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明月与故乡

乔治·吉尔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经济学思想家之一。他的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领了潮流，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都在跟时代共同进步：一方面精心观察世界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随时吸收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像这样的人活到多大年纪你都不会觉得他老。这本《后资本主义生活：财富的意义、经济的未来与货币的时间理论》是吉尔德最新的力作，也可以说是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一本雄心之作。

吉尔德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新理论，用四句话概括叫“财富就是知识，增长就是学习，货币就是时间，信息就是意外”。

这个理论与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和史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的《富足》（Abundance）、塞萨尔·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的《增长的本质》（Why Information Grows）等书一脉相承，背后又有最新研究结果支持，但听起来还是感觉很不寻常，有跟传统理论很不一样的地方。特别对咱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心理距离有点远，就如同天边的月亮。所以我想用这篇推荐序来帮你解读一番。

首先不要被“资本主义”这个词吓到。吉尔德在书中几乎没有谈论政治制度，他主要是谈市场经济。书中出现的所有“资本主义”一词都可以用“市场经济”安全地替代。再者，所谓“后资本主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不行了，现在需要走进“新时代”，而是说资本主义演化到了一个很高级的阶段，过去的理论——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已经不适用了。吉尔德的新理论是对旧观念的颠覆。

我先来梳理一下吉尔德颠覆的几个传统观念——我认为有三个。如果你发现这里某个说法难以接受，这很正常——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值得你读。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吉尔德的理论最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

而吉尔德没说的是，并不是世界所有经济体都达到了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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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观念是，只有物质财富，也就是某种实体的东西，才是财富。吉尔德称之为“唯物主义迷信”。

传统观念中，拥有一块地、一个矿，最好是一箱金银，最起码也得是某种实物商品才叫有财富。现代人已经能够接受像电影和软件这些无形的东西也有价值，但人们普遍还是觉得实体的财富更靠谱。吉尔德的观点非常激进，他说财富就是知识：实体根本不重要，那些“虚拟”的东西才是财富的本质。

2005年估值1万美元的一幅叫作《救世主》的画，到了2017年竟然升值到了4.5亿美元。这不是因为画的物质形态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它被证明是达·芬奇的作品。一辆布加迪威龙跑车的售价高达250万美元，比同等重量的白银还要贵。这不是因为跑车使用了比白银还贵的材料，而是因为它的设计、它身上凝结的技术信息和它的品牌价值。现在最尖端的科技产品是芯片，而组成芯片的主要物质——硅、氧和铝，都是地球上最丰富，也是最便宜的元素。芯片贵，不是贵在有那么多原子，而是那些原子的排列组合方式，是芯片上凝结的人类知识。现代药物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含有什么龙骨、麝香之类的珍贵成分——它们其实都是普通的化学品，它们的效用来自药片所蕴含的信息。

其实，今天你不管卖什么，本质上都是在卖软件：内容才是最值钱的部分，所谓的物质都不过是承载内容的光盘而已。

如果你认为只有物质财富才是财富，你就会认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如同土地，只有这么多，你要拿走就没有我的了，那么我们之间必定是一个赢、一个输的零和博弈。你会据此推导出一系列残酷世界的生存法则。

而一旦你意识到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质，而是附着在物质上的信息，用吉尔德的话说就是“知识”，你立即就会发现资源其实是无限的。这儿有一瓶水，我把它喝掉了，请问水少了吗？其实并没有。连一个原子都没少，原子们只是进入了下一轮循环，等待被人再次使用而已。今天的我们觉得石油是宝贵资源，但古人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古人没有深度利用石油的知识。那么，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能随意从阳光和海水中提取能源，又何愁资源不够用呢？

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知识。而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知识。

