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做第一个打破陈规的人

2008年6月，我首次与贝拉克·奥巴马就NASA的问题开展对话。当时他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人把我引荐给他，称我曾担任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太空政策顾问。这个说法似乎引起了奥巴马参议员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朋友尼尔森一直在游说他延长航天飞机的使用期限”，并询问我是否赞成这个提议。那时参议院有两位姓尼尔森的民主党人，分别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本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比尔。我答道：“我想您指的是比尔。不，我不赞成这个提议。”我脱口而出，并非故意冒犯。当他向我露出招牌式的灿烂笑容时，我知道他并不见怪，因此甚感欣慰。

他很快承认游说者确实是比尔·尼尔森（Bill Nelson），并问我为什么认为不应该延长航天飞机的使用期限。我解释道，航天飞机固然是NASA最显眼的资产，但早在35年前，它就定下了降低发射成本、使太空旅行日常化的目标。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始终遥不可及。我提醒他说NASA已经失去了两名宇航员，事故调查委员会建议让航天飞机在2010年退役。我还指出，现在的航天飞机是基于40年前的技术建造的。最初的设计是每年飞行40~50次，但在前27年里，它的年平均飞行次数仅为5次，耗资逾1 000亿美元。他听了我的满腹牢骚后问：“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次轮到我对他嫣然一笑，向他扼要说明了在我看来NASA应如何利用先进技术和尖端科学，更好地实现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我建议，与其让NASA反反复复去做同样的事情，同私营企业竞争，不如鼓励后者接管航天领域的日常工作，从而使NASA摆脱桎梏，把资金投入到对纳税人来说更有意义的项目当中。

我解释说，成立NASA是为了让航空航天技术造福公众，但当前它用于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项目，仅占NASA预算的不到10%。允许私营企业开拓新市场不仅会降低重大航天研究活动的成本，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收益。假如这次谈话是场面试，我想我应该通过了，因为数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里面说如果奥巴马在11月当选总统，他想请我领导NASA的过渡团队。

在25年职业生涯中，我接受过大量锻炼，已经为执行这样的任务做好了准备。尽管我的背景有异于之前担任过此职的所有人，但我认为这正是我的长处而非短板。

非科班生进入航天领域，只为开创造福人类的航天未来

我并没有为了制造火箭或成为宇航员而加入航天事业。吸引我的是航天活动为地球文明带来的无限可能。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从小就喜欢接受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人生刚刚起步，那时候的“航天”似乎是未来最重大的挑战。由于高中老师和辅导员轮番规劝，阻拦我进入男性主导的科学和工程领域，所以我选择攻读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科学技术政策学位。我将航天事业视作一块价值连城、机遇无限的空白画布，决心在这个领域大展宏图。

我虽然缺乏传统背景，却奉命为奥巴马总统领导NASA的过渡团队，一定是有吉星高照，而此时人类历史刚刚迎来一个重大时刻。由于太空经济的美好前景以及让人感到懊丧的政府部门的拖沓，一些勇于冒险的个人开始在航天器和航天运输方面创新技术，寻求进步，并取得了初步成功。我认为NASA应该为这些刚入场的新人和观念架桥铺路，让航天业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被委以此任后，我有机会也有义务确保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和计划能够改变固有的模式，以取得更大的进步。于是我网罗了一小批志愿者，我们开始收集NASA当前的活动信息，标出各种计划的优劣，同时制订更有意义的备选方案。最后，我们的过渡报告不仅同之前奥巴马与我的谈话精神相一致，也与他在科技与创新上的跨部门政策高度吻合—这份报告提出了一项变革计划，旨在减少航天业的准入阻碍，使公众从这项投资中获益。

报告受到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好评，以至于奥巴马总统在就职后不久，就表示有意提名我担任NASA副局长。几周后，他又提名史蒂夫·伊萨科维茨（Steve Isakowitz）出任NASA局长。伊萨科维茨在我推荐的NASA领导候选人名单上位居榜首，而他的入选是政府对NASA未来愿景的肯定。

伊萨科维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拥有多个航空航天技术学位，并在该行业耕耘了二十年之久。他曾在NASA、行政管理预算局、中央情报局（CIA）和能源部担任要职，服务过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因此深孚众望。毫无疑问，以资历而论由他出任此职无可挑剔。

白宫计划同时公布对我们两人的提名。随着审查程序启动，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制订一个大胆的可持续计划。在奥巴马参选初期，我并不是他的支持者，但我已经看到重塑航天活动无异于对他竞选口号的一种诠释，能让“希望与改变”不再流于空喊。50年前构想的太空时代似乎终于落入我们的掌控中。每一位总统都梦想变革，而2009年2月，我深信NASA可以让奥巴马政府实现这一抱负。

美国载人航天难以为继，追加预算却得寸进尺

随后我们首次遭遇阻力，因为参议员比尔·尼尔森拒绝与我们会面。这位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给出的理由模棱两可，但并没有提到我。白宫人事处后来向我们表示，该参议员有自己的候选人。起初，我并没有把这一威胁当真，认为史蒂夫资历深厚，而总统的影响足以抵消党内某位参议员的拖延。

民主党以60票（多数）控制了参议院，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民主党对NASA领导人的任何提名都会得到确认。更何况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也不是尼尔森，而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Jay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头脑开放，在负责监督航天部门的国会议员中实属罕见。当然，对于新总统提出的NASA领导人选，他一定会进行公开听证。

白宫本可以在没有尼尔森参议员支持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并安排我们在确认提名前与洛克菲勒参议员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会面，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尚未意识到每一点一滴进步都需要他们努力争取。人事小组告诉史蒂夫，他们将考虑进行临时任命，因此有可能推迟确认提名，但由于总统不愿与尼尔森参议员正面对抗，史蒂夫选择了退出。

