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资本主义生活

“唯物主义迷信”是所有主要经济思想学派中最严重的错误。该迷信认为，稀缺的物质构成财富。

根据这种“唯物主义迷信”，经济学主要变成了一门分配总是稀缺的物质资源的科学。

如果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政治就是强制执行这些不愉快的分配，而战争，呜呼，就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政治。

即使是资本主义伟大的理论家和倡导者，也同意国家的财富源于“自利”，贬义的说法就是“贪婪”，此前则被称为“万恶之源”。这种人性之恶，据说反而会创造商品（goods）。然而，不要因这些商品而赞扬屠夫或者面包师，他们在自动的市场系统中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什么都没做，市场无意识地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给民众提供一些面包和肉。

正是物以稀为贵，这些“商品”隐然将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匮乏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本人相信，如果人们的需要总能得到满足，这个系统的动力就会消失。

如今，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带来了迄今为止对该系统最彻底的嫌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丰裕解放了穷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找到了资本主义新的受害者，即地球本身。罪犯不仅仅是资本家，或者帝国主义者、银行家、商人、垄断者、犹太人，还有人类自身。我们是地球的祸根。

这是对资本主义最后的——用指控者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无可辩驳的——指控：丰裕变成贫穷，因为资本主义掠夺了全世界。这个理由本身并不支持社会主义，但是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可持续性。很明显，该理由大获全胜。

的确，美国大约57%的注册民主党人表示同情社会主义，2016年和2020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二的是一名注册的社会主义者。但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相信某种形式“可持续性”的比例远远高于曾经接受社会主义的比例。美国的小学和中学从来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社会主义。但可持续性被认为是唯一的逃避生态灾难的方法。根据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56%的中小学生相信人类注定要灭亡，因为人类会毁灭地球。(1)按照新的唯物主义，我们被要求把有机生命的基础——二氧化碳，看作资本主义产生的毒药。监管这种有毒物质，就是授权一个实际的社会主义机构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行事。

我们也被迫接受了“应急社会主义”——尽管它并没有用这个名字，而是用“科学”的名字，并假设政府“专家”最了解情况。然而，我们可以用它的真实面目来称呼它。“应急社会主义”证明，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接管整个美国经济及社会生活是合理的。“应急社会主义”的这种形式正在成为过往；但是，工具和技术，即宣传和恐吓，现在已是得心应手的反资本主义的武器，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

在美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对着最消极意义的后资本主义生活：一种匮乏、贫困和恐惧的生活。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之后，有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它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运作方式，而且完全驳斥了这种思想，即人类生产和繁荣是对地球的致命威胁。资本主义的理论，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现实格格不入，现实是资本主义带来了丰裕。亚当·斯密和他的继承者们并不是在试图创造一个经济体系，而是去描述经济事实上如何运转，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的学说尽管是一个卓越而惊人的成就，产生了伟大的见解，却犯了根本性的观察错误和哲学错误。他们把资本主义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奖惩的错误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类的独创性、创造力和积累智慧的基础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重的错误。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一错误，将经济学重新置于四个基本真理之上：财富就是知识，增长就是学习，货币就是时间，信息就是意外。

财富就是知识

本书的一部分是在夏威夷写的，我去那里同我的顾问，也就是其中两章的合著者夏威夷杨百翰大学的经济学家盖尔·普利（Gale Pooley），做最后的编辑。身处丰饶的热带，我和我的妻子，以及编辑理查德·维吉兰特（Richard Vigilante）发现，我们周围真的不缺食物。椰子树遍布四周，群鸡在草地上咕咕待“捕”，夏威夷果散落一地，菠萝随处可见，附近的海里鱼翔浅底。但是，我们根本没想过要采摘椰子和菠萝，或者捕鱼和拧鸡脖子。我们反而驱车去哈雷瓦的一家餐馆吃饭，花费147美元。当然，我们可以去商店买预定的龙虾科布沙拉和鲯鳅鱼菜肴等食材，在自家厨房做饭。但我们没有这么做。相反，我们用金钱，也就是我们应用于文章、图书和演讲的知识的所得，交换餐馆老板、厨师和服务员制作诱人菜肴的知识，他们有利可图，而我们也觉得价格公道。作为个体，我们交换的是我们称之为财富的不同知识。

