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什么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泽东既注重思想政治路线的建设，又深谙兵法上的制胜之道，决不会以政治规律来取代军事规律，而是尊重它们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从政治到军事的重要制胜法宝。

对于历史上的是非成败，毛泽东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在论述战争时，他曾经这样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1]

那么，宋襄公是谁，宋襄公究竟做了什么事，会被毛泽东称为“蠢猪”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呢？

下面我们细究本末。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是殷商的后代，子姓，名兹甫，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637年在位。

齐国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但在齐桓公去世以后，齐国走向衰弱，宋襄公以为时机到了，觉得自己可以称霸了，就首先约了曹、邾、滕等四个小国国君进行会盟。曹、邾两个国君先到，滕侯婴齐晚了一步。宋襄公觉得不立威不足以服诸侯，就把滕侯关起来，不许他参加会盟。为了立威，还杀了一个小国的国君祭了睢水。

曹国是这次会盟的地主，曹共公看到宋襄公如此残忍好杀，心里害怕，招呼也不打就溜了。宋襄公气坏了，他认为，光是四个小国都安排不了，还怎么号令大国呢？就想借助楚国来压服小国，然后再用这些小国的力量去制约楚国。他觉得自己的主意很高明，于是他便打发使者去见楚成王，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楚成王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他又派使者通知齐孝公，齐孝公也答应了。

到了会盟的日子，宋襄公首先登上了会盟坛，其次是齐孝公，最后是楚成王。宋襄公对二位说：“我宋国忝为公爵，不揣德薄力微，想与诸侯会盟，共扶王室。恐怕人心不齐，想借助两位之力，在敝会盟，日子就定在八月份。你们看怎样？”说完，他拿出事先写好的会盟书，不递给齐孝公，却隔着齐孝公递给了楚成王。

楚成王见上面说，要效法齐桓公开“衣裳之会”，不带兵车，末尾已署了宋襄公的名字。就笑着说：“您已签了名，我们就不用再签了。”宋襄公说：“郑许二君。久服您管，陈、蔡二国离楚很近，也要借重您。”楚成王就递给齐孝公，让他先签这字。齐孝王心里就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但还是说：“我国跟宋国就像下属国，签不签都不打紧，贵国不签字，事情就不好办了。”楚成王笑着签署了名字。宋襄公把齐孝公的冷言冷语当成了实话。就没让他签名。

宋襄公回国后，十分得意，对公子目夷说：“楚成王已经答应我的请求了。”目夷劝他带些兵马，以备不测，宋襄公反而说道：“你太多心了，我以忠信待人，别人也会这样待我，别人怎么会欺骗我呢？”公子目夷苦劝，宋襄公不听，他也只好空身一人跟着宋襄公去赴会。

到了择定的日子，陈、蔡、郑、许、曹几国君主都已先到了。楚成王随后也到了。宋襄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以教训的口吻对目夷说：“你看看，人家楚成王带的都是文官，没有一个武将。我们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几国国君陆续登坛结盟。宋襄公以盟主自居，主持会盟。他冠冕堂皇地说：“我们这次是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各国同享太平。”但这时楚成王上前一步，大声说：“说得对。但不知盟主是谁，大家要推选一下。”宋襄公愣住了，心想，当然是我。可这话不能当时就说出口，只好说：“有功论功，无功论爵。”他的封号是“公”，爵位中是最大的，再说他还有平定齐国内乱，扶立齐孝公的功劳，自己自然应该是盟主！没想到楚成王却说：“很好！宋虽是公，我却已称王很久了。那我就告罪占先了！”说完一下子站到前边，一点都不谦让。宋襄公大吃一惊，他忙碌一场，到头来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哪里肯答应？便急不可待地说：“你这王是假的！”楚成王冷笑一声：“你既知我这王是假的，还叫我来干什么？”说完，用目光示意下属。站到他后面的楚将成得臣等即刻脱掉外衣，露出里面的闪闪发光的铠甲。他们手中红旗一招，坛下楚国的“文官”们都脱去了外衣，身穿铠甲，气势汹汹地扑上坛来，作出杀人的架势。各国诸侯见此情景，都吓得魂不附体。宋襄公要跑，哪里还来得及？成得臣紧紧抓住宋襄公两只袖子，不让他逃跑。这位“霸主”就成了俘虏。公子目夷则趁着乱逃走了。他回到宋国，立即召集军队，准备应对楚国的进犯。

楚成王抓宋襄公，原来半真半假。他见宋国已有了准备，又经过鲁僖公说情，便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幸亏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等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着，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凶素以外，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的，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在少数，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

宋襄公贪欲深重，已经不仁了，还要这样搞外交，这样指挥战争，岂不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注释

[1]摘自《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