一个19世纪的农民可能认为只有粮食最重要，搞工业纯粹是不务正业。一个20世纪的工人可能认为只有钢铁最重要，搞塑料凉鞋是挖国家的墙脚。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都错了，他们辜负了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今天有些人认为只有“实体经济”才重要，虚拟经济就是歪门邪道，高喊“脱虚向实”，这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落伍的观念呢？

发达经济体中农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工业的比重也越来越低，是服务业——包括销售、物流和管理，更包括教育、卫生和金融，还包括科技研发和文化娱乐，这里没有什么“实体”——在撑起大局。1975年，标准普尔指数500强公司的总资产中只有17%是无形资产，而2022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90%。也就是说，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公司的绝对大头资产，都不是实体的。今天你拥有品牌、技术、专利、版权、客户关系这些无形的东西，这些“知识”，比拥有土地、房子和机器设备要重要得多。

今天的人成为富豪的正路，不是基于占据了多少资源，而是因为创造了什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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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观念：企业家到底是什么人。

如果你认为物质财富是唯一的财富，那么富人之所以这么富就只不过是因为他拥有资本。天下的资源只有这么多，因为你有资本，所以你就占据了这片土地、这个工厂和这些机器，然后你得到利润的大头——你这个位置换成任何人来都能做，你只不过是幸运地拥有最初的资本而已。这当然不公平。在这种资本叙事之下，“资本家”和普通人是对立的，也许还不如让政府来统一分配资源，还天下一个公平。

很多人能看到资本叙事的失败之处，那就是历史证明：单纯让政府分配资源从来都不好使，最终只会得到僵化和腐败。但很多人没看到的是，资本叙事从一开始的假设就错了。

只要你承认财富不只是物质，财富还包括知识，甚至财富“就是”知识，你就会意识到“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吉尔德的叙事里没有资本家，只有“企业家”。

吉尔德说，驱动企业家做事的不是物质激励，不是贪婪，而是创造，是想象。

有些企业家出身于工程师和科学家，但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会自动成为企业家。企业家的创造不但是奇思妙想，而且必须被市场认可才行。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是工程师，但人们把i Phone（苹果手机）的成功归功于乔布斯。因为在他之前世人并没有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就连工程师都认为那样的产品是做不出来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有句名言说：如果我去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只会说想要跑得更快的马。

是企业家觉得世界不应该就这样了，他们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然后组织人力物力，把想法实现，研发出新的产品，我们才有了各种有意思的东西。是人们在创新的基础之上继续创新，是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在学习适应创新带来的新条件，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增长就是学习。

创新动作不能仅仅用传统经济学的“激励”解释。张维迎先生有本新书叫《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企业家的决策并不仅仅是出于科学和理性，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出自直觉和想象力。用吉尔德的话说，企业家是在输出“神谕”。

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知识不是某个技术细节，而是“市场是否接受这个产品”。这个知识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推理得来，你必须投资、组织生产，到市场上尝试，经过冒险实践才知道答案。因为你必须承担失败的风险，所以你可以享受成功的果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寻求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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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企业家是知识创造者，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第三个观念：政府的作用。

如果你认为经济增长是认准一个方向猛干、大力出奇迹的结果，主动性就应该由政府发起，毕竟政府有最强的组织能力。但政府是怎么知道该干什么的呢？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是保守的，做事以不出错为第一要务，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创新。美国科技创新厉害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做什么。

新知识只能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探索，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生成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关键不仅仅是让企业家互相竞争，从而使商品价格下降，让消费者受益——市场更大的作用是企业家有探索的“自由”。不管你的想法听起来有多不靠谱，哪怕大多数人都反对，只要你能找到资本、组织起来人力物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去创造那个新产品或者新服务，给世人看看这个新的可能性。

而政府的作用，在吉尔德看来，则是确保企业家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这并不容易，这要求政府保护产权，打击犯罪，稳定货币和汇率（货币就是时间），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把市场因素以外的波动降到最低，这样企业家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财产无故升值或者贬值，才会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发现下一个新产品。

