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陕西临潼骊山华清池，大唐帝国的玄宗皇帝正与爱妃杨玉环一起沐浴温泉，忽然太原有人骑快马来报，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安禄山在十一月九日这天起兵反叛了！对于这一消息，玄宗开始并不相信，因为长期以来，经常有人说安禄山要造反，可他不是一直没反吗？但很快，朔方军也派人送来了相同的消息，玄宗仍然将信将疑。直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派李平前来报信，叛军已过平原郡向洛阳进发，使得玄宗不得不相信：安禄山确实反了！沐浴温泉的惬意与舒适顿时烟消云散，他急忙召集宰相商议对策，并着手准备离开骊山返回长安。

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在他之前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天宝”是玄宗的第三个年号，玄宗在位期间曾用过三个年号，第一个是“先天”，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就改为“开元”，意思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开元”的年号用到第三十个年头，即公元742年，阴历十一月，改为“天宝”。

之所以改年号为“天宝”，玄宗说是因为“玄元皇帝天宝锡（赐）庆”。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唐朝皇帝认李耳为祖先，把他封为玄元皇帝。据说，隋朝末年，李耳曾降下灵符，说李氏该称帝治天下，李渊、李世民正应了这道灵符。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据玄宗说，他梦见了老子，“老子告我以无疆之体”“表我以非常之庆”（《玄元皇帝临降制》）。老子还告诉玄宗：“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资治通鉴》卷214）。玄宗派人求取，在终南山楼观附近山间果然找到一尊老子像，迎回兴庆宫。唐朝统治者一直把老子降下的灵符、神像之类称为“天宝”—天赐宝物。玄宗说现在应该“遵道宝而建元”，即按照“天赐宝物”这一含义而重建年号。这个年号一直用到第十五个年头，即公元756年。

玄宗作《玄元皇帝临降制》颁示天下，把他梦见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赐给他圣像的神话宣告天下。这一下热闹了。皇帝分明在造假嘛，于是引起全国各地跟着造假。造什么假呢？造“天宝”或“道宝”—灵符之类。当年正月，陈王府参军（唐代一般为七品或八品级别）田同秀就声称在京城永昌街宫中也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要他传话给玄宗，说赐给玄宗八个字：“天下太平，圣寿无疆。”这个小小的芝麻官平日里哪有机会见皇上啊，现在玄宗亲自接见他，因为他要传达玄元皇帝的金言，那就像圣旨一样啊。田同秀又说：“桃林县故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尹喜，就是据说当年老子出函谷关，那位负责守关事务的人。玄宗赶快派人去找，果然又找到了灵宝符，玄宗命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并作《灵符铭》，刻在石碑上，竖在发现灵符的地方以作纪念，并且大赦天下。河南省灵宝县就是这样得名的。

这年九月，崇文馆大学士陈希烈等人又称在太清门见到了玄元皇帝—不是一个人说看见，而是几个人，大家串通好蒙皇上。他们告诉唐玄宗，玄元皇帝说了：“可报吾孙，汝是上界真人，吾于左右长卫护。汝寿命无疆，灾害自除，天下安乐。”（《册府元龟》卷54）“吾孙”当然就是玄宗皇帝。玄宗命史官郑重地记录下来，作为档案永久留存。一年后，清河人崔以清也说见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说有灵符在什么什么山。玄宗又派人去找，又找到了灵符。这件事被人检举造假，崔以清自己也承认了，玄宗并不深究。此后，所谓老子现身、仙人显灵、灵符出、祥瑞现等等之类的新闻，不断地报道出来。—“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资治通鉴》卷216）。每个月都有此类事发生。

这个天宝十四载的“载”字，也需要说明一下。古代皇帝纪年，一般称“年”，而不称“载”。唐朝从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正月初一起，“改年曰载”（《资治通鉴》卷215），一直到肃宗至德三载（758年）二月五日，改年号为乾元，同时又“复以载为年”（《资治通鉴》卷220），又改了回去。

把“年”改为“载”有什么意义呢？玄宗说他是效法尧、舜，他曾查阅古籍，发现古代关于“年”原来有不同叫法。古代有一部字书《尔雅》，其中有一部分叫“释天”，解释一些与天文、自然有关的字，其中有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就是唐尧、虞舜，古代传说中的圣君，他们那个时候就不说“年”，而说“载”。玄宗说自己追求的是实现像唐尧、虞舜那样的盛世，因而也要效法尧、舜，称“载”而不称“年”。为此他郑重地下了一道诏书，“改天宝三年为载”，这就是收在《全唐文》第24卷的《改年为载推恩制》。因为改这个字，他还要“推恩”，推恩就是让那些不该享受这个太平盛世的人，也感受到皇恩普化。根据这道诏书，除了犯十恶大罪或罪大恶极“情难容恕”者，当时监狱里在押的罪犯，犯死罪的降一等处理，不是死罪的全部释放。

