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言贾祸的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关人物部分，分类为“本纪”“世家”与“列传”。
“本纪”十二篇，主要按照纪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其中包括失败的项羽。
“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载先秦及汉代各国诸侯、勋臣、贵戚，其中包括孔子与陈涉。
其他各类人物，都记述于“列传”七十篇，其中包括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
所谓“列传”，就是“其人行迹可序列”，“序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史记·列传第一·索隐·正义》）。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的龙门山下。司马家族世代担任王家的史官，在他们的心目中，记史、修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父亲司马谈，始终梦想能像孔子修《春秋》一样，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但是，尚未正式动笔便不幸病逝。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担任了汉武帝的太史令，同时，司马迁也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心愿。
工作之余，司马迁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放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了。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整理资料，考证史料，几年下来，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的传世巨著逐渐成型。
谁知，一次意外事件，生生打断了这一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大将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血战，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战败被擒，投降了匈奴。（《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自序》《汉书·李广苏建传·司马迁传》）
对李陵的功过，后人的分析很多。
有人认为，导致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汉武帝指出的“将恶相属”，也就是将帅不和、相互掣肘。真是一针见血。
李陵的个人英雄主义，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汉武帝的大计。
李陵居功自傲，不甘人下，以致将帅不和，一盘散沙，更何况他所看不起的、不愿帮衬的统帅，还是汉武帝的大舅哥。
本来，此次战役，汉武帝委派自己的大舅哥李广利统帅三万人马，前出天山，攻击匈奴，同时，又准备派李陵负责大军的后勤保障。
李陵不愿甘当李广利的属下；同样，路博德也不愿甘当李陵的属下。
于是，厄运开始一环套一环，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也完全出乎李陵的意料与掌控。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31》），“勇于敢则杀”“战而善谋”（《老子·73》）。
李陵既无战略，又无战术，只知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盲动躁进，不正是犯了这些兵家大忌吗？
李陵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武帝非常愤怒，文武百官纷纷指责李陵，没有人替他辩解，谁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引火烧身。
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本来就是官场的人之常情。
表面上看，李陵“以少击众”，虽败犹荣，即使投降了匈奴，也不至于引起武帝“怒甚”，可见，问题绝非那么简单，要复杂得多。
最后，武帝转过头，询问司马迁的意见。
不想，司马迁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洋洋洒洒，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竭力为李陵开脱。
最终，司马迁赎罪免死，接受了极不人道的腐刑，得以完成修史伟业。
读到这里，很多后人对司马迁因言贾祸、因小失大的冒失行为感到不解。
既然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趣舍异路”，相互之间更没有什么推杯换盏之类的密切交往，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替李陵强出头呢？
汉代的太史令，职位并不高，不足以左右武帝的决策，职责所在，也应该谨言慎行，那么，司马迁不惜得罪众臣，真的是仗义执言吗？
有三处蛛丝马迹，发人深省。
其一，事后，司马迁喟然而叹，连连责怪自己，“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余之罪”，究竟司马迁责怪自己做错了什么？
其二，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注》中载：“太史公举李陵，李陵降也。”
“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举荐”之推荐，还是“称举”之颂扬？可见，司马迁与李陵的关系并不一般，绝非如司马迁说的那样。
其三，对“李陵事件”，《史记》的记载粗，《汉书》的记载详，很多细节及责任归属，《史记》大多略而不记，只是在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结语，“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李陵带来的李氏家族之耻，局外人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其遮羞？是否因为李陵出身的家族与“老子”李耳有最直接的关系？
《汉书·李广苏建传》对李家祖孙的评价是“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三代之将”好理解，《史记》曾经提到两家“三代之将”，秦王朝的蒙恬家与王离家，认为“为将三世者必败”（《蒙恬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当然，这并非常理；但是，为什么是“道家所忌”？是否违反了“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9》）等教诲？却语焉不详。
看来，答案还是要从李陵身上去找。
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陇西成纪人，西汉名将李广（？—公元前119年）的长孙。
最重要的是，陇西李氏家族相传是“老子”李耳的一支，唐代李氏王朝也明言是陇西李氏李广的后代（《元和姓纂》）。
司马迁一改“亲媚于主上”的初衷，不惜得罪汉武帝，不顾李陵已经投降匈奴的事实，一再为其鸣冤叫屈，因言贾祸，主要原因很可能与司马迁尊崇老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的道家渊源有关。
爱屋及乌，为圣人讳，可能就是主因。
司马迁修史，在众多历史人物中自然少不了老子，也不可能不为老子立言。
为老子立言，由于现实的原因，司马迁不可能不与陇西李氏家族的成员打交道，收集资料。
然而，“李陵事件”一出，如何为老子立言，陇西李氏提供的资料如何使用，立刻成为司马迁无法回避的难题。
对老子的身世、行踪，记载最多的是《史记》，带来疑问与争论最多的也是《史记》。
《史记》中，记载老子人与事的文章有四篇，分别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世家》，记载了年轻的孔子向老子求教的故事。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的师承关系。
《太史公自序》，为李耳做出总评价，“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于是作《老子韩非列传》（简称《老子传》）。
研究分析《老子传》，“李陵事件”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下面，就逐段分析《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关老子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