在我们去餐馆的路上，还有另一条经济道理得说说。我们给汽车加满了由石油兑入10%的生物燃料乙醇制成的汽油。我们还通过了一排可以发电的巨型风车，也许有一天会给电动汽车充电。据认为，风车产生的电力是可持续性的，而石油不是。但是，认为石油不是一种可持续资源而风能却是的想法包含一种逻辑谬误。

风被认为是“免费的”，就像阳光一样。石油被认为是稀缺的，甚至是“珍贵的”，接近可利用的“峰值”。但是，所有形式的能量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洪荒以来，石油大多埋藏在地下，或者泄漏到地表，但人类对其价值或如何开采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何把它提炼成汽油，并将它同政客描述为万灵药的乙醇混合，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加油站，以高于加工运输成本的价格卖给愿意购买的消费者。当你把信用卡插入加油站时，你真正购买的是使交易成为可能的知识。

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无论是来自腐烂的恐龙或死亡的浮游动物和藻类的原始碳，还是来自制作乙醇的玉米，都无关紧要。原子丰富而免费，它们受物理和化学上的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的支配。从化学工程到原油开采，从石油生产到服务站建设，从海陆运输网络到芯片制造，再到供应链的各个方面，正是这些知识使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加油站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伟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将他的经典巨著命名为《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2)。他把财富归功于“劳动分工”，即不同的人进行合作，通过交换技能和产品来赚钱。在选择强调劳动分工时，亚当·斯密差一点就找到了财富的真正来源，即知识。

增长就是学习

专业化，就像劳动分工一样，加速了学习，而国家通过学习促进了自己的财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是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有关芯片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它断言芯片的计算能力每两年翻一番。(3)

摩尔定律是一种学习现象，与所谓的学习曲线有复杂的关联，它具体表现为拇指盖大小的硅片上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晶体管开关的数量。学习曲线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和贝恩公司（Bainand Company）的比尔·贝恩（Bill Bain）推广开来。学习曲线理论预测，在市场经济中，随着销售总量的翻倍，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成本都会下降20%到30%。学习曲线适用于任何领域，从鸡蛋到货运里程，再到保险费用、航班座位、软件代码行数，是商业经济学中记录最充分的现象。

学习曲线实际上是衡量工人和管理人员在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时，或者换句话说，随着他们在经验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增加的知识量有多少。他们学会了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创造，从而削减了成本。

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摩尔定律基于时间而不是产量，但它本质上是一条学习曲线。(4)摩尔定律之所以看起来很独特——过去50多年来，每秒计算次数增长了100万倍（内存密度增长了20亿倍），是因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随着工业从通过化学反应（加热、压力和相变）加工物质，转向通过量子物理的微观世界从内部操控物质，学习曲线加速了。凭借竞争、模仿、研究、实验和工程天才，半导体工业学会了如何将晶体管的尺寸缩小到足以使计算效率每两年翻一番的程度。

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把货币当作价值的衡量标准；当然，货币是一种记账单位，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也是一种交易媒介。全球范围内有庞大的基础设施管理货币的使用。定义货币的价值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包含计量经济学、购买力平价、消费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生产率指标，以及其他复杂程序。不幸的是，它们最终陷入了混乱，或者我所称的“货币丑闻”。(5)

由于没有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领域，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和政府都以创造财富的名义参与徒劳而反常的货币操纵流程。其结果是，商业变得荒谬可笑，从而削减了知识，即他们所追求的财富。

在经济学的信息理论中，价值来源于数量。学习曲线表明，数量驱动学习；相应地，知识创造财富。

2022年，全球GDP的年增长速度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新冠疫情（在残存地区）带来的持续恐慌，以及一些世界领先经济体明显的政府管理失误的期间。硅技术绝对是这100万亿美元经济中最重要的工具，推动着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它，这100万亿美元GDP中的大部分就不存在。

