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 无赖 傻瓜 恶棍和伪君子：他们为何能做到心安理得？
我所服务的政府很可能犯了错误。
——亨利·基辛格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针对越南、柬埔寨和南美的军事行动中，他曾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以上说法是他对于战争罪指控的回应。
虽然是马后炮，但我们也的确发现，
这中间可能有人犯了错……对此我深表遗憾。
——纽约枢机主教爱德华·伊根
在谈及有主教包庇那些猥亵儿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时，他如是表示。
我们知道错误已经铸成。
——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在谈及公司获得政府救助而免于破产后，又向高管们
支付巨额奖金时，他如是表示。
在向公众和顾客宣传我们炸薯条和土豆饼的
成分时，我们犯了错误。
——麦当劳
因未告知土豆加工食品的“天然调味料”中含有牛副产品，麦当劳向素食者道歉。
作为一介凡人，我们都会产生这样的冲动，为自己辩护，避免去为那些具有伤害性、不道德或愚蠢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做出影响数百万人生死存亡的决定，但无论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微不足道的还是惨绝人寰的，是小范围的还是全国性的，大部分人都会发现，自己很难甚至不可能主动开口说出，“我错了，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情感、经济和道德上面临的风险越高，说出这句话的难度就越大。
事实远不止于此。当证明自己犯错的证据直接摆在面前时，大多数人非但不会改变自身的观点或行动计划，反而会变本加厉地为自己辩护。上述做法最直观往往也是最悲惨的案例，自然是出自政客们。我们开始撰写本书的第一版时，正值乔治·沃克·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此人拥有奇厚无比的自我辩护的精神铠甲，以至于最无可辩驳的证据也难以将其击穿。小布什宣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他错了；他声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结果他还是错了；他预言伊拉克人会欢欣鼓舞地迎接美国士兵的到来，结果依然没有应验；他保证这场冲突会很快结束，结果只是空口白话。他还低估了战争耗费的人力和财力成本。不过，小布什最“声名远扬”的错误出现在美军入侵伊拉克6周后的一次演讲中，当时他头顶着印有“任务完成”字样的横幅，直接宣布道：“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
来自左翼和右翼的评论家都开始呼吁小布什承认自己犯了错，但他却在为这场战争不断寻找新的辩护理由，譬如他必须铲除一个“大坏蛋”，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加强美国安全保护，以及完成“（我们的军队）为之献身的使命”，诸如此类。2006年的中期选举被当时的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视为针对这场战争的全民公投，结果正是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国会参众两院。此后不久，由全美16家情报机构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伊拉克的占领实际上导致激进主义更加猖獗，同时增加了恐怖袭击的风险。然而，在面对一个由保守派专栏作家组成的代表团时，小布什却大言不惭道：“我从未像现在这般确信，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1]
为基于错误前提或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决定辩护的政客，乔治·布什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想当年，林登·约翰逊的顾问们一再劝告他，越南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他却把这些话当成耳边风，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总统职位，因为他自以为是地确信，一旦美国撤军，整个亚洲都会“转向共产主义”。当政客们退无可退时，他们可能会不情不愿地承认失误，但绝对不会承认错误是由自己的责任造成的。“错误已经铸成”，这样的说法明摆着就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以至于它沦为了全美的笑料——套用政治记者比尔·施耐德的话来说，这句话运用了“过去免责”时态。“哦，好吧，错误已经铸成，但犯错的人可不是我；犯错的另有其人，对方的姓名暂时还不方便透露。”[2]当亨利·基辛格说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可能犯了错误时，他相当于在无形中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务卿，他实质上就代表了政府。正是在此番自我辩护的加持之下，他能够大大方方且问心无愧地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政客们的行为令我们感到既滑稽又震惊，甚至不乏恐惧，但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大多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所造成的后果大小不同。我们维系着一段不愉快的恋爱关系，或者困在其中找不到出路，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投入了大把时间来维持现状。对于一份死气沉沉的工作，我们之所以一干就是几十年，还不是因为我们会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不挪窝儿辩护，况且我们也无法清晰地评估离职能带来的好处。