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披荆斩棘
话说公孙鞅终于顺利通过了秦孝公的面试，跨过了入职的门槛，但是他并不是某得了一个朝九晚五，五险一金的铁饭碗，而是要做大秦改革的操盘手，所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第一个挑战竟是说服秦孝公下定变法的决心，大概是秦孝公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复兴大秦居然要这么折腾，变法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要动多少人的蛋糕，身为国君也不能不掂量掂量，商鞅不愧是语言的天才，鼓动人心的好手，他对秦孝公是一顿名言警句的疯狂输出，把孝公说得心花怒放，比如“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话说得非常漂亮，直到今天，这些话依然会被很多人引用。大意都是说您是聪明睿智的一国之君，您的高度和小老百姓不一样，想要富国强兵就不能听那些人云亦云，要相信你自己，干就完了。孝公不仅被公孙鞅说服了，而且对他十分的佩服。但是光说服国君还不够，改革的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其实是那些当权的贵族。
果然，法还没开始变，甘龙和杜挚这两位秦国的重臣就提出反对了，这两位反对的理由比较相似，大意是说现在的制度蛮好的，大家又熟悉，你非要来个大劈叉，你这样搞能有多大收益呢？不要搞到最后把国家搞乱掉了啊！甚至拿出了圣人的论据，所谓“是以圣人苟可以强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言下之意圣人和聪明的人是不会搞什么变法的。商鞅的回击很犀利，直接就说他们所说的都是“世俗之言”，就凭这么low的认知最多只够做个遵纪守法的小老百姓。对于对方所谓“圣人”、“智者”的论调也同样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拿出商汤、周武王以及夏桀和商纣王的例子驳斥对方的观点。商汤和周武王行的都是不同于前朝的法，反而建立大功；夏桀和商纣王秉承着祖宗那一套，反到身死国灭。可谓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当然，这些辩论只是朝堂之上争论的表象，我们作为当代读者因为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情感，难免会觉得商鞅代表了以国事为重的正义形象，而甘龙、杜挚之辈则是为一己私利置国家长远利益于不顾的小人。事实上，当着孝公的面，话要说的冠冕堂皇是必要的，甘龙、杜挚的内心独白固然是“公孙鞅你这么搞，我们这些世袭权贵以后就不能躺平了，你太坏了”云云，可作为改革派的公孙鞅也并非真是出于为国效力的大情怀，公孙鞅作为大秦的职业经理人，变法并取得成功是其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外来户能够上位的唯一途径。而作为大秦实际拥有者的秦孝公，无论同意谁的观点，其核心诉求也无非是让自己更加地家大业大，这个道理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很需要明白的。以利弊而非好坏论长短，是解读历史的有力钥匙。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向来都是儒法并用，儒是明线，法是暗线。当然放在先秦可以说是德义是明线，私利是暗线。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不管怎么说，作为裁判的秦孝公最终判公孙鞅胜，授与左庶长之职，主持变法。当时秦国有四大庶长，左庶长的管理范围最大，也是最有实权的，约等于宰相，这是公孙鞅推行变法的基础。既然权贵们没话可说了，自己也有了国君这样强有力的支持者，变法总该可以正式推行了吧。公孙鞅认为还差一步，那就是人民的“信”，上面的搞定了，还有下面的。简单地说就是法令发布之后老百姓到底会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这一点今天听起来也会觉得匪夷所思，如果说老百姓不买你的帐，说一说闲言碎语，这是可以理解的，哪有国家颁布法令老百姓还不信的呢？由此可见，一方面秦汉以前由于制度和统治技术的原因，老百姓的“自由度”确实比较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秦国当时的整体治理水平确实落后，人民多少还有点部落时代的半游离感。商鞅立信的办法很特别，就是有谁能把立在南门的一根三丈之木移到北门，就赏给他十金，《史记》只说了木头有三丈长，大约相当于现在7米左右，宽度重度都不知道，十金并不太好换算成现在的面值，但是从后来的反应来看，木头肯定是不难移动的，十金肯定是非常多的钱，而且后来还加到了五十金，总之就是用极小的付出就可以换来极大的报酬，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这事根本不可信，或许大家是觉得这么荒唐的事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有诈，但有一个人想去试试，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此人顺利拿到了五十金。公孙鞅这么做的目的一来是让大家都知道，政府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以后出什么法令都不是闹着玩的。其二，一件事情越是荒唐，越是有传播力，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只有足够荒唐才能够让足够多的人知道，由此看来，公孙鞅也不愧为那个时代的传播学大师。信就这样立起来了，只不过老百姓等来的不再是移木赏金的好事，而是极其严苛的规章制度。