我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名民主党参议员，仅凭个人意见就能让被总统提名、具备资质的人选直接出局。这对NASA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比尔·尼尔森毕生从政，因1986年的一场公费旅行而备受瞩目。当时他曾由纳税人出资，乘坐航天飞机遨游太空。就像其他建有NASA设施的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一样，他的利益集团往往囿于一隅。此前一年，仍是候选人的奥巴马曾告诉我说，尼尔森正力劝他延长航天飞机的使用期限。在我看来，他的意见可谓目光短浅。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生事故后，调查委员会建议在2010年前让所有航天飞机退役。布什总统表示同意，并在2004年就此出台了政策。我支持让航天飞机再执行一两次任务，但如果真的在2009年完全推翻这一决定，就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和几十亿美元，还要拿更多宇航员的生命冒险。在2008年的过渡期间，我听取了NASA的汇报，断定此事已成定局。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得知旨在替代航天飞机的项目，即星座计划已严重偏离轨道。新项目耗资高达每年三四十亿美元，并且情况持续五年变差，还仍未完成第一个四年计划。

星座计划的确立是为了实现让少数宇航员重返月球的长期目标，而这是NASA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夙愿。它高昂的预算与“阿波罗计划”比肩，而起到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它缺乏地缘政治或其他合理的国家目标，又没有像“阿波罗计划”那样推动技术进步，它只是基于现有技术对航天飞机零部件及其承包商进行重组。

距离原定的登月行动还有十多年时间，因此星座计划的最初目的是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不幸的是，仅仅是火箭和太空舱的资金需求就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际预算。NASA曾就布什政府提出的五年计划向过渡团队作了汇报，而这个计划旨在利用拨给空间站的专款弥补资金短缺。

资金匮乏必然导致空间站过早脱轨，火箭和太空舱就会失去目的地。等到星座计划第一批航天器准备起飞时，空间站恐怕早已化作一片焦炭，葬身太平洋洋底。届时，NASA不仅会在不久的将来丧失运载宇航员的能力，它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的所有航天活动也将终止。

NASA虽未言明，但此举实质上是为了迫使新总统就范，让他每年增加数十亿美元预算，保证资金源源不断流向航天飞机、星座计划和空间站承包商。通常情况下，载人航天在NASA占据优先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从地球和太空科研项目中抽取更多资金，来弥补超支的部分。即便如此，再多资金也无法填补他们在载人航天上所面临的运输缺口。NASA有意在航天飞机退役后向俄罗斯联邦航天局（Russian Space Agency，下称俄航局）付费，为自己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而国会也深知这一点。

载人航天已经难以为继，如果新的领导不能尽快就位，NASA就会错失良机，难以规划一条更为现实的路线。

提出新预算案，在反对声中成了众矢之的

在NASA局长之职遴选标准一事上，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Barbara Mikulski）也在初期提出了个人意见。从很多方面来看，对NASA而言，米库尔斯基比尼尔森参议员更加重要，因为她担任NASA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在过渡时期首次当面会晤时，参议员米库尔斯基要我向候任总统转达以下信息：“宇航员不行，军人也不行。”我明白她的意思，并且做了记录。随后我们转向其他话题，在我离开之前，她又绕回NASA局长人选的资历上。她说：“宇航员不行，除非是萨莉·赖德（Sally Ride）。”当我向人事小组转达了米库尔斯基的态度后，他们让我征求一下萨莉的意见，看她是否感兴趣。

从宇航员岗位退役后，赖德博士曾为NASA提供过大量服务，我也由此结识了她。早在8年前，克林顿总统就试图邀请她担任NASA局长未果。至于她现在是否会转变态度，我并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的谈话如期进行。萨莉对此固然熟稔，但并不想介入其中。她表示她愿意以任何其他方式提供帮助，但言辞之间几乎是在恳求我不要让奥巴马直接打电话给她，因为总统比我更难回绝。我认为萨莉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局长，只要她点头应允，尼尔森参议员很可能会和米库尔斯基参议员一起支持她。但萨莉不想担任此职，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白宫继续约见潜在的局长人选进行面谈，但始终没有人通过审查程序，局面一度僵持。

在制订预算的过程中，这一延误在关键时刻阻碍了事情的进展。由于预计自己会被提名出任副职，因此我从1月20日起正式离开过渡团队。我本可以监督制订经济刺激计划中与NASA有关的内容，包括为我们新确立的优先事项提供巨额资金等事宜，但我离任后，代理局长与国会达成一致，转走了原本分配给星座计划的大部分款项。

次年的预算必须在当年春天完成，而NASA不愿制订一个更可持续的载人航天计划，所以当局需要设法进行变通。作为新领导团队的替代，我们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以便对载人航天计划进行评估，找到一条更为现实的发展道路。当局委任了10位备受尊崇的技术专家和政策领袖，其中包括萨莉·赖德。小组主席由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诺姆·奥古斯丁（Norm Augustine）担任，该小组后来被人称作第二届奥古斯丁委员会。

载人航天评估委员会于5月公之于众。几周后，总统宣布提名查尔斯·博尔登（Charles Bolden）主管NASA。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将军、宇航员曾与比他年长25岁的国会议员比尔·尼尔森一起乘坐航天飞机飞往太空。我也被同时提名为副局长，但相比之下并不引人注意。我们顺利通过审查，并在7月获得了参议院认可。

我们的提名获准几个月后，奥古斯丁委员会发布了评估结果。委员会认为，“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看来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该报告称，NASA“所追求的目标与所得到的资源不相匹配，而且这种危险做法仍在继续”。报告概述了利用发展迅猛的商业航天业开发新技术的潜在选择，从而获得新的能力，同时可能降低成本。

