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人的“德”与“道”
身为史官的老聃，主要负责收集整理有关“德”与“道”的典籍，以及对“德”与“道”的理论研究，所以才能留下研究成果数千言。
记载“德”与“道”的典籍，是王家典籍中的重中之重、秘中之秘，是王室的“秘书”，绝非一般人所能接触到。
什么是“德”与“道”？
在文化哲学范畴，上古先有“德”的概念，后有“道”的概念。最初的“德”与“道”，都还只是概称。
德，古作“惪”，外也，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德”的本义，就是对外物得与失的价值判断与标准。大到政权、民心，小到物质财富，该不该得、如何得，对统治者来说都极为重要。不同的“得”，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有“好德”（《尚书·周书·洪范》），也有“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昏德”（《左传·襄公十三年》）、“秽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后人称“德”，多指“好德”。
从此，古人就用“德”来衡量人的品质，成为古人最早的最高价值观。对君主的最高评判准则，就是“有德”还是“不德”“无德”；直到后世，才上升为“有道”还是“不道”“无道”。
“道”最早是“導”的省笔字，“道”的内涵，是指导、指引之义，后引申为“路”，最早用于“天道”，也就是“请上天指引”，引申为“上天的运行规律”。
老子之前，“德”的使用率要远远高于“道”的使用率。
先搜寻一下出土文献。
“清华简”的《厚父》篇，有“启惟后，帝亦弗
启之经德少，命咎繇下，为之卿士”的记载，意思就是说，夏启继承王位，上帝却并不看好他，担心夏启对“德”的执行力不足，所以命令皋陶再降人间，成为夏启的大臣。
陕西周原故地出土的大盂鼎，属于西周早期的文物，铭文记载了一段史实。
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公元前1080年），周康王册命一位叫“盂”的贵族，其中就有“今我唯即型宪于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上）三正。今余唯令汝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的记载，“德经”合称首见。
这句话的大意就是，我要效法文王，像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位大臣来执行政令与德行。我现在命令你，继承祖先的荣光，恭敬勤勉，用《德经》协调纲纪，授予你出入王宫、早晚入谏的权力。“绍”，是“继承”的意思；“荣”，是“光荣”的意思；“敏”，是“奋勉”的意思。
周康王给予盂以“敬拥《德经》入谏”的权力，可见当时，“德”是天子的最高核心价值标准。
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铭文以西周晚期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前782年）的语气，叙述了他如何在即位之初，请他的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政务，以及毛公如何辅佐他的事迹，还讲述了他如何奖励毛公，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的史实；其中就有“余唯肇经先王命，……告余先王若德”的记载。“经”与“德”同出一句之中，“经”已经可以作为“德经”的简称。其后还有一句话，“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
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谨遵先王的最高指示，……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我已对这些卿事及太史等官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辖，云云。可知，毛公也是史官们的最高首长，是《德经》的掌握及诠释者。
出人意料的是，三条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出土的资料，相互比较，一个“经德”，一个“德经”，一个“经”与“德”，从中似乎可以看出“经典”之“经”字义的演变痕迹。
再搜寻一下传世文献。
《诗经》中，“德”字66处，“道”字31处。
《尚书·虞书》中，“德”字多见，“道”字不见（其中《大禹谟》为伪书，不计）。
《尚书·夏书》中，“德”字多见，“道”字4见；“導”字11见，均在《禹贡》中，“道”作“河道”讲，是其初始义。
《尚书·商书》中，“德”字多见，“道”字不见。
《尚书·周书》中，“德”“道”二字，大量出现。
由此可知，在《诗》与《书》中，主要讲“德”。
修“德”之说，源于舜的理官皋陶（《尚书·虞书·皋陶谟》）。
皋陶又叫咎繇，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东夷族的首领，与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曾任尧、舜、禹、启的执法官，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被李姓家族奉为祖先。
修“道”之说，源于殷商的遗臣箕子。
箕子是殷商贵族，是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是商末周初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史巫学家和占卜大师，专职占卜阴阳、观测天象、授时制历，并以此指导国家的农事、渔牧或者出征讨伐活动，后人称之为“箕子之术”。
后来，武王准备恢复箕子的“商容”之位，箕子不愿为周王朝服务，远走东方，受封于朝鲜。老聃身为史官，不可能没有受到箕子思想的影响。
周武王克殷，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尚书·周书·洪范》《史记·周本纪》）。《洪范》记载了箕子推荐的治国之策。
“道”“天道”“王道”作为哲学概念，首见于《洪范》。
《周书·君奭》中，“道”“德”二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句之中，使二者第一次有了直接的联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意思是，治国之道，要延续先王的美德。
《周书·康王之诰》中，“天道”之说初成其形，“（康王）王若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上天以其道教诲先王，将天下交给他治理。
《管子·五行》中，也有“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的论述，将“天道”之说，直接前推至黄帝时代。
看来，在老子担任史官之前，有关记载“道”与“德”、尤其是“德”的典籍就早已存在，很可能早已有了一部名叫《德经》的重要典籍。
《列子·说符》中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
“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称之为“经”的“道德”之《经》，早已存在，很可能正是《老子·德篇》的祖本。
《老子·德篇》应该是由“古《德经》”发展而来的经、传、注本，一如《文子》之于《老子》，一如韩非所说的“解”“读”之书。
《老子·德篇》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德”加以改造，细分为“上德”与“下德”。
“上德不（得）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38》）
“上德”强调不得，强调给予、付出；“下德”强调不失，强调索取、占有。
“得”与“失”，成为老子学说中有关“德”的重要命题之一。
“德”之上，还有“道”，“道”是老子学说的最高层次。
《管子·轻重甲》说：“《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道若秘”三字，直接点出它的“秘书”性质。重视物之所聚，正符合老子“重积德”（《老子·59》）的思想。
《荀子·解蔽》说：“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管子》所说的《道若秘》是否与《老子·道篇》有关？《荀子》所说的《道经》是古《道经》还是《老子·道篇》？
从经文的内容以及修辞风格来看，《道经》与《老子》经文（如《老子·53》）十分相近，或许就是《老子》佚文，也未可知。
《老子》佚文，古籍中多有所见，再如，《太平御览·人事》：“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害；乐其所乐，必顾其败。’”（《老子·81》）
由此可知，老子留下的遗产，绝不仅仅只有五千言。
总之，老子“修道德”，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韩非子·五蠹》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说，“道”与“德”是治国为君的最高层次与标准。
与古经最大不同的，就是老子第一次将“德”细分为“上德”与“下德”，从而摆正了“道”与“德”的位置关系；第一次赋予“道”以新的哲学内涵，提高了“道”的哲学地位。老子对哲学之“道”的开创性理论贡献，是前人所没有的。
老子将“道”与“德”相提并论、内外呼应，使“道”与“德”第一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核心双价值，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