当时大家都期望玄宗成为尧、舜。杜甫在有名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长诗里表达自己的心理期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今的皇上，即玄宗，成为超过尧、舜的帝王。玄宗改年为载，实际上是自许自己的治下已经是尧舜的时代，已经是“风俗淳”—政治清明的年代。我们知道，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天宝三载呢，盛世的余晖还普照大地，正是玄宗自鸣得意的时候。因此这一字之改，显露出玄宗自足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保持盛世的局面非常不利，他骄傲了，历史便毫不留情地给了他应有的教训。安禄山发动的军事叛乱，把他的尧舜梦击得粉碎。

那天一早，安禄山在蓟城南郊举行誓师大会，以奉玄宗密诏讨杨国忠为名（当然是骗人的），命各路兵马向帝都洛阳、长安进军。其时气氛紧张，各驻兵之地到处都张贴着榜文，墨书大字：“有异议煽动军人者，斩及三族。”—有人胆敢发生不同的意见，煽动士兵们抗命的，他的三系血亲，即与父母、兄弟、妻子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要砍脑袋。

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驻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驻守平卢，别将高秀岩驻守大同军，其余诸将皆各自率军连夜出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安禄山乘铁甲车，率步骑精锐15万人马南下，号称20万，烟尘千里，鼓噪动地。其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百余年不识兵革，忽闻范阳兵起，远近震动，群情骇惧。河北皆安禄山管辖，所过州县，望风瓦解。郡守、县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乱军擒戮，没有能抗拒的。

造成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这样爆发了。

范阳是首乱之地。范阳郡，有时叫幽州，治所在蓟县城。唐时蓟县跟现在的蓟县不是一地，现在的蓟县在天津市北部，秦朝时叫无终县，隋唐时改为渔阳县，又是渔阳郡治所，也就是郡政府所在地，渔阳郡有时叫蓟州。唐时的蓟县在现在北京城西南，大致就是现在的涿州。自东汉至隋，幽州、广阳郡、燕国、燕郡、涿郡皆以蓟县为治所；唐初属幽州大都督府，开元、天宝年间，这里是范阳节度使驻节之地；安史之乱发生后，又改范阳郡为幽州。唐朝时渔阳县属蓟州，蓟县属幽州，因为同是安禄山的辖区，同是叛乱的策源地，所以人们称安禄山的叛军为“幽蓟锐师”“渔阳突骑”。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形容安史之乱爆发，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诗句。

当此之时，谁也没有认识到这场动乱将造成多大的灾难，更没有预见到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严重后果和巨大影响。事态的严重和后来的发展，包括叛乱者和唐王朝双方的当事人，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认识到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们全部理解这场动乱含义的机会，战乱的余波，在双方当事人都陆续离开人世以后，仍然在唐朝社会久久荡漾，而且，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乱在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唐朝一朝一代。

一场持续七八年之久的战乱拉开了序幕。

渔阳鼙鼓，惊破一帘幽梦。大唐帝国的玄宗皇帝实在不敢相信，在他看来最为忠心的安禄山会起来反叛自己；他更是无法明白，安禄山为什么要起兵。不只玄宗不明白，朝廷的官员们也不明白，也许只有安禄山自己心里清楚吧。

据说安禄山“谋逆十余年”（《旧唐书·安禄山传》），也就是说为了发动这场叛乱，他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十多年。那么十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安禄山产生叛唐之心，导致一场摇荡唐王朝江山的战乱发生呢？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摇回十年前唐朝的长安。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身任平卢、范阳两个大军区司令长官，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的安禄山入朝。据说，安禄山此次入京，在心理上埋下了十年后发动兵变的种子。

这一次安禄山很荣幸地成为玄宗心爱的贵妃的养儿。当时杨贵妃最受玄宗宠爱，白天陪宴，夜晚侍寝，朝夕不离玄宗左右，安禄山想讨好玄宗，便要求做贵妃的养儿，得到了玄宗批准。此后，每次见玄宗，安禄山总是先拜杨贵妃，然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安禄山解释说：“胡人的习俗是先母后父。”这个回答曾使玄宗很开心—当然这是宠幸贵妃的心理在作怪。

为了显示对安禄山的恩宠，玄宗又命安禄山与杨玉环的堂兄杨铦、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即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等结拜为兄妹。杨氏姐妹都是当时的美人，诗人杜甫写过一首题为“丽人行”的诗，说她们“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意思是说，杨氏姐妹都气质不凡，皮肤细白，身材匀称。安禄山有与这些富有性感的美人相处的机会，为她们的美貌所打动，据说因此产生了非分之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最早又最全面地记载安禄山故事的书是《安禄山事迹》，这本书作者是姚汝能，唐代人，所以他的记载受到史学家们注意，认为可能最接近事实，至少最真实地反映了唐人的某些观点。这本书在写到安禄山被收为贵妃养儿，与杨氏姐妹结为兄妹后，说“由是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事，不觉数叹。虽李林甫养育之，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亦可知也”。这是说后来安禄山真的发动了兵变，当他的大军像一只重拳将要砸到长安时，玄宗带贵妃及杨氏兄妹往四川逃亡，在入蜀道路上的一个驿站—马嵬驿被愤怒的禁卫军士兵逼得无奈，杀了杨贵妃，杨氏几位漂亮的姐姐也都死于那一场有名的兵变。当时安禄山正在洛阳，听说这件事，连叹了好几声，很是惋惜了一番。