奥古斯丁委员会的意见与过渡团队报告中的观点相吻合，二者共同充实和巩固了奥巴马总统的提议，即让NASA从开发和控制常规操作系统转型，鼓励私营部门提供载货和载人航天运输服务，这样NASA就能把资金投向更尖端的技术和突破性的科学发现。

2010年2月1日，当局首次发布全面预算，公开要求为NASA提供190亿美元资金，用于安全发射航天飞机并扩建空间站；增加对地球科学、先进技术、火箭引擎开发和基础设施振兴的资助；逐步与美国工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向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的商业载人活动。这一转型方案的制订会让NASA逐渐减轻制约其发展的体制负担，NASA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终止令其陷入困境的星座计划。

国会和工业界的老牌航天支持者们却对该方案感到愤怒。这些人在航空航天业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筹划类似星座计划这样的项目。他们宁可牺牲更具竞争力的项目，也要在关键国会选区保留那些造价高昂的基础设施和岗位，无视其运营效率。那些手握数百亿美元合同的公司也强烈抗议，并联合愿意为之游说的权势人物反对该方案。传统既得利益者无视众多政府审查报告和奥古斯丁委员会的公开结论，认为我们提出的转型方案过于激进，有损NASA的体制。他们声称这项提议无异于是对他们的一场偷袭。

博尔登局长很难解释清楚该提议的价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并未参与制订或者并不支持这项行动计划。

在反对该计划的声浪中，我成了众矢之的。

被军工复合体威胁，千夫所指，也义无反顾

我受到了来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航空航天业内人士以及知名宇航员的攻击，原因是我提出的方案有悖于他们的利益。我们欢欣鼓舞、踌躇满志地认为当局有可能推动重大变革，但实际已经受到了身价上万亿美元军工复合体的威胁，而我个人更是千夫所指。

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戴维·维特（David Vitter）谴责我一手策划终止了星座计划，并暗示“执掌NASA的不是局长而是我”。《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一书作者、电影《火箭男孩》（Rocket Boys）的主人翁霍默·希卡姆（Homer Hickam）称我是一个“讨厌的牛虻，早就该辞职了”。NASA拨款小组委员会成员、资深共和党人、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声称，总统提出的NASA预算案“开启了美国载人航天未来的死亡之旅”“这种做法不仅鲁莽地抛弃了力求稳健的原则、已经证实的记录和稳定发展的成功之路，还彻底摧毁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项目，对此国会不能也不会坐视不理”。在提到商业载人航天的预算案时，他说：“眼下，与NASA签约的那些服务商就连将垃圾从空间站带回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安全地运送人类往返太空了。”

作为负责为NASA授权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尼尔森参议员批评总统不该大幅削减登月计划资金，并表示此举可能导致美国在太空探索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他指出预算案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比如延长空间站的使用期限，但表示预算整体反应不佳，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在扼杀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他责备当局缺乏领导能力，并暗示总统不知为何竟会听任几个预算审查员左右他对NASA的通盘安排。

同年3月，该小组委员会就美国商业航天能力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预算申请中有60亿美元用于资助“太空出租车”商业载人项目。在听证会上，尼尔森参议员反复问及此事，并质询道：“既然国会控制着财政支出，假如国会决定把总统计划在未来5年动用的60亿美元用于加速登陆火星，研发重型运载航天器，而非用于证明我们可以利用商用航天器开展载人活动，那该作何处理？”

反对我们提议的不只是这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但他是国会最关注NASA和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在NASA领导人选的问题上，总统已默许了他的要求。他不仅不肯承认该提案的价值并呼吁人们加以重视，反而与共和党同僚携手一起唱对台戏。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在NASA至关重要的几个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在早期举行的听证会上，她曾表示：“国会必须对NASA拟议预算案中最基本的内容进行严密审查。我认为，如果国会接受并支持该预算案目前的版本，那将意味着我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领先地位就此终结。在载人航天领域，情况无疑亦是如此。”

对于出资协助开发商业航天器的提议，哈奇森声称“持怀疑态度且十分失望”，并表示“将60亿美元拨给一股不过刚刚起步的商业力量，在我看来极不合理，也肯定很不可靠”。然而，在该计划的批评者中，没有一人承认他们已经批准了一项替代方案，即向俄航局支付数亿美元，以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

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吉恩·塞尔南（Gene Cernan）分别是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也是美国尚健在的两位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两人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在载人航天探索方面，当局的预算缺乏侧重点，事实上这份行动蓝图终将一无所获。”阿姆斯特朗补充说，该计划有可能出自某个小集团的秘密策划，并指责总统“得到的尽是些糟糕的建议”。塞尔南也表示，该提议很可能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仓促提出的，局长对此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斥责道：“此举不仅会危及载人航天和太空探索，也会危及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最后，他在证词中断定，“现在，面对本届政府必然走向碌碌无为的做法，我们必须改弦更张。在决定如何投资开创美国未来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大胆而明智、富于革新精神”。

迄今为止，我认识塞尔南和阿姆斯特朗已有20年之久，我也和全球其他所有人一样，对他们的英勇表现和巨大成就感到敬畏。较之于其他方案，他们与早期许多宇航员一样，都希望政府继续付出如“阿波罗计划”般高昂的开支，以持续不断地把少数像他们那样的宇航员送往太空深处。塞尔南的证词也表达了此意。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也是奥巴马总统的批评者。两人都声称自己的观点并非针对某一党派或个人，但阿姆斯特朗的说法很难让人毫无芥蒂，因为他曾写道：“过渡团队不应参与此类决策。虽然无论男女，这些人都经验丰富、满腔热忱，也制订过不少航天计划，但他们既不是航天工程师，也不是前项目负责人，他们拥有的专业知识更不足以让他们在技术领域做出任何选择。”

