她们的社会经历。她们发现，女性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生存下去的方式是被他人认同，成为大众、男性期待中的女性。
于是，许多母亲就像训练有素的“女性生活教练”一般，将过去环境、男性、她们的母亲对她们的教导，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传承给她们的女儿，有形或无形地控制女儿的心理与行为。她们深信，自己给女儿的提醒与限制，都是为了让女儿被社会认同，找到好的对象，并因此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迎来美好的未来。
“不要以为我只是想唠叨你，我是为你好的。”
这种象征性的“缠足”靠着很多母亲，以及女性在不同阶段接受的训练，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勒紧女性脚步的“裹脚布”，让她们成为被男性、被社会接受的“好女孩”。
那么，她们被塑造、捆绑成“好女孩”的过程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