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1月，瑞士达沃斯论坛召开，最受关注的演讲者当数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一个多月以前，米莱刚上任，就开启了一阵旋风式的改革：21个政府部门削减为9个，解雇大量公务人员，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进口关税……这场带有鲜明自由市场色彩的改革，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所罕有。在经济疲软和各国政府加强管制的当下，阿根廷改革无疑是异类。这是米莱当选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正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甚至超出预期，米莱的演讲非常具有“爆炸性”。他抨击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倾向：放弃自由经济的模式，寻求用权力解决问题。米莱认为，这种模式的前景非常糟糕，它将使社会丧失活力。米莱以自己的祖国阿根廷为例，100多年前，阿根廷实行自由经济制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此后经历长期折腾，经济一路下滑到世界排名第140位。没有谁比阿根廷人更有资格证明，施行不同的经济制度将带来多大的发展差异。
我们暂且不说米莱观点的对错，只谈阿根廷本身。许多中国人对阿根廷十分陌生，阿根廷是地球上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很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差不多仅限于足球。阿根廷曾是发达国家，如今经济糟糕，难道不是因为“资源陷阱”“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很多人对阿根廷的了解，恐怕脱不开这些标签，至于这些“陷阱”的含义，更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以“资源陷阱”为例，大致解释是：阿根廷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早年大量出口牛肉和矿产，富得流油。民众躺平吃福利，经济陷入停滞。这个解释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明明有条件继续过好日子，阿根廷人为何拒绝？倘若自然资源丰富是陷阱，为何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没掉进去？一定有某些原因导致阿根廷的丰富资源无法带来福利，这才是最重要的。
此外，“拉美陷阱”倘若存在，智利何以能成功避开？智利曾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国家高速发展，迈过各种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当代很多国家发展停滞，有些是落后国家，有些是发达国家，有些恰好是中等收入国家。任何阶段都有陷阱，如果“中等收入陷阱”只能解释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解释力，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不能随意用来圈定某类问题。
相比而言，米莱的演讲更具有解释力。他以经济学家的姿态给观众上了一堂课：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时间的经济总量几乎未有增长，直到1800年以后，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的自由经济体系不断扩展到全世界，普遍饥饿和绝对贫困被大面积消灭，人类财富才得以爆发性增长。当代实行自由市场的地区，人们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荣。
在主流舆论下，这种经济体系备受谴责。企业家被认为是贪婪的，大企业被视为邪恶的，市场则充满各种缺陷。人们呼吁政府对企业征收重税，严格监管市场运行，以求矫正市场的缺陷。各国基于错误的经济学模型，采用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等工具纠正所谓的市场失灵，却导致生产破坏、经济停滞。在所有国家类型里，这样的规律全都适用。
阿根廷只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个南美国家拥有天赐的资源、众多熟练技术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也享受过繁荣，但它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米莱正是看到这一点，想做出改变。从中央银行、行政机构到关税部门等政府部门，阿根廷官僚体系正面临着改革挑战。
米莱的诊断和药方是否正确呢？这是见仁见智的话题。无可否认的是，米莱的逻辑是自洽的，它符合经济学解释，有先例可循。至于改革成功与否，经济政策固然重要，政治手腕也不可忽视。对阿根廷这样沉疴积弊的国家，改革无疑能起到激醒作用。理解了这些道理的话，阿根廷这个数万里以外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不再只是喧闹和谈资，而是值得各国观察的改革经验。
像阿根廷这样从发达国家转身下滑再没爬起来的国家，堪称绝无仅有。像米莱这样以网红姿态登场，上台以后就进行“掀桌子式的改革”，也非常少见。绝大多数国家的贫困和繁荣，以及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变更，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变化是缓慢的，各种因素交织，时常自相矛盾。它们总体反映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尤其是民众的观念水位。
落后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通常是战争与仇恨。无论战争起于何种原因，都意味着财富摧毁、贸易阻断、军阀横行和民不聊生。战争还极易导致经济管制和民族仇恨阶层对立，这几项副作用将为新的动荡积蓄负能量，战后的混乱惯性会绵延很长时间。落后国家想爬出泥坑，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平、消除仇恨，继而发展市场，实行开放政策，以此医治战争创伤。
举两个国家为例。越南和缅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后一批走出战争的亚洲国家。最初的情形是，缅甸经济基础稍好，越南由于战乱和实行管制经济更加贫困。20世纪90年代后，越南革新开放渐入佳境，经济快速发展，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将仍陷于动荡的缅甸甩在身后。道理看似简单，现实中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落后国家却不多见。
落后国家的问题是，民众只有较低的知识水平，极易被虚幻利益和仇恨迷惑，轻信政客军阀“战争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许诺。要想克服贪婪短视下的战争冲动，所需条件很多：组建权力受约束的政府，抑制野心家的企图；实行市场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开展自由贸易，从外部世界吸取开放与发展的保障……要做到这些事情的任何一项都很困难，保持和平则是最基本的前提。
发达国家之所以繁荣，制度条件通常相似，比如稳定的政局、较完备的产权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些制度配置决定了发展的下限。当代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完善，经济干预仍十分严重。比如：重税主义导致政府拿走太多，企业和个人无力积累和创造；福利主义制造了一堆国家抚养机构，滋养懒人，抑制市场活力；管制主义大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还有一些打着革新旗号的干预政策，比如在环保、动物保护、平权等思潮影响下，国家出台细密的干预政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其竞争力。通过教育和舆论渗透，这些思潮抑制了批评和反省的声音。此类政策常被视为爱心泛滥的产物，其根本还是太多人将权力视作“有效解决手段”。权力边界模糊，法律成为政治工具，以实现道德愿望。这是发达国家经济与言论环境逼仄、社会危机重重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介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一方面，中国结束长期战争困扰，实现国内长久和平。尤其最近40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崛起有诸多有利因素，但旧式计划经济的因素依然残留。西方国家遭遇的发展陷阱，中国也会面临。通过分析各国发展得失，也能为我们认识本国经济提供一些启示。
这本书源于过去多年我在媒体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基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知识框架，分析各国具体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在写这些文章时，我倒没有“启蒙”心态，只是认真写作，老实交稿，完成工作。几年下来，文章累积了300余篇。浙江人民出版社督促我，择其要者重作编辑，于是有了这一本小书。
多年前，我聚焦自由市场的专栏写作，曾有小小愿望：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述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传递市场经济的理念。看的人不需太多，只要有人产生兴趣，深入探索，知识进一步传递，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算没白做。正如我和身边观念相近的朋友，都是受前辈启发，从对经济观念的懵懂无知，到走向自觉学习和传播经济学的道路。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经济学，理解市场经济，参与讨论经济议题而不是盲从。这亦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捍卫。我在整理这本书时想起初心，羞愧于近年来的倦怠。这也促使我更加谨慎和认真地完成这项工作。感谢陈世明老师为本书出版做出的指导和帮助。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如有内容错误，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最后感谢家人小婉。工作之外的专栏写作占用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对此我深感愧疚。没有家人的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些工作，也难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