公孙鞅的变法内容《史记》中有简单的列举，概括起来说其实就是四个字——奖励耕战，“耕”是从经济层面说的，农业时代，农业生产是经济的核心，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都被鼓励，不利的都要压制。比如对于粮食产量高的劳模，可以免除劳役，而商人这一类只靠倒买倒卖赚差价，不实际创造价值（这是传统社会对商人的一贯认识）的，妻子子女要被收为奴婢，甚至懒惰躺平的人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战”是从军事扩张层面说的，如果说经济是基础那么军事扩张就是目的，所以本质上耕也是为战服务的，为了达到强军的目的，公孙鞅并没有把着眼点放在训练军队本身，而是从人性层面出发，运用制度安排激发人的战斗欲望，比如设立了二十等爵制，只要在战争中杀敌就可以攒积分，攒到一定积分就可以升级并获得对应的等级奖励。反之，降敌怯战不仅会杀头甚至可能有灭族之祸。更要命的是这套规则也被用到了本可以世袭荣华富贵的贵族身上，不仅老百姓不能躺平，贵族老爷们也要凭实力吃饭，这也是公孙鞅注定走向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总之，现在全国上下除了国君，所有人都要支棱起来，被这辆制度战车推着向前走，后来被东方六国称为虎狼之师的战争机器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变法实施之前就阻力不断，正式实施起来自然会迎来更多的非难，法令刚实施不久，就有很多人多人跑到国都抱怨，恰巧这个时候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秦惠王，犯法了。具体犯的什么法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据说是是太子的车驾没有按规定行驶，太子在该下车的地方没有下车，因此依法要受到处罚，但是公孙鞅说了太子是“君嗣”，也就是未来国家的接班人，不能受刑，那怎么办呢？就刑他的监护人吧，当然这监护人并不是他爸秦孝公，而是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太子不学好，是你们做老师的教育不到位啊。一听公子、公孙就知道这两位人家都是正儿八经的贵族。拿贵族开刀就是要做给大家看，公孙贾受的是黥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证明他犯罪了，刻的字是擦不掉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耻辱要跟自己一辈子，尤其是对于极重名誉的贵族来说，通常这甚至是比死刑更难忍受的耻辱。公子虔后来二次犯法，最终是受了刖刑，刖刑也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肉刑，就是砍断双脚，受刑者要承受很大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
本来太子犯法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但是对于公孙鞅来说，却反到成了杀鸡儆猴的机会，那些跑到国都来嚷嚷的人一看人家公子、公孙不听话都要受刑，咱还嚷嚷啥呢。因此，“秦人皆驱令”，大家都顺着新法去做了。不过这事却还没完，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的人爱嚷嚷，爱发表意见可能并非真有要发表的必要，而是有一类人天生就就是活跃分子。公孙鞅的变法因为动作幅度大，难免短期让人产生不适，因为人类天然就有对舒适区的依赖，不过时间久了，变法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人们慢慢也适应了，那群曾经在国都嚷嚷说变法不好的人又纷纷跑来大谈变法的好处。果如公孙鞅之前跟秦孝公说的那样“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要办成事跟他们商量是没用的，办成之后跟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就行了。可是公孙鞅总能做出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对于这些“妄议”法令的人，不管他们是叫坏还是叫好，统统严惩，甚至叫好的下场更惨，之前大家不满，公孙鞅还杀鸡儆猴，吓唬吓唬大家，这次竟直接将他们流放。都听过祸从口出，没想到说好话也得倒霉，这找谁说理去。在公孙鞅看来，变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领导权威，这也是法家思想的一个核心，传统政权逐渐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孙鞅决不允许普通人民对国家法令指指点点，他们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服从，一群在内如绵羊一样温顺，在外如虎狼一般凶猛的“人”，正在逐渐被驯化而成。
就这样，在公孙鞅披荆斩棘的努力之下，变法正在渐渐走向正轨，大秦也在慢慢变强，接下来公孙鞅的人生剧情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下一章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