我衷心赞同技术问题不应由我这样的“航天爱好者”来决定，因为作为过渡团队成员和NASA副局长，我的职责并不在此。在向总统提出建议之前，我参考了可靠、独立的技术分析，这些分析结果不仅为我提出的政策和管理建议提供了信息，而且与新一届政府的目标相吻合。我虽然从未到过太空，但我深谙政府所应发挥的正确作用，以及如何设计相应政策，激励有关部门做出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举动，而以上这些可不是宇航员培训课上能学到的内容。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传统航天拥趸者和新一代航天倡导者之间的漫长混战，后者认为NASA受到暗中控制，需要他们力挽狂澜。混战的一方是重大利益攸关者，包括航空航天公司、游说人士、宇航员、贸易协会、狭隘自利的国会代表团以及NASA的大部分人员，而另一方则是少数直言不讳的航天爱好者和政府官员、几位亿万富翁、出于政治考虑任命的人员以及美国总统本人。

种种批评与威胁甚嚣尘上时，适逢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上映。在电影中，红袜队老板约翰·亨利（John Henry）曾对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的奥克兰A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Bean）说，第一个敢于打破陈规的人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正是这句话让我忍受甚至欣然接纳了自己所遭受的伤害。这部电影我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它总是能给我带来安慰：

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想法，但第一个敢于打破陈规的人……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必然的。这不但威胁到他们的经营方式……而且在他们看来，还威胁到了整场比赛。真正受到威胁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他们的处世之道……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无论是某个政府、某种经营方式或者任何其他事物，那些大权在握的人，那些掌控全局的人，都会抓狂不已。

我们正在推进的转型正是如此，因为这威胁到了某种经营方式，威胁到了一桩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生意，他们的反应就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力谴责和抨击。由于缺少总统和局长的明确支持，我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指控将会彻底葬送载人航天事业。那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大权在握、在体制内掌控着航天计划的人们全都抓狂不已。

我并不打算挑起冲突，而是一心想要航天活动变得更加便捷、更可持续。我并不打算葬送未来，而是一心想要力挽狂澜。我们需要冲破的不仅是地心引力，还有当下严峻的处境。

航天事业走向太空并连接世界，不能被当权者因私利掌控

1958年，NASA依法成立。之后3年中，它将第一个美国人送入太空，并受命开展人类登月行动。在随后10年里，这个年轻的航天机构成功实施了“水星计划”、“双子座计划”和“阿波罗计划”。

“水星计划”完成了20次无人飞行和黑猩猩试飞，成功进行了6次载人飞行；

“双子星计划”成功开展了10次行动，将16名宇航员送入太空；

“阿波罗计划”完成了11次载人飞行，将29名宇航员送入太空，同时有12名宇航员成功登月，并安全返回地球。

我10岁的时候，“阿波罗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有人曾对NASA的未来进行研究，并预测到1980年人类将殖民月球并成功登陆火星，就连普通人也能支付得起遨游太空的费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0年，当我准备向候任总统提议如何以最佳方式重塑NASA的政策时，美国虽然已将差不多350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但仍没有一人在太空中的飞行距离超过400英里（约644千米）。就这种成绩，还是纳税人平均为每位宇航员上天支付了逾10亿美元才达成的，研制和发射机器人航天器和卫星的开支也依然是天文数字。

以通胀调整后的相对价格计算，NASA的预算一直是它鼎盛时期的一半以上，NASA鼎盛时期在冷战期间，当时美国要在登月竞赛中击败苏联，但现在航天界还是将缺乏进展归咎于资金不足。

NASA的领导人通常是宇航员和工程师出身，这些人不会质疑自己所开展活动的公共价值或实际意义。事实上，其中很多人认为他们有权要求将自己或朋友送入太空，而无须作出任何解释。他们无意将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和应尽的义务转让给私营部门，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此事应由他们决定。

为充分发挥NASA的潜力，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政府计划和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希望能让航天活动变得更具可持续性。这就需要降低基础建设和运输成本，确保我们拥有长期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及保护环境以维持地球（和太空）的宜居性。但对其他人来说，可持续性不过意味着把工作分散到各个关键国会选区，以确保现有计划不会被取消。我的经历复杂多样，所以我得以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我知道航天界很难接受这种看法，但我也清楚这是更重大的事业，值得我为之奋斗。

我从小就对NASA的历史十分着迷，但我也明白如果只是安于以往的成就，我们就会限制这个部门的未来。昔日的挑战已成过眼云烟，我们却仍以此为方向。NASA早期的辉煌使它变得目光狭隘，妨碍了航天计划以预期速度向前推进。对于数十年的停滞，航天界虽然感到沮丧，但始终不愿接受问题的根源。有太多利害攸关者被资金和利益所驱动，要维护当前的处事方式。

事实上，推动航天业发展的动机不胜枚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与其让少数人受益，不如充分利用航天活动造福人类和社会。未来的太空活动不仅能让我们兴旺发达，还有助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在我们地球大气层以外，也就是我们称为太空的区域，开展的航天活动，已经为全球市场带来了近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即使你并不精通数学或科学，你也能明白，与在多个行星上繁衍生息相比，人类只局限于地球一隅，显然要脆弱得多。