唐代妇女衣着暴露是众所周知的事，就像现在的人们出游，喜欢照相摄影一样，杨氏姐妹游春，便请有名的画家张萱为她们画像，于是让我们看到流传到现在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萱是开元、天宝时期宫廷职业画家，他的官名叫“史馆画直”，职责就是奉命作画。他的这幅画的原作已经看不到了，其宋代摹本现在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据说宋代那个亡国皇帝赵佶，即宋徽宗，为了学画曾经临摹过，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画，可能就是他的摹本。从这幅画上，我们看到夫人们衣着果然暴露，人们可以看到她们的粉面和酥胸。杨氏姐妹们还有“素面朝天”的传说，说为了显示自己天然的美，她们常常不施脂粉去见玄宗。安禄山当时目睹夫人们的芳容，可能真的产生过用武力颠覆唐王朝，把杨氏姐妹占为己有的念头，这种念头由最初一闪念，后来发展为一种强烈的渴望。

安禄山本人长得据说“肥”而“白”，或者说“伟而晰”—身材魁伟，而且皮肤白皙。天宝四载（745年）这一年他四十二岁，杨玉环二十七岁，玄宗六十岁，从年龄上看，安禄山应该跟贵妃的几个姐姐更接近，而比玄宗更有吸引女人的魅力。一位正值壮年的威风的将军，与几位漂亮贵妇人相处，这件事本身就容易引人遐想，风言风语中也传出过他与杨氏姐妹们不清不白的新闻。但这似乎不能满足这位将军的欲望，他想名正言顺地把她们弄到手，所以才有近乎十年后那场浩浩荡荡的大规模动乱。女人祸水，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连追究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难发生的原因，也要几个娇艳的杨氏姐妹承担责任。大家知道，女人的美引发一场战争，或引起一场祸乱，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发生过，在中国西周末年的幽王时代也发生过。

然而关于安禄山为什么发动叛乱，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的观点。司马光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史学家，他没有采取姚汝能的说法，他把安史之乱作为一种历史教训，一本正经地告诫他的皇帝陛下：“成由勤俭败由奢。”他认为安禄山产生反叛之心，大约是因为看到玄宗豪华浪漫的生活而产生了企羡之心。

当年，玄宗每次举行宴会，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接着是鼓吹、胡乐、教坊乐，还有府、县散乐、杂技；还在车上建造棚阁，缠绕着彩色的丝绸，做成山林层叠的样子，称为山车；还捆绑竹木做成船，也用五彩缤纷的丝绸装饰，上面坐人，用人抬着行走，称之为陆船。又让神仙般的宫女跳霓裳羽衣舞。还有马戏表演，上百匹的舞马，一边口衔酒杯表示祝寿，一边随着音乐舞蹈；最后是成群的犀牛、大象入场，它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有的跪拜，有的舞蹈，非常有节奏。那场面真叫人目眩神迷。

这种场面是安禄山来长安时看到过的，因为安禄山自开元末年至天宝时期多次到过长安。安禄山肯定强烈地感到，当皇帝原来比当军区司令好玩。我们在边境守大门，当皇帝的可以在朝廷如此享乐！后来，安禄山率大军从范阳出发，一路南下，占领洛阳称帝。当他听说玄宗逃走，他的英勇的士兵已经进入长安，他要大宴“群臣”时，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御旨”：“命搜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资治通鉴》卷218），在洛阳宫凝碧池盛奏众乐。这件事说明当年安禄山在长安，看到宫廷里乐舞场面，有多么馋涎欲滴。就像刘邦看到秦始皇的排场，心怀艳羡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安禄山可能也产生过此种幻想。

关于那场战乱，历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发表过各种不同的议论，对造成动乱的原因进行过分析。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甚至唐代的边防政策上、文化上寻找动乱的根源，谈的都相当深刻。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哪怕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它也往往起源于某人的一个念头。正如惠能大师所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六祖坛经》）。姚汝能和司马光都从安禄山作乱动机的产生入手，不能不说抓住了要害，虽然他们的说法未必全面，甚至有某种偏见，或者是借题发挥。安禄山举兵作乱，未必有什么崇高的动机，满足自己的食色之欲，难说不是诱发祸心的发酵剂。就像一颗种子已经埋在了心里，有了它才有后来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至于别的，只能是促成这颗种子发育成长的外部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