就因为外观别致，我们买了一辆问题百出的二手车，后续还需要花上数千美元才能让它上路，而且为了证明这笔投资的合理性，我们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就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矛盾，我们自以为是地与朋友或亲戚反目成仇，却自视为大度者——只要对方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找借口并不是一回事。很显然，人们撒谎或编造虚假的故事，是为了平息爱人、父母或雇主的怒火，是为了不被起诉或被送进监狱，是为了不丢面子、不丢工作或保住权位。但是，一个有罪的人告诉公众一些他明知是假的事情（“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或“我不是骗子”），与这个人说服自己相信他做了件好事，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在撒谎，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是为了自保而撒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就是在自欺欺人。这就是为什么自我辩护比明确的谎言更具影响力且更危险。它会使人们确信，当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已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我别无他法了”，“这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这也是为了国家好”，“那些浑蛋罪有应得”，“我有权这样做”，事实上，细想一下，这些话也不无道理。
自我辩护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定，它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伪君子本人，每个人都能辨认出行动中的伪君子。它让我们将自身的道德失范与他人的道德失范区分开来，同时又模糊了我们的行为与道德信念之间的矛盾。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小说《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中的某个角色所言：“我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清醒的伪君子。”所以，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政治家纽特·金里奇似乎也不太可能对自己说：“天哪，我可真是个伪君子。我一边对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口诛笔伐，一边却在这里大搞婚外情。”同样，著名的福音传道者泰德·哈格德也似乎对自己的虚伪浑然不觉，他一边公开抨击同性恋，一边却保持着与一位男妓的性关系。
同理，我们每个人都会划定自己的道德底线并为之辩护。例如，你有没有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上动过一点儿小手脚？如果你忘记申报有些合法开支，你就可以弥补一些损失。况且，考虑到其他人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太傻了。你是不是还漏报了一些额外的现金收入？鉴于政府在你所厌恶的地方建设拨款项目，并且浪费了那么多的资金，你当然有权这样做。你有没有在本该处理公务的时候，猫在办公室里发消息、写个人邮件或者上网购物？或许你觉得这属于隐性的工作福利，再说了，这只不过是你对于公司愚蠢规定的一种抗议形式，况且老板也不会因为你多做了额外的工作而对你心存感激。
戈登·马里诺是一位哲学和伦理学教授，有一次在他下榻某家酒店时，钢笔从夹克里掉了出来，在丝质床罩上留下了一个墨点。他本打算告诉酒店经理，不过当时他已经很累了，再加上不想赔偿酒店损失，于是便缓了缓。当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出门，就顺带问了一下他们的看法。“有位朋友建议我放弃这种道德狂热式的想法。”马里诺说，“他解释道：‘酒店管理层对这样的事故早有预判，他们肯定早就将成本算到了房间的价格里。’没过多久，我就被说服了，认为这种小事没有必要麻烦经理。我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民宿里，我肯定会立即上报，但这是一家连锁酒店，干脆蒙混过关得了。最终在退房时，我在前台留了张纸条，说明了一下现场情况。”[3]
大家也许会说，所有这些辩护的理由也没错啊！酒店客房的收费确实包含了因客人笨手笨脚而造成的维护成本！政府确实就是在浪费资金！我是花了点儿时间干私事，但最后还是完成了工作，公司肯定不会介意的！其实，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当越过这些界限时，我们就是在为自己明知是错的行为进行辩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之人，而非罪犯或小偷。这些值得探讨的行为，无论是像在酒店床单上洒墨水这样的小事，还是像挪用公款这样的大事，其背后自我辩护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有意识的谎言被用于欺骗他人，无意识的自我辩护可以愚弄自己，眼下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一处迷人的灰色地带，这片区域由一位不可靠且自私自利的“历史学家”负责巡视，它名为记忆。记忆通常会被某种自我强化式的偏见所裁剪和塑造，这种偏见不仅会模糊往事的边际，淡化罪责，还会导致真相被扭曲。例如，当研究人员询问身为妻子的女性要承担多少比例的家务时，她们会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差不多包揽了所有家务，至少是90%。”而当他们询问丈夫同样的问题时，男人们会说：“其实我也做了不少，大概40%。”虽然具体数字因人而异，但二者相加之和总是远远超过100%。[4]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夫妻双方有一方在撒谎的结论，但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两人的记忆方式都在无形中抬高了自身的贡献比例。