早期的探索者们不畏困难，在地球上艰险且陌生的环境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行动能力，利用海洋和大气这些地球自身的独特事物发展起来各行各业，行业的能力截然不同却意义重大，比如交通、通信、科学研究、国家安全、旅游和娱乐等。同样的，太空也是一个拥有独一无二特征的场所。致力于太空开发的产业也在逐渐发展，其用途同样天差地别却意义重大：

语音、数据和视频信息在全球的即时传输；

对时间和位置的精确测量；

对地球大气、陆地、冰面和海洋之间相互作用的观测……

这些都会对全人类产生影响。航天事业走向太空并连接世界，让我们得以增长知识、发展经济和促进国家安全，为人类更大的福祉做出了贡献。NASA早期在载人航天方面取得的成功不仅提高了美国的声望，巩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更鼓舞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为了确保人们能安全通行，不同的可穿越的自然环境需要使用不同的运输系统。就像海运和空运一样，太空旅行正在变得更加安全可靠和经济高效，人类将开发出多种多样的运输工具、功能设备和不同的目的地，更好地对太空的独特视角、环境和资源加以利用。

与海运和空运不同的是，五十多年来，各国政府一直是人类航天运输的主导力量，因此限制NASA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普遍存在。这些机构的当权者们始终认为，摆脱地心引力、进入太空的航天事业应该继续由他们掌控。

事实上，政府部门的关键作用在于推动技术进步和减少美国私营部门的准入障碍，让他们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现在航天产业日趋成熟，与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和共享资源分配相关的政府规定也必须不断改进，才能跟得上这些新兴力量的步伐。

纵观美国历史，个体和私营部门都曾取得过重大技术成就。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通过创新和投资改进了多项技术，超越了政府独立开展的行动，极大地利好社会和国家。

载人航天的进步一直被相互冲突、规划不当的政府计划和政策阻碍。这些政策遏制了它发展所需的资本投资水平，而情况直到近年才出现转机。

现在，航天活动终于得以重回航空业在最初几十年里所达到的高度。有人开始不惜重金前往太空，只为一览无垠胜景，体验令人激动的失重感。而SpaceX、蓝色起源、维珍银河以及其他数百家私营企业受到激励，获得了巨大成就，也为将来能够取得更重大的进展铺平了道路。但这只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我们已具备足够的学识和能力，可以规划出一条充分利用太空领域来促进地球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道路。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有朝一日，那些勇敢无畏的人们将会和航天探测器一起，向外太空拓展更大的人类生存空间。

决然加入传统航天界排挤的“太空海盗”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密歇根州，父母分别是股票经纪人和家庭主妇，祖父母都是农民，因此人们很难料到，我后来竟会在NASA任职且饱受争议。我依稀记得曾在电视上观看过登月直播。母亲还保存着一张我的画作，画上是一名宇航员站在月球上，拿着国旗矗立在登月舱旁，但我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与自己画作中的这名宇航员如此熟稔。我曾竭力回想8岁那年我是否对太空留下过什么深刻印象，但大多数时候只记得自己玩芭比娃娃的场景。假如父母注重培养我儿时的兴趣，那我后来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理发师，因为我总是喜欢剪掉娃娃的头发。

在那个年代，如果家中没有男孩，屋子里就不可能有飞机、火箭或航天玩具，而我也的确没有兄弟。与我未来职业生涯最接近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有一位叔父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当飞行员。受到他的启迪，我忽然对空姐产生了短暂兴趣。在兰辛机场的一次户外教学中，布鲁斯叔叔向我们这些五年级学生展示了他所驾驶的波音737飞机的驾驶舱。班上的男生收到的翼形胸针上写着“未来飞行员”，而女生的上面则写着“初级空姐”。

12岁那年，我所在的坚信礼班（church confirmation class）要求每名成员挑选一个词语用来形容另一名成员，然后在教堂会众面前受礼时予以公布。我们为男孩子选择的词语包括有领袖气质、头脑聪明、擅长运动等，为女孩子选择的则是性格开朗、举止优雅和心地善良。我站在会众面前，急切地等待牧师宣布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当我听到牧师说出“性格坚毅”一词时，我强忍住自己的泪水。尽管坚毅的性格对我后来的人生大有裨益，但在1973年，作为一个年仅12岁的少女，我还是希望人们认为我性格开朗、举止优雅或心地善良。事实证明，我的朋友们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简直就是个假小子，只不过这在当时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表现出被视作男孩典型特征和举止的女孩。我留着一头短发，热衷并擅长各类运动。我热爱科学和数学，而且成绩优异。但我也同样喜欢跳芭蕾、弹奏乐器和当啦啦队长。我不想错过这一切，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密歇根州中部，这其实不太可能。

在高中时期，我功课全优，能力测验预估我将从事与工程和科学有关的职业。包括我在内，我们年级共有6人在高中四年级之前完成了所有可学的数学课程。暑假结束后，我发现学校的管理人员为另外5名男生在当地大学注册了微积分课，但没有人联系过我，问我是否想和他们一起上这门课。当我的父母问起原因时，得到的回复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女孩愿意去学微积分。虽然母亲对此十分不悦，但我却很高兴自己可以多学一门选修课，并且为不用跟那些讨厌的男生一起乘车上课感到释然。然而，由于高中没有学微积分，导致我像很多同龄女孩一样在大学时选择了社会科学。我对太空并没有产生过什么直接兴趣，直到后来NASA派遣一名跟我长相酷似的宇航员进入太空，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1983年，我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开始了第一份全职工作，为约翰·格伦（John Glenn）参加总统竞选服务。经常有人猜测，我之所以到华盛顿为格伦工作，是因为他是一名宇航员。我知道这种猜测很适合用来描述关于我的种种传闻，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加纠正。事实上，我大学毕业后找第一份工作时的目标更加务实：我对美国目前的政治领导层感到失望，我想帮助我认为更加出色的人物当选。在大选前一年多，我在为毕业后做打算时，格伦是竞选中唯一一位在民调中领先里根总统的民主党人。