企业家负责制造惊喜，提供剧情的不确定性，政府负责确保舞台的确定性。用吉尔德在他2013年出的一本《知识与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的书中的话说，借助信息论的语言，企业家增长了系统的知识，所以提供了“熵”（信息就是意外），政府应该保障经济环境是一个“低熵通道”，做好后勤支持。

简单说，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应该由企业家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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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默认自己的读者是美国人，他的这些观点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你可以想见这些理论需要修正。

比如说，美国政府确实不知道下一次科技创新的突破点在哪里，因为美国走在最前面，没有老师引领。那如果是一个落后经济体，比如一个农业国，它前面有很多老师，它应该明确知道大力搞工业，它的政府就已经有了知识。这就是“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可以领着干。

然而正如杨小凯先生所言，后发优势可能也是一种后发劣势。这样的经济体习惯了让政府指明发展方向，那么它的企业家的自发创造能力就没有充分的成长。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前面没有可以明确借鉴的方向了，他们就难以创造新的知识。

在吉尔德看来，只要让政府选择方向，那就是在“挑选”赢家，是在用自己的大力行动抹杀市场的知识，这样市场可能就失灵。所以吉尔德的立场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定要最小化。

但别的经济学家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增长的悖论》（The Value of Everything，2018）、《任务经济学》（Mission Economy，2021）的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主张企业家并不是知识的唯一创造者，她强调很多企业级的科研成果其实是在政府资助之下做出来的，而且她认为很多企业家喜欢把公司金融化，也没有一心一意搞创新。

我认为马祖卡托说得也对，但吉尔德说的是“零阶道理”，是现代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原则；马祖卡托说的是对零阶道理的一阶修正。你只有在承认企业家的主体性的基础之上，才可以看看政府还能再做些什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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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这些思想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何在呢？我想念三句诗。

第一句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吉尔德说的是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规律。你读书时可能觉得这些观点新奇有趣，但如果你躬身入局，在中国市场上打拼过，你会发现这些道理并不适合当前的中国经济。

中国很多生产活动并不是创新驱动的。21世纪以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要转移到工厂中去就立即能创造更高的价值，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靠人口红利驱动的。进入21世纪，工人工资普遍提高，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也就是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改为以投资驱动。你只要找到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升级设备，经济就能增长。企业不太需要自己创新。

我们之所以能把产品卖到国外去，往往不是因为这个产品足够新或者技术足够高，而是因为它足够便宜。在国内市场，中国很多企业家赚到钱，也往往不是因为搞了创新。

如果企业家再怎么折腾都是小打小闹，吉尔德这一套还有什么意义？

第二句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吉尔德的思想不但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而且也不适用于一百年前的美国。但从另一方面看，一百年前的美国已经蕴藏吉尔德的基因，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事实上，中国早在宋朝就已经在靠高科技出口了。大宋出口最重要的三种产品——茶叶、丝绸和瓷器，都属于可再生资源。这些东西之所以贵，不是因为它们的原材料多么稀有，而是因为中国工匠的聪明才智。我们卖的不是水、碳和黏土，我们卖的是它们承载的“软件”。

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人也是一群充满创造力的人。只是在旧的观念之下，人们认为商业不利于王朝的统治，秦制以来历代统治者一直推行重农抑商，中国商人总是处在被压制状态。

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不会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互联网公司风生水起，引领全球创新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

第三句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全球经济已经是一个相当程度上的整体。新技术的影响会波及每个角落。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被周边国家赶上，投资拉动增长早已陷入边际效应递减，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力竭；另一方面，AI（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很可能会迅速接管工业生产。

到时候创新就是唯一的出路。

其实，现在创新就是唯一的出路。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已经拥有比美国总统更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经商环境，他们跟各国政府讨价还价，他们要求“低熵”。

在这种情况下，吉尔德这些观念就跟中国非常有关了。

万维钢

科学作家

得到App“精英日课”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