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代理权之争打响了公司控制权的战斗

1927 年，格雷厄姆不辞辛苦地奔赴石油城，只不过是为了发表一次简短的演讲，那次会议没人把他视为真正的威胁。北方管道公司的管理层严重低估了格雷厄姆争取董事会席位的意愿和决心。从他们那不屑一顾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争夺代理投票权在当时是多么的罕见。正如格雷厄姆在回忆录中所说：

如果有股东试图干涉公司事务，通常都会被人怀疑是别有用心，也会因此遭到鄙视。

在早期，华尔街的业务基本上是绅士们玩的游戏，而且有非常复杂的游戏规则。其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要侵犯别人的地盘。

但格雷厄姆没有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他认为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对企业的管理团队太过仁慈，他要毫不犹豫地代表股东与公司抗争。他的这种态度显然感染了自己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相继投身到投资行业，而且都以某种方式反抗华尔街的游戏规则。

在格雷厄姆之前，普通股的买卖都是被投机商操纵的，通常对公司的业务没有什么影响。格雷厄姆创设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他让大家相信，公开交易的股票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权益，与企业的内在价值息息相关，他把这些股票当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确保公司董事和高层对他们的行动负责。

格雷厄姆对抗北方管道公司的行动影响了华尔街的精英。1928 年北方管道公司股东大会后，格雷厄姆惊讶地发现，公司其他董事迅速改弦易辙，转而支持给股东们派发现金。

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把代理权投给了公司管理层，但同时也要求公司向股东派发现金。随后大部分的管道公司都从善如流，开始向股东们派发超额现金。

格雷厄姆写给基金会的信显然得到了认同。尽管他们此前宣称绝不干涉其投资控股公司的日常运营，但就在格雷厄姆采取行动 1 年后，小约翰·洛克菲勒自己也发起了一场代理权战役，并在其旗下基金会的支持下成功罢免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虽然事实证明投资北方管道公司是明智的，但格雷厄姆却因为其投资组合过于多元化而没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项投资的重点并不是回报，而是追逐的快感。

这就是格雷厄姆的行事风格。退休后，格雷厄姆读到了著名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回忆录，巴鲁克讲述了自己辞掉工作后专注于个人投资的情形。格雷厄姆对此评价道：

当我读到那么一个毫无说服力又那么自私的结论时，我记得自己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当时我就在想，那么一个天赋异禀、家财万贯的年轻人竟然决定把所有的精力用来为自己挣更多的钱，这也太不光彩了。

艾丽斯·施罗德在所著的《滚雪球》一书中写道，巴菲特说格雷厄姆曾告诫他不要过于关注金钱：

沃伦，记住一件事情，金钱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太多不同。我们现在都将去楼下自助餐厅吃饭，每天在一起工作，还不是一样很开心？

当巴菲特成为超级明星并把公司里的其他分析师甩在后面时，格雷厄姆不仅自己出钱给巴菲特报了舞蹈课程，还亲自去跟工作室核实，确保他的确去上课了。

格雷厄姆 61 岁退休，他提出让巴菲特接替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合伙人地位，并担任投资组合经理。巴菲特开始受人追捧，但其实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之所以还愿意忍受纽约这座城市，是因为他在跟自己的投资英雄共事。格雷厄姆离开后，巴菲特决定回到家乡奥马哈开创自己的事业。1956 年，格雷厄姆关闭了自己的公司，正式退休后搬到了加州。

淡出投资界后，格雷厄姆过了 20 年的退休生活。他周游世界，多次就各种问题到国会作证，加入美国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董事会，又在各地做有关投资的讲座。他修订过一次《证券分析》、三次《聪明的投资者》，还翻译出版了一本乌拉圭的小说。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计算尺和一种记忆摩斯密码的巧妙方法。他跟巴菲特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巴菲特会帮助格雷厄姆以及他以前的学生们定期组织聚会。

格雷厄姆的部分晚年生活是在法国度过的，1976 年他与世长辞。在他离世前不久，距他第一次在华尔街谋到职位 60 年左右，他对《聪明的投资者》做了最后一次修订。这个版本中包括这么一句话：

从1934 年开始，我们就以书面形式呼吁过，股东们应该更机智、更积极地对待公司的管理团队。

即便格雷厄姆能够预见自己对未来投资者造成深远影响，他也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能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截至 1976 年年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持有股票的市值已达到 1.21 亿美元。到 1996 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 280 亿美元。2013 年，伯克希尔持有的普通股市值高达 1 280 亿美元，此外旗下还拥有众多极具价值的私有企业，包括美国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北伯林顿铁路公司和中美能源控股公司。

巴菲特和他的支持者采用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框架，将其发扬光大后形成自己的投资风格，经过在美国的长期经济扩张，积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

随着美国富裕程度扩展得更广更深，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人群也更加广泛，有关公司控制权的斗争也开始遍地开花。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格雷厄姆与北方管道公司的代理权之争实在是过于温和。他曾在书中写道：

我们并不奢望成为董事会的多数派，因为那样我们就需要承担运营公司的责任，而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那么做。

但后来的股东积极主义者则没有那么节制了。如果说格雷厄姆对抗北方管道公司的行动是一场让董事会始料未及的游击战，那么等到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企业董事会已然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