我出生于政治世家，甚至还不会走路时就开始参与竞选。我的祖父和叔父都是共和党人，除了务农，两人在密歇根州的立法机构一共工作了40年。姐姐和我都曾出现在竞选宣传册上，当我还是个婴儿时，祖父就会带我参加游行，一边抱着我一边与其他人握手。有一次州议会开会，恰逢学生到国会参观，于是祖父让我和他一起进入众议院大厅。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的榜样是那些致力于帮助同胞的人民公仆，他们对我的性格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的理想是像他们一样造福他人。

在1983年之前，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政治竞选活动，但还未参与过全国大选。我发现这样的经历着实令人精神振奋。我勤奋工作，后来成了一名日程计划员，经常要在一个敞开式办公室里待上很长时间。烟灰在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积如山；长长的电话线弯弯绕绕，连接着一部部大型电话，响铃声此起彼伏。我很快喜欢上了这场竞选活动，也爱上了即将成为我丈夫的戴夫·勃兰特（Dave Brandt）。他毕业于肯特州立大学，当时正在格伦的新闻办公室工作。

在独自完成轨道飞行不到两年后，格伦离开了NASA，也是第一位离开NASA的宇航员。作为一名参议员，他避免在任何与航空事务相关的委员会任职。他想让人们记住的不只是他历时5小时的三圈轨道飞行。但在竞选期间，当根据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著作改编的电影《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在各大影院上映时，他同意对以往的航天经历展开宣传，以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然而，事情的进展却不尽人意。就像其他“水星计划”的宇航员一样，格伦被描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者。有人认为这部电影给他带来的弊大于利。

1984年3月，13个州陆续公布了“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的初选结果。参议员格伦虽然在竞选开支上超过了其他候选人，却没有拿下一个州。翌日，一幅政治漫画不胫而走。在这幅漫画中，加里·哈特（Gary Hart）声称“我是新生力量”，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表示“我正蓄势待发”，而格伦则说道“我已成为历史”。

我始终未能与格伦参议员熟络起来，但当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或亲自造访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总是佯装记得我。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与他共事数次，当时我们都在NASA负责为其他总统候选人提供咨询。我与他在竞选初期的交集为我们后来的职业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不过他的政策观点要比我更为传统。

尔后，竞选活动骤然结束，高级员工开始为初级雇员寻找出路，有人帮我在一个名为“国家航天研究所”（National Space Institute）的非营利性会员制机构找到了一份入门级工作。1974年，NASA在“阿波罗计划”后缺乏舆论和政治支持，人称“登月计划之父”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感到沮丧，受航空航天业资助，他创立了这个研究所。冯·布劳恩于1977年去世，但我的新上司、执行董事格伦·威尔逊（Glen Wilson）博士从为林登·约翰逊参议员担任议会书记员时就认识冯·布劳恩。威尔逊博士打算于不久后退休，因此会每天上午读读报纸，下午向大家讲起他记忆中的冯·布劳恩以及航天计划开展之初的轶事，包括NASA成立的缘起。

在威尔逊博士退休前，国家航天研究所与另一个航天游说组织L5协会合并，更名为国家航天协会（National Space Society）。L5协会由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杰拉德·奥尼尔（Gerard O’Neill）的一批追随者所创建，与成立之初就有高层介入和业界支持的国家航天研究所形成鲜明对比。奥尼尔教授提出了许多理论，尤其是可自由飘浮和自我维持的太空殖民地这一概念。该协会名称来自地球—月球系统内的拉格朗日点，也就是奥尼尔设想的巨型圆筒状太空定居地计划悬浮的地点。

国家航天研究所致力于倡导NASA提出的一切项目，但L5协会的成员相对激进，希望推出更可持续的航天发展计划。简言之，冯·布劳恩的拥护者们就像一群探险家，他们之所以被航天活动所吸引，是为了迎接大胆的挑战；而奥尼尔的支持者们则是一群开拓者，他们被太空所吸引，是为了进行经济扩张并为人类寻找新的定居地点。这两个组织除了各自倡导的观点不同，具体行动方式也存在差异。国家航天研究所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传统道路，而L5协会更乐于采取积极行动挑战现状。这也是我首次结识这个在本书中被我称为“太空海盗”的群体。

就像地球上的公海海盗一样，这群“太空海盗”既会被描述为英雄，也会被形容成坏蛋。20世纪30年代，在连环漫画《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中反复出现的恶棍被称为“太空海盗”，不过对早期科幻小说家来说，这个词是指未来在太空贸易航线上对小行星进行采掘以及从事其他活动以获取悬赏的豪杰。

更为人熟知的角色还有《星球大战》（Star War）中的汉·索罗以及安迪·威尔《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一书和同名电影中的马克·沃特尼，后者自称是第一个“太空海盗”，因为他为了在这颗行星上生存下来，未经NASA许可占据了一艘停在火星“国际空域”的太空船。

2019年，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在为特朗普政府的新“太空军”辩护时称，正如海盗危及公海安全，太空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埃隆·马斯克随即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面画着骷髅和交叉腿骨图案的海盗旗。

与任何群体一样，“太空海盗”也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特点和观点的独特个体所组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耗费了数十年时间，付出了高昂的个人成本，促进了航天文明。他们促成了多项重要政策和立法，阻止美国签署可能妨碍太空发展的条约，成立了一个个新的公司和组织，对国会议员发起游说，挑战航空航天业的资深领袖……他们做了很多，但往往遭到传统航天界的忽视和排挤。这些人不仅激励了我，也是我最早加入的太空大家庭。