这些财富——所有这些钱——在任何重要意义上都是物质的吗？硅经济的物质基础是沙子，既包含不透明的硅芯片，又包含透明的石英光纤线路。芯片化工中的另外两个关键成分是氧和铝。简而言之，推动这个价值100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的因素，与物质稀缺无关，也无关金钱本身。这一切都与知识有关。

正如因摩尔定律而闻名、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硅器件的主要发明者之一的戈登·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芯片的硅、氧和铝是地壳中最丰富的三种元素。”(6)它们像土一样便宜，因为它们就是土。半导体和光学产业的几乎所有价值来自它们所蕴含的知识，来自积少成多的学习。

货币就是时间

在有价值的经济知识的交易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货币的作用。当我们购买汽油或一顿饭时，我们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以换取产品和服务。当有人购买海滨房产时，他使用资本进行交换。当雇主雇用员工并购买设备开展业务时，他使用营运资本。当经济学家总结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及其对我们每个人的好处时，他们称之为财富。

成功的金融家往往将他们的巨额财富视为对卓越知识的回报。政府也倾向于同意这一观点，尽管他们通常会抨击所谓的金融诡计和“金钱权力”“内幕交易”“垄断”，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合法化，比如扩大制衡性的、增加管制和税收的权力，以及委托中央银行印刷数万亿的货币用于政府的再分配和补贴。

对“金钱权力”的怀疑是全球性的。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增强政府对能源公司所谓贪婪行为的控制，并扼杀私营企业。

但是，对“金钱权力”的所有这些关注都是找错了对象。正如我希望在夏威夷拉伊的杨百翰大学经济学教授盖尔·普利、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学院及加图研究所的马里安·图皮（Marian Tupy）的帮助下所证明的那样，货币不应该成为银行家和政治家的魔法棒，而应该成为企业家的衡量标准。(7)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流行经济学的另一个重大错误：货币被视为商品、物品，代表经济财富而不仅仅是计算它。正如我们将展示的那样，货币是时间的度量。货币不是用来囤积和操纵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东西，它是时间、数量和价值的学习曲线的度量。

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只是单纯的小时或分钟的流逝。它不是大量无形的时间。它是在生产过程中赚取的标记化的（tokenized）时间；我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物品越多，我们在交换中可以获得的价值就越多。随着每小时或每分钟生产的单位物品数量增加，生产力增加了，或者说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时间增加了。

公司将这种时间的增加描述为货币利润。工人将其描述为货币工资的增加。但实际上，真正的货币最终根源于时间代币（token）。当你用尽了钱时，你实际上是用尽了赚更多钱的时间。时间无论是以光速还是以寿命衡量，都是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和物质上的稀缺，它决定着价值的衡量。

在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于1972年在耶鲁大学开创、朱利安·L.西蒙（Julian L.Simon）此后大规模推进的“时间-价格”革命的基础上，(8)普利和图皮表明，需求是丰饶而非稀缺的产物。这是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一个变体。以我们的芯片为例，尽管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芯片产业本身仅占世界经济的0.6%多一点，即100万亿美元中的6500亿美元。如果半导体的成本增加十倍，经济学家可能会估计它们将占据世界GDP的更大比例，因为经济学家会用它们的物质价值——货币——来衡量。但是以十倍的成本计算，芯片的用途并不会减少到原来的1/10。它们在总GDP中的份额不会增加，而是会下降。

半导体的真正产出是时间，为其他目的节省了时间，包括可以生产的其他产品。我们说晶体管的多少在一个经济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为最高效和最有生产力地利用其他资源提供动力。时间是唯一真正稀缺的资源，而不是晶体管，晶体管成本现在接近十亿分之一美分。

经济增长来自学习，来自通过经验积累知识，来自可以被检验的实验（包括市场上的盈亏，而市场成为创业实验的试验场）。财富就是知识，由作为时间的货币来衡量，当其他一切变得丰富时，时间是唯一稀缺的资源。时间是衡量生产力、经济价值和丰富程度的终极标尺。