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自利性的记忆扭曲逐渐发挥作用，以及过往的事情慢慢被忘却或记错，我们可能会一点儿一点儿地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了事，但渐渐地，我们开始觉得那并不全是我们的过错，毕竟当时情况很复杂。我们开始低估和推卸自己的责任，并慢慢淡化它，直至其原本高大厚重的身形化为虚影。没过多久，我们便可以偷偷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在公开场合所说过的那些话。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曾经揭发水门事件中非法活动所掩盖的阴谋，他在一次采访中的表述，恰好解释了上述过程的生效机制。
主持人：你是说那些编造故事的人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迪恩：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件事经常挂在嘴边，哪怕它是假的，久而久之，它也会变成事实。举例来说，当新闻界得知有记者和白宫工作人员的通话遭到窃听，此时断然否认决计不能奏效，于是有人开始宣称，窃听事关国家安全问题。我敢肯定，很多人都相信窃听是为了国家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真相被揭露后编造出来的辩护理由。不过，你要明白，当这些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时，他们是当真的。[5]
与尼克松一样，林登·约翰逊也是一位自我辩护大师。按照其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的说法，当约翰逊开始相信某件事情时，他会“完全、绝对地相信它，丝毫不顾及以前的信念或者事实真相如何”。约翰逊的一位助手乔治·里迪表示，约翰逊“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他在任何时候都坚守了自己应该坚守的原则。当有人拿出他过去曾持有其他不同观点的证据时，他又会表现出一种受伤的无辜感，那种模样真是极具迷惑性。这不是在演戏……他真的有一种说服自己的神奇能力，只有那些有利于当下的‘真相’才是真相，其他与之相对立的任何事实，都是敌人编造的搪塞之词。他简直可以将心中所想变为现实”。[6]尽管约翰逊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其性格富有魅力的表现，但这也可能是他无法将美国从越战泥潭中解救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位在面对公众时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总统，还有可能接受劝诫，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一位只会对自己自证清白且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总统，则完全不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自我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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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的丁卡（Dinka）和努尔（Nuer）部落有一种奇怪的习俗。当地人会拔掉孩子的恒牙，多达6颗下牙和2颗上牙，这会导致孩子出现下巴凹陷、下唇塌陷以及语言障碍。这一习俗显然起始于破伤风盛行的时期，这种流行病会导致牙关紧闭。于是，村民们开始拔掉自己和孩子的门牙，以便从牙齿的缝隙中补充流质。然而，破伤风流行早已成为过往，但丁卡人和努尔人依然执着于给孩子拔门牙。[7]这是为什么呢？
19世纪40年代，维也纳的一家医院被某种神秘且可怕的问题困扰。这家医院有两个产房，在其中一个产房中因产褥热流行，约有15%的产妇死亡。在疫情最严重的月份，甚至有多达1/3的产妇死亡，这一比例是另一产房死亡率的3倍。在低死亡率的产房中，有助产士负责接生。自此以后，这家医院里一位名叫伊格纳奇·山姆维斯的匈牙利医生，提出了一种假设，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产房中，会有如此之多的产妇死于产褥热。他认为，这是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从解剖室出来以后直接参与接生所导致的。尽管在当时，人们还没有细菌的概念，但山姆维斯认定，这些人的手上可能携带了某种“致病毒素”。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进产房之前，一定要用含氯的消毒液洗手——此举果然奏效，产妇频繁死亡的惨剧很快被终结。山姆维斯的病人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死亡率，这些挽救生命的惊人结果就摆在眼前，但他的同事们却拒绝接受相关证据。[8]为什么他们没有迅速接纳山姆维斯的发现，并为查明造成如此多无谓死亡事件的罪魁祸首，而向他由衷地表示感谢呢？