1972年，尼克松总统在宣布建造航天飞机的计划时表示，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航天运输系统，旨在让20世纪70年代的太空边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人熟知，（边界内）成为便于人类出入和开展活动的领域”。他还说：“这将使人们对进入临近空间的航行变得习以为常，（对出行宇宙）发生彻底改观，并极大地降低宇宙航行的成本。”NASA最初预计该计划的研发费用为60亿美元，但实际开支却翻了两番。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所有关注该项目的人们来说，这个当初许下的诺言显然永远无法兑现。

“太空海盗”们早就发现，航天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行业缺乏可负担及可信赖的准入门槛。他们认为航天飞机计划正在阻碍技术进步。这一观点让他们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了另一些人眼中的反派。为了实现目标，“太空海盗”们最开始的时候采取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策划《1984年商业航天发射激励法》（1984 Commercial Space Launch Incentives Act），旨在支持政府从私营部门获取更多新型设备和服务。

我认为这一观念极为合理，但我并未深究为何此事不是由国家航空航天部门发起，而是由一个小型非营利游说组织完成。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太空海盗”们却很清楚：传统的航空航天界更关心如何在NASA的预算中多分一杯羹，无人关心如何削减成本以设计一个可持续的行动方案。

“挑战者”号事故摧毁了我对NASA的崇敬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仍对NASA仰之弥高。在国家航天协会，我办公室对面就是NASA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我和同事经常光顾当地的酒吧，并且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宇航员和NASA的高层人士。我对NASA的一切都沉迷不已，甚至还加入了他们的垒球队。一开始，航天飞机计划成功激发了民众的兴趣。当我逐渐结交了一些宇航员，并发现他们并非全是出身行伍的白人时，我感到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太空时代。国家航天协会也以广为人知的新型航天飞机为重点，开展了会员观光和公众教育活动，于是我立即抓住机会，参与了进来。

1986年1月12日，当“哥伦比亚”号执行代号61-C的飞行任务时，我正在佛罗里达州带领会员参观。这是该飞行任务第5次尝试发射，自1985年12月起，我先后4次率团抵达，但每次都会遭遇发射延迟。技术和天气问题一直困扰着该项目，在航天飞机交付使用5年后，这仅是其第24次执行任务。NASA急于证明他们可以达到此前宣传的发射率，为了证实该系统的安全性与常规性，他们开始让非专业宇航员登上航天飞机参与飞行。为此，当天上午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尼尔森与新手飞行员查尔斯·博尔登一起加入了机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人在这次飞行中建立的联系日后会对航天计划与我的事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此时，第二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已被安置在邻近发射台上，足以显示NASA意欲加快行动步伐。当“哥伦比亚”号终于点火成功后，下次飞行任务按计划将于两周后执行。

我兴奋地带领另一个参观团回到佛罗里达州的阳光下，准备观看1月27日的“挑战者”号发射。在4英里外的观景现场，我一边和大家一起从上午等到下午，一边回答有关NASA和航天飞机计划的问题。

负责关闭舱门的技术人员在从舱门卸下把手时遇到了困难，先是尝试手动松解未果，于是请求借助电动工具进行拆卸。发射台的技术人员去取来电池驱动的钻机和切割刀片，但在到达竖架顶部时却发现电池没有电。接着，他们决定用钢锯切断把手，并请人把钢锯送来。一名维修工再次奔出服务大楼，乘电梯来到竖架上。最后，众人协力锯掉了把手。就在此时，由于锋面过境，风力超过了发射阈值。此前频发的状况已经耽搁了数小时之久，随着风暴即将到来，发射时限业已失效，7名宇航员被护送出了飞船。

为了激发公众兴趣和证明航天飞机的安全性与常规性，NASA不仅将国会议员送入了太空，还启动了以“太空教师”为首的平民航天计划。第一位入选的教师是克里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e），她也加入了“挑战者”号机组，这让当天频发的尴尬状况变得更加公开化。我曾在华盛顿的数次活动上见过麦考利夫和其他几名机组成员，可以想象得出对于令人困惑的延误，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懊丧。

当我们离开观看现场时，我询问NASA派到我们巴士上的志愿者，在他看来次日是否会进行发射。这位20多岁的工程师漫不经心地答道，天气预报显示明日清晨气温过低，因此不适合进行发射。在得到上述回复后，我乘坐晚些的航班返回了华盛顿特区。然而，当我仍在公寓准备前往办公室时，我发现NASA准备再次尝试发射，并且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一夜之间，一股冷锋竟然席卷了卡纳维拉尔角。摄像机拍下的照片显示，在燃料装载过程中航天器和燃料舱结冰。但既然他们已经开始倒计时，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现场的经历总是激动人心，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对于事前得知发射有可能遭遇天气问题的坏消息，我感到有些恼火。然而，就在升空73秒钟后，航天飞机的尾迹突然爆炸，变成了一团火球，我的失望之情顿时化作难以置信。

参加这次发射活动的有不少是宇航员的亲友，当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空旷的天空中极目搜寻，当数百万学童在电视上观看盛况时，“挑战者”号突然解体。这是NASA首次在飞行中出现宇航员死亡的事故，而NASA此前承诺，这种航天器将使太空旅行变成一种价格低廉、安全可靠的日常活动。

后来，当萨莉·赖德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导致高温气体从固体火箭助推器中泄漏的温度问题上时，世人得知，负责这次发射的NASA管理人员和承包商不顾工程师们的强烈反对，没有遵守既定的温度规则。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对NASA和业界领导人物对国家的宝贵资产、机组人员的生命和人类航天的未来如此无所顾忌，感到无比惊愕与气馁。