信息就是意外

意外是新信息的真正定义，“信息论”是现代计算和通信的基础，也是信息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科学。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克劳德·香农为美国军方革新信息论时，他的目标是发现如何通过有限的信道——无论是电报、电话、无线电还是紧急信标——实现最大化的通信。他展示的第一步，是在信息本身上进行节约，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内容。在无线电出现之前，海上的船只通过或许只有单一信号的旗帜彼此传递信号。通过使用密码本，一个或两个信号就可以变成一项指令。香农意识到，在大多数通信中，只有令人意外的、不可预测的部分是必要的。新的信息，即我们需要学习的信息，是意外的信息。

任何了解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并希望增加国家财富的政府，都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少受监管的自由市场，这是一个包含供需、盈亏与合作价格信号的信息系统，以便经济信息、新信息和意外信息自由流动，增加学习，从而提高生产力。正是知识和来自意外信息的创新，将自然界丰富的物质，比如食物和纤维、燃料和矿石，转化为财富。后资本主义生活，是一个仅受西蒙所说的终极资源——人类知识和创造力的范围——限制的经济；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随信息和知识的扩展而产生的超级丰盈的经济。

(1)“Climate Change: Young People Very Worried—Survey,”BBC, September 14,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8549373.“超过一半（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人类注定要灭亡。”

(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这本书有许多版本，从Kindle（亚马逊电子阅读器）电子书到纸质书。

(3) Emily Elert,“Tech Trajectories: Four More Moore’s Laws,”IEEESpectrum, July 26, 2013,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trajectories-four-moremoores-laws.这篇非常严肃的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文章，内容包括风车和其他被补贴的无聊事物，极大讽刺了摩尔愿景中的真实物理现象和市场。政府的补贴、保证、指令和被操纵的市场，最终会使从人类创造力的惊喜和意外发现中获得的知识变得无效。

(4) Jim Handy,“Moore’s Lawvs.Wright’s Law,”Forbes, March 25, 2013.学习曲线被认为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西奥多·赖特（Theodore Wright）首先于1936年在《航空科学杂志》（Journal of Aeronautical Science）上定义的。然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布鲁斯·亨德森，将这种见解推广为一种“经验曲线”。参见布鲁斯·亨德森的《成本与经验曲线：为什么成本会永远下降》（Costsandthe Experience Curve; Why Costs Go Down Forever），《商业逻辑战略》（The Logic of Business Strategy）第二章。但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书中，更早地抓住了这个定律的精髓。在这部写于19世纪末的自传式沉思录中，亚当斯将自己对经济增长动态的洞见称为“加速定律”，并定义了能源使用曲线，先于许多其他学者提出的相似指数曲线，在经济学的信息理论中被总结为学习曲线。我在1996年12月1日《连线》（Wired）杂志的《吉尔德范式》（The Gilder Paradigm）一文（https://www.wired.com/1996/12/gilder-3/），以及2002年1月1日《连线》杂志的《摩尔的量子飞跃》（Moore’s Quantum Leap）一文（https:// www.wired.com/2002/01/gilder/）中特别讨论了摩尔定律。

(5) George Gilder, The Scandal of Money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16).当美联储在2022年12月仍在考虑“持续一段低于趋势增长的时期”，作为“通货膨胀”的补救措施，而美元兑其他货币上涨，即使兑黄金也保持坚挺，这仍是同一个“丑闻”。另见John Tamny, The Money Confusion: How Illiteracy about Currencies and Infl ation Sets the Stage for the Crypto Revolution (Fort Lauderdale, Florida: All Season’s Press, 2022).“优质货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钱是衡量价值的标尺，而不是价值本身。

(6) George Gilder, Microcosm: The Quantum Era in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9).这本书包含摩尔定律的早期历史和“熵上升曲线”。

(7) Marian Tupyand Gale Pooley, Superabundance: The Story of Population Growth, Innovation, and Human Flourishing on an Infinitely Bountiful Planet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22).乔治·吉尔德作序。

(8) William D.Nordhaus,“Do Real-Outputand Real-Wage Measures Capture Reality?The History of Lighting Suggests Not,”Cowles Foundationfor Researchon Economicsat Yale University, 1998.1993年，它被首先提交给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参见Julian Lincoln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图皮和普利的划时代工作，源于对朱利安·L.西蒙与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之间著名打赌的考察——对于埃尔利希选择的任意五种商品的价格，如何根据前后时期的新数据成功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