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下移”中的老子行踪

王子朝的悲剧命运，自有历史评说。

对于研究“老子”的学者而言，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才是最诱人的重点。要知道，公元前516年，老聃正值55岁。

逃亡路上，王子朝曾经洋洋洒洒写过一篇文告，到处投递，寻求各诸侯国的支援。

文告中，王子朝喋喋不休，反复强调自己继承王位的正统性。王子朝痛斥单、刘等人，不但不遵循“公卿无私”的古训，还竟敢“赞私立少”（《昭公二十六年》），实在是大逆不道。

众所周知，周王朝分西周（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前771年）与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时期294年（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战国时期254年（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世卿执政，渐成格局。继而，诸侯衰微，政入私家，也已是大势所趋。

文告交到由私家大臣所掌控的各诸侯国的手中，无异于指桑骂槐，结果到处碰壁，被大臣闵马父讥为“无礼甚矣”（《昭公二十六年》）。

王子朝不愿意承认，“亲亲”的“旧礼”式微，已经开始被“贤贤”的“新礼”所取代了。

究其实，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的举动不过是有样学样，重复着前人做过的事，后世学者称之为“文化下移”。

东周惠王时的“子颓之乱”与东周襄王时的“子带之乱”，一乱就是四十多年，导致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等人逃离周王室，避难于晋国，之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史记·太史公自序》）。

很可能是在这段时期，原本在周王室里司礼、司乐的一批文化官吏也纷纷出逃。名叫挚的大乐师，逃到齐国；名叫干的二饭乐师，逃到楚国；名叫缭的三饭乐师，逃到蔡国；名叫缺的四饭乐师，逃到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则入居海边（《论语·微子》）。

总之，东周王朝的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原来秘藏于宫廷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逃亡到四面八方，甚至隐居民间，自谋生路。

至于司马氏等人先后带走多少史官所掌管的典籍，不得而知；走了多少人，也不得而知。

与之前的“文化下移”相比，让本文更感兴趣的，就是这次“子朝奔楚”所引出的千古文化之谜。

王子朝带走的那一批周室典籍，最终花落何处？那一批周室典籍之中，究竟有没有老子的著作？跟随王子朝奔楚的那一批人里，究竟有没有老子在内？从《老子》经文之中，似乎可以察觉一丝端倪。

比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奈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老子·26》）

周朝有制度：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万乘之国”最早指的就是周王朝，所以“万乘”又是天子的代称。

在先秦典籍中，“君子”最早多指“君王之子”或诸侯。

一段《老子》经文中，同时出现两种等级不同的称谓，实属罕见。但是，从以上史实可以判断，这段经文所记录的劝诫之辞，是不是与王子朝的身份与处境恰恰符合？

关于老子与《老子》，千百年来，什么样的猜测都有；古籍散落的无数历史碎片中，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都有。

既然有了“公元前316年”这个确切的时间节点，以及“子朝奔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让我们由此为坐标出发，先去探寻一下“谁是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