二战结束以后，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和玛丽尼亚·法纳姆出版了畅销书《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Modern Woman:The Lost Sex）。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宣称，在“男性活动领域”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女性，或许看似在“顶级联赛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她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牺牲了自己最基础的本能追求。从严峻的现实视角来看，她在气质上就不适合这种粗暴激烈的竞争，这对她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在情感方面。”这种成就甚至会让她变得性冷淡：“处处挑战男性，拒绝再扮演哪怕是相对顺从的角色，很多女性发现自己的性满足能力日益衰减。”[9]在随后的10年间，法纳姆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可以说，她这10年来的职业历程就是在告诉女性不要拥有事业。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会变得性冷淡，自己的本能追求会受到破坏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恩县警方逮捕了一位名叫帕特里克·邓恩的退休高中校长，此人涉嫌谋杀妻子。为了破案，警察询问了两位知情者，但这两人却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其中一方是没有犯罪记录的女性，缺乏为帮助嫌犯而向警方撒谎的个人动机，而且她的日程安排和其上司的证词都支持她对于整个事件的描述。她的陈述支持了邓恩的清白。另一方则是即将面临6年牢狱之灾的职业罪犯，此人之所以同意指证邓恩，部分原因在于他与检察官达成了协议，但除了自己的证词，他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他的陈述表明邓恩有罪。此时，警方需要做出选择：究竟是相信那位女士（即邓恩无罪），还是相信那位罪犯（即邓恩有罪）？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10]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理解了自我辩护的内在机制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也能解释人们所做的很多不可理喻乃至疯狂的举动。当亲眼见到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贪婪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借上帝名义杀人的宗教狂热分子、猥亵儿童的牧师或骗取亲人遗产的家庭成员时，许多人会不禁发问：他们能这样心安理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而现在，我们就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便是：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自我辩护有利有弊。它本身未必是件坏事。它能让我们在夜里安然入睡。没有自我辩护，尴尬所带来的可怕痛苦会延续下去。由于没有选择某条道路或选择了一条糟糕的路而感到后悔，我们会因为这种后悔而不断自我折磨。人生中的几乎每个决定都让我们痛苦不堪：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是否和对的人迈入婚姻殿堂？是否买对了房？是否选对了车？是否从事了适合的职业？然而，无意识的自我辩护却如同流沙一般，让我们陷入了更深的灾难。它直接抑制了我们正视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用说改正错误了。它扭曲了现实，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全部信息，也无法清晰地评估问题。它延长并扩大了恋人、朋友和国家之间的罅隙。它让我们无法摆脱不健康的习惯。它允许有罪者逃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它还会导致许多专业人士固守已经过时的观念和程序，从而损害公众利益。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犯错。但我们有能力直接指明后果：“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不合情理。”犯错乃人之常情，但人类可以在掩饰和坦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对于接下来的行动至关重要。所有人都知道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不首先承认自己犯错，我们又怎么能吸取教训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人之处。在第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认知失调，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机制，它创造了自我辩护，保护了我们的自信、自尊和部落归属感。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详细阐述自我辩护所导致的最具危害性的一系列后果：它如何加剧偏见和腐败，扭曲记忆，将职业自信转变为傲慢，制造并延续不公现象，使爱情扭曲变形，以及导致仇怨和裂痕。
不过好消息在于，通过理解上述机制的运作机理，我们可以破解这一问题。因此，在第八章中，我们将退后一步，先看看针对个体和人际关系存在哪些解决方案。然后到第九章中，我们会再拓宽视角，去思考当下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忠诚于党派即意味着要支持某位危险的党派领导人，公民如何应对由此所产生的失调感？究竟是选择政党的利益高于国家，还是做出艰难而勇敢的道德抉择，来抵制简单的二选一？公民解决这种失调感的途径，会对他们的生活乃至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找到足以带来改变与救赎的解决方案，理解其机制是第一步。这就是我们创作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