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昆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其教育思想、方式基本是沿袭旧路的。五四落潮后，激进主义运动和政党政治及其文化发生了联系，可是大学里的建制基本未变，新旧杂陈，流派众多，各行其是。后来国难当头，学校南迁，整个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知识队伍的分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注意到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大时的读书环境，与老北大的确不同，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昆明是梦一般的城市，四季如春的天气和民族风情，一开始就吸引了他。大学原来这样：没有高楼，也没有像样子的图书馆；居住的地方也土。这就是西南联大。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了联合大学。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知道是临时的学校，也没有挑剔的理由，能够读书已经很不错了。

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那一段的生活，他晚年写了很多短文，都传神得很，乃至成了人们研究西南联大重要的感性资料。也由于他的神来之笔，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画，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当代大学生要在自己的身边再看到这样的故事，几乎难而又难。

我读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不是个合格的学生。也多亏那时的战乱与校纪松散，他得以自由地读书。中文系的好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却并不严格，甚至可以说管理松弛，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教师有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沈从文、许维遹、余冠英、陈梦家等，多是清华来的老师，治学极为严谨。学生们可以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像哲学系的金岳霖的课，汪曾祺就很喜欢。外语系的老师中名家很多，钱锺书、吴宓都在。汪曾祺旁听过一些老师的课，没有太大兴趣，就远离而去了。沈从文那时在中文系讲写作，这是汪曾祺最喜欢上的一门课。闻一多的也不错，给他很深的印象。但对他最好的是沈从文。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有：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选他的这三门课，一是老师好；二是自在，没有压力；三呢，可以写点文章。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作家。那时他心目中的楷模，自然是沈从文。

新学生渴望写作，在感性的世界里打转转，对于学问有点敬而远之。中文系的老师学问很大，大得吓人。这类老师汪曾祺有点不敢接近。有的老师又出奇地浅，比如外语系老师吴宓，第一节课讲的是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他觉得不解渴，就不再去听了。[6]联大的治学精神，他得到的不多，对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那些本领，也有隔膜的地方。这对他未尝不是好事。中国文学系培养不了作家，和感性的写作训练太少有关。他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油印的论文很多，譬如：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政烺）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

……[7]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却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这些东西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

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来说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8]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的东西。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发表，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汪曾祺自己回忆，是颇为受益的。

昆明是个好地方。风土、草木、街市、茶舍、书店、衣食、岁时等，都不同于内地。那里地处高原，少数民族多，城里的味道是特别的。对于有诗人气的人来说，都有可感可怀的内容。那是在战时，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大学也是匆忙组建的。没有像样的校园，那么天地间就算即食之所，有什么比这还要快乐呢？他常去的图书馆，在他眼里是神秘又可亲的，曾说那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图书馆。他在《翠湖心影》里说：

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9]

连上课都是随便的。除了朱自清过于严格，其他的老师上课，都很轻松，似乎也喜欢了悠闲的氛围，自在地讲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比如金岳霖的课，就很有意思。汪曾祺回忆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10]

在好几篇文章里，汪曾祺都写到了金岳霖，金先生的渊博与可爱，他古怪的一生，都给汪曾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师生平等，乃新文化的传统；加之学院里的老师多有古风，环境是美的，那简直不是智力训练，而是精神的漫游与行走。他所遇所感的生活，成了晚年写不完的题材。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点传奇色彩。因为是战时，一切都有点不太正规：一是大家有时住在百姓家里；二是总要跑警报；三是把许多时间放到泡茶馆上。比如跑警报，紧张而多故事。有的因为害怕而远远逃离校舍，有的在放松地谈着恋爱，还有的毫不在乎，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安然做事，泰然自若。他回忆说：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11]

此前此后世界上大概没有这样的大学。紧张里的愉快与苦楚，在那时候诗一般地写着青春的奇迹。国难当头，学业要继续，自然要克服种种困难；而在他们这些青年眼里，死神面前也有诗意的存在，忧戚里沉思似乎是少的。战时的生活给汪曾祺带来的是轻松的感受，他从没有去写血淋淋的场景，也许没有注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联大的特别生活，也使善于读人的他，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都是既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许多扇门在等待你敲开；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方面，他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创作出了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

昆明乃一个神奇之地，许多人在此呼吸到了自由和爱意。汪曾祺晚年一再写昆明的记忆，几乎篇篇好，那是对它的感激之情。我们在那些文字间可以看到他的快意，也可以看到他青春的惆怅，比如《昆明的雨》：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斤市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12]

酒馆、友人、不绝的雨，还有微末的忧愁，是古代诗文里才有的心影。一个人在大学时代有这样的境遇，内心布满古典的记忆也是不足为奇的。西南联大是现代的，也是乡土的。后者的氛围，对青年时期的汪曾祺而言，是诗意的底色。我们有时也能够在其文字里，读到一种昆明微雨的清爽、明快和温润之气，想起来不禁幽思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