“挑战者”号事故是航天业发展的一次决定性事件。为了证明政府在该项目上巨额投资的合理性，美国的政策规定，几乎所有卫星都要由航天飞机发射，而这种做法消灭了市场竞争。这场灾难不仅造成7名宇航员死亡，还导致数十颗用于国家安全的卫星以及民用和商用卫星停飞。事故发生后，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规定航天飞机仅能用于执行需要宇航员参与的任务，并且将已有一次性火箭的所有权移交给私营部门。在中断了近三年后，航天飞机重新起飞，只不过执行的任务更加单一。

1984年，里根总统启动了一项名为“自由空间站”的行动计划，旨在作为NASA发射航天飞机的主要目标。政府宣称该计划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如果没有目的地，航天飞机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时不能超过一周，因此建立一个空间站对于探索如何在太空中长期生活和工作至关重要。此外，一旦拥有了空间站，航天飞机就有理由继续运行下去，这一点恐怕并非巧合。“挑战者”号发生事故后，对于是否继续使用航天飞机，舆论没有太多争议，但如果政府没有筹划建立空间站，情况则要另当别论。

里根总统在一次演讲中对该计划做了介绍，概述了建立空间站的目的，即促进科学进步和商业发展。里根预测，“空间站将使我们在科学、通信以及那些只能在太空中制造的金属和救命药物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他说：“正如海洋为快速帆船和聪明的商人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今天的太空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25年后，当我回到NASA工作时，该计划已耗资1 000多亿美元，但上述目标仍遥不可及。

从政策和经济学视角，去填补航天世界的空白

1986年的航天飞机事故对我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场悲剧让我和许多人开始质疑NASA到底在做什么及其目的何在。国家航天协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非政府航天组织之一，因此也应媒体之邀发表专业见解。事故发生当晚，我作为嘉宾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仿佛被丢进了深水区，但我并没有被各种问题吓倒，因此不断收到邀请，要我就公共航天事务进行分析和发言。

我喜欢强调航天事业催生了众多创新产业，让我们获得了绝无仅有的科学知识。人们普遍认可的是，NASA的早期投资推动了全球即时通信、小型电子设备和航空技术的进步，增进了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而这些知识无法直接从地面获得。很多人对NASA自“阿波罗计划”以来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足以表明政府投资载人航天的目的与民众相脱节。民众更关注的是在登月竞赛中击败苏联后，美国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竭尽所能为NASA的载人航天项目辩护，给出了人们最常想到的理由，譬如为了提高国际声望和鼓舞人心。但在“哥伦比亚”号事故发生后，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牵强。以往的经历使我懂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想为政府在载人航天方面的投资辩护，往往需要巧妙地避开潜在的问题。然而，对人们提出的所有疑问，我决心如实地严肃作答，并加以深入探讨。

NASA所谓制造“副产品”（spin-ofs）的说法似乎也常常站不住脚。如果政府只是想要搞出诸如记忆海绵或无线电力工具之类的创新，比起耗费数十亿美元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一定还有更可行的方法。此外，这种经济观点也具有一定欺骗性，因为对政府工作岗位的直接投资假使不能刺激产生新的市场，只会减缓而非促进经济发展。

在我看来，需要持续开展航天活动的理由很简单：人类这个物种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是超越地球的界限。这是一个需要许多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不单单是NASA的责任。不过，“太空海盗”们已经想出了很多利用太空资源的方法，能够为仍在地球上生活和已经离开地球的人们提供帮助。

我很喜欢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的《总观效应》（The Overview Efect）一书。这本书描述了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一切如何改变了他们对地球环境以及人类在地球上共同生活和工作能力的看法。我认识的每一位宇航员都曾谈到，在看到大气与陆地之间那条一望无际的细线时，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这一景象当然十分特别，但我也意识到这种体验除非来自出身各异、形形色色的人们，否则很难产生重大影响。

对我而言，人类航天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改变人类和社会。关于这一点，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从月球背面拍摄的一张照片，名为《地球升起》（Earthrise）。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被公认为环境运动的发端。在此之前，机器人航天器也曾从太空拍摄过地球的照片，但只有人类才能发现这种独特的视角。这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一景象，清楚了这一点，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才更有意义。

由于对航天项目做出过缜密而清晰的解读，我一时声名远播，并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在该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我的使命是确保未来的航天活动充分发挥其潜力，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我本打算去研究生院攻读工商管理学或法律，但在发现了自己新的目标和激情所在之后，最终决定要拿到与之相关的高级学位。

乔治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国际科学与技术政策硕士课程，且侧重航天政策，于是我在继续全职工作的同时上了夜校。该课程着眼于历史，而我也很愿意学习怎样才能吸取过去的教训，以推出更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利用太空的优势。我之所以被航天项目所吸引，几乎与其他喜爱航天世界的人的原因都不一样，这一点有时很令我困扰。我不希望自己显得方枘圆凿、格格不入，我想方设法要把各个环节连接起来。我想填补整个拼图中缺失的一块，帮助那些才华非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破解宇宙的奥秘，推动文明的发展。

“挑战者”号事故打破了传统规则，所有航天活动的参与者都无比震惊。NASA的决定注定让它命运多舛，事故不仅显现了其糟糕的管理方式，也暴露了声望卓著的安全和工程领导团队所忽视的技术失误。从那个寒冷的冬日开始，政策发生了转向，最终让私营部门得以大张旗鼓上场角逐，只不过当时还不引人注目罢了。无论是命运使然还是成绩欠佳让我无法学习微积分和攻读工程学，后来的事实证明，研究政策和经济学给予